［法］霞 飞
序
当１９２１年，在元帅正式访问极东以后，他的一位最恳挚的老友曾竭力劝他将其回忆录加以整理，几度的踌躇之后，他才决定从事于这件工作，原因是他不愿意惹起人家的注意，也不愿意跟谁打笔墨官司或答辩人家的批评及攻击，这是从他一直到死的态度上足以证明的。然而他是应该将他在战前及战争中所完成的高级职务，留在他的身后作为他行动的逸语和思想的证据的，并且对于他一生热心地服务了６０年的国家，在各种大事变中他都占着非常重要地位，他也应得让人们获得广大的教益的。
这回忆录开始于１９２２年，完成于１９２８年，计用打字机打成的共 １２１８ 页，而在每页的右边上面都署着元帅亲自所签的名字：
这回忆录包含着四个篇幅即：
第一篇系在大战前，从霞飞将军就任于最高军事委员会，到１９１４年８月２日止。
其他三篇则系从大战开始，一直到他放弃法国军队的指挥，而荣膺元帅的要职时（１９１６年１２月）为止。
此外还包含用简短的语句写成的，在１９１７年阴郁的春天，他旅行美国时的逸语。
N。D。E。
第一篇 大 战 前
第一章
就职于最高军事委员会（１９１０年２月）——被任为总参谋长（１９１１年７月）——第十六计划——第十六计划修正案——米兰朗先生与最高统帅部改革案；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０日及５月１４日之法令
１９０９年９月，当我正在阿米昂（Amien）任第二军团长时，那是我从上一年以来就担任了的，脱力模（Tremeau）将军告诉我，当他在西宋纳（Sissonne）指挥骑兵演习时，要我担任兵站总监，以替代将调往参谋本部预备科的勒复尔（Lefort）将军，我便向脱力模将军表明我的志愿，请他不要把我放在这种十分专门的职务上，而让我也能熟悉各种作战的问题。脱力模将军回答我说这种职务不过是暂时的，他很懂得我的志愿，他打算同时委我检阅军队。
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３日，陆军部长勃仑（Brun）将军任我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及兵站总监。同时，我并被任命为第七、第十三及第四军团的检阅官。
同年５月２日，我第一次出席于军委会会议。华伊爱力斯（Fellieres）先生任主席，脱力模将军依旧当副主席，讨论东北国境防御构筑问题。这是我很熟悉的一个问题。当我任工兵监时，我早就对于这问题有我的见解，我认为在现状之下我们还没有一种严密的防御工事。或者说，在我们东北的国境上，我们那些设备不完全的要塞，是绝对抵抗不了现代兵器的，但人们却硬把它们当做要塞看待，而委任军官在不堪接受的情境下担任防御的职责。
同样，当讨论到孟巴尔（Montlard）、孟默第（Montmedy）、罗孟（Lomont）、龙威（Longwy）各要塞时，我表示我的意见以为所有这些要塞，可把它们视为同一性质，依它们原来的样子，应该委任一位总司令官负其专责，要是不能把它们筑成现代式堡垒，也得将它们利用为野战的支撑点。可是我的意见未获军委会各委员的赞同，他们认为这些要塞是具有抵抗能力的，所差的只是器材零件的限制而已。
然而另外一个我从很久以来就关心着的意见，在这主题上却得到了贡献的机会，我指出为增强这些要塞，必须配备非常机动的重炮。关于这一点，我们和德国比较，显然是瞠乎其后的。我所要求的这种兵器，据我的意见，当有两种用处：能增强要塞受攻击时的防御力，其次则为协助攻城时轻炮兵工厂之设施。
这问题似乎感动了主席：他转向陆军部长并询问他的意见。部长也承认我们的攻城兵器系野战兵器。并且说因为缺乏经费的缘故，不能同时获得这两种器材。这种延宕的答复，正反映出勃仑将军的精神，这答复不能使华伊爱力斯将军满意，后者要求人家对于这弱点加以注意并设法补救的。他说：“对于这种问题应得有一个实际的解决才好，应赶快加以各种的研究，并着眼于构造一种容易运输的要塞器材。”
于是部长命令我负责从事于要塞战中我们所需要的重炮的基本研究。
我觉得要使这工作有用，则必须把这种研究置于对德作战一般的假定中，这样才有着眼的所在：而且特别应该预先打算，假定德国人等已对我集中。
我便把我策划的一般观念建筑在攻击及防御的联系上，防御地带起于筑在朗西的（Nancy）桥头堡，经土耳（Toul），喔·特·默斯（Hauts‐de‐Meuse）以至凡尔登（Verdun），并用野战筑城一直延长到比尚西（Buzancy）及勒得耳（Rethcl）附近，在这节约配置者的阵地的右方，第一集团对沙勒堡，沙勒格米纳（Sarrebourg‐Sareguemines）方向上行逆袭，向史塔拉斯堡（Strasbourg）用助功作掩护。防线正面的左方，有着第二集团作为预备队，当右面反攻局部地失败以前，可从右方用铁道输送抽调的兵力以行增援，兵力如斯地增加，便可从比利时的阿尔但纳（Ardenne）采取攻势。
宝（Pau）和莱昂，杜尔（Lean Durand）两位将军都很愿意参加我的这些研究，此外，还有若干年青的军官，其中如巴音（Pay‐ot）特·拉·卜阿斯（De la Boisse）、普特拉根（Pouy dazuin）以及加尔思（Carence）诸位少校。结果分为两组研究：其一组由我的一科去探讨，目的在研究策划中战略的诸条件及战术之实施，其他一组则由第四科若干军官相助，研究我所考虑着的在作战场合中各种运输的新问题。我应该说明当时任这一科科长的法凡洛（Fauereau）上校，对于他所谓的“各种改良的事件”，是很少表示同情的，并且，他这宣称对于这种临时输送实行的可能性很为怀疑，实在的，他对于战时铁道之应用，依然怀着呆板的和鄙陋的旧观念。
第一种研究，系问题中的战术部分。我很能把握住这些问题的要点，特别对于现代战争，而大炮问题，也是我所研究的主要的目的。
例如，在喔·特·默斯的防御上，有一问题为七五炮的低伸弹道所不能解决的：即是沿着这些险阻的山坡有着很多打击不到的死角。
这种一般的研究，于１９１０年９、１０月间进入详细的阶段，我们认为围攻德国要塞与保卫第一防线有同等的重要，因此，我所得到的结论是我们配置能在大角度下发射的可代替野炮任务的１０５或１２０必须轻榴炮，不过这也只是对于隐蔽目标而设的。
关于这问题的详细报告我呈给了部长，由部长提交米显尔（M ichel）将军，后者正承继脱力模将军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同时担任要塞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米显尔将军却回答说没有设置轻榴炮的必要，他以为那个１５５里点洛（Rimail‐ho）式炮足为攻城及野战之用，因此，他要求每一军团只需一个炮兵营。我对于他那种里默洛式炮的意见不敢赞同，因为那是不能赋予事业上所期望的效果的。
这问题就此被埋没了，并且还须说到炮兵监部，它也是借口于不破坏口径，而趋向于构造一种能在大角度下发射的七五炮弹研究的途径。
我所从事的这种研究，倘在实际上未得结果，但在我兵站总监作战的预备上却极有用处。它特别引起我注意到作战期中运输的重要性，我曾经有这样的信念：在现代全体战争中，对于总司令真正战略上的工具当首推铁道。
为确定这基本的问题起见，我曾利用了各种机会。特别在当检阅官时，我曾指挥干部的演习两次，一次在１９１１年２月，另一次在同年６月。这些演习在回忆上给我不少兴味，因为它们，在我看来，已包含着马伦河（Marne）战斗指导的特殊因子，这就是说，对敌人的外翼，可从战线的另一极端，用铁道输送抽调的兵力，而形成一攻击集团，并利用临时要塞作为他们的进出路。
在第一次演习，那演习的想定系根据布尔巴基（Bourbakig）将军的军队于１８７０—１９７１年冬季情况的报告：
一支军队由铁道输送集中于第戎（Dijon）与般双松（Basa‐son）之间，在类似曼德弗尔（Manteuffel）将军所采取的那种敌攻势之前，对凡苏尔（Vesoul）方面做掩护，以对抗该地的敌兵力，并将半勒坡（M irebeau）地区作为正面，其靠近第戎的左面则视为临时要塞。同时，第十三军团在第戎地区集合，以便进入向萨奥纳（Saone）推进攻势的敌人的侧面。
第二次的演习，系后方旅行演习。这次，我想以战备的目的而研究整个军队用铁道的输送。我认为在优势的敌人面前，有两个军非退却不可，一部分向西南方面，另一部分从朗格兰（Langres）要塞方面撤退。从后方编成的第三军师总司令官配置。他可将其由铁道输送萨奥纳流域，以集中在敌人的左侧面。
从以上各种研究中，我得到了很有益的教训：我特别断定我们作战中的运输规定太缺乏力量了，非重新把它们修改过不可，我提出了原则，不管我们称为老朽的第四科怎样抗议，但这些运输已不可视为例外，而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规定了。此外，我对于第十六计划，在各种的假定中，作了多方面不同的研究，这些工作对于参谋部及技术机关是很有帮助的，好使他们能善于准备他们的战争任务，顺便我还得声明１９１１年９月所实施的那改订了的第十六计划是我当兵站总监时所研究的。
可是外面的情形却突然严重起来了。１９１１年４、５、６月间，我国军队在默克纳斯（M eknes）及弗思（Fez）行军时，德国人方面要求他们撤退。在摩洛哥（M arr）我们所派遣的警禁行动，已需要从阿尔及利·突里斯（Aegerie Tunisie），或从殖民地部队，或甚至从法兰西卫戍部队中，先行调遣重要的兵力。结果是我们动员的组织上便产生了非常的困难，于是就好像跟着陆军部长不离似的：事实上，自从２月１１日勃仑将军突然逝世以后，在一个月之内，圣 。杜米尼克（Sainf‐dominigue）街上竟换了三次的部长。那最后的一位，梅西美（M essimy）先生上台的时候，正是在一个悲剧的当儿。就在他就任的第二天，即７月１日，巡洋舰邦特尔号（Pantber）便驶进入阿加蒂尔港（Ayabir），德大使特·西恩（De schon）君和我们新任的外长特·塞尔凡斯（die Selves）君谈话的调子，使后者不得不去向委员会加伊育（Caillaux）先生请示，对于派遣军队到阿加帝尔的问题，曾作了一次剧烈的争论。同时，在伦顿·劳合·乔治（LloydGoorge）的主战演辞，使交易所的市价猛然跌落，而造成了恐怖的状态。很久以来，战争的气氛从没有表现过那么迫近的。陆军部已采取战斗的准备，并已准备好了一切动员的方案，为着完成这个叙述起见，最后我们应该说一说法国当时内部的情形，那是远非人们所想象的。
横在新部长面前的是一种非常艰苦困难的事业。他是旧时参谋部的军官，所以包围在他周围的是一些他旧时的同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很有价值的军官，他对于他们也十分信任，关于军队的需要，他们都有很好的贡献，部长所成就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靠着他们的力量。其中，我们应该特别举出几位来，如杜伐尔（Duval）上尉，勃利梭 －但迈莱（Brissad‐Dosnraillet）、默泊敕（Mesple）、居也曼（Guillemin）诸少校，以及蒲纳（Boone）监督等等，在梅西万先生身边都给予良好的印象。
在部长刚就战时，最高统帅部中即发生了严重的变动。
这时期总司令是米显尔将军，在勃仑将军逝世不数日以前，他曾经给后者一种很动人的文书，以德国为对象而研究法国的军事状况。他宣称现役军与预备军的编制几乎有同等的价值。米显尔将军推察到预备团有一种新的用处，他提议在现役步兵团长（上校）指挥下，编成半个建制旅（即每个团中并列有同等数的预备团）。如此，则动员的战斗师和军团将比平时多增一倍步兵的定员了；计划中拟定对于每个军团配属一个具有一五五黑默洛式炮两门的炮兵营。
为明了这样的一种提案在当时所激起的骚动起见，则必须追述到这时政治的精神状态了，因为，这个预备军的问题显得如此奇异，实已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
一方面，在派的政党主张现役军为唯一能安定祖国国防的真正力量，他们反对武装国民的那种原则，他们认为那是民兵的一种蛊惑，他们只许可把预备役像凑数似的应用着，而必须使平时的军队达到战时的定员。他们确信不久之后战争就会爆发，他们只信赖他们所认为是建筑国家之台柱的现役军。从此以后，凡为增强现役军而作的任何牺牲在他们看来都不足惜了，至于预备军的编制，因其编入干部并不重视，因我们倚重后备兵，而且因这些人年龄都是相当的大，所以右派政党否认他们有参加所谓作战的能力和毅力，他们只承认预备军须预先受过这训练以后，而用于次要的作业上。
反之，左派则希望国家武装起来，不赞成长期的兵役，而仅须受几个月的训练，等战争爆发时，即可召集市民使之成为战士，而且我们也还记得当乔莱斯（Gaures）发表他的名著《新军队》（Aumee Nouvelle）时所惹起的那些争论。
证之以我们所忍受过来的长期战争的历史，那是很明显的。他们彼此都不免过于夸张，而真理也就往往存在于这两极端之间。但是要明了预备军的编制，特别在编入干部的一点上，他们所犯的错误，那是用不到多大的证据的，经过一个时期的受训以后，预备军确实可以居前线部队之侧作战的。当时舆论有挟着热情批判这问题的趋势，但公正地说来，最高军委会是知道怎样去解决这些临时纠纷，并能给予公正的判断。我们相信如今倘使有着同样的提案请最高军委会裁决时，也会得到和当时相同的批判。
当７月前半个月，在米显尔将军和陆长会谈之中，他曾经主张将他所提议的编制问题交由军委会解决。梅西美先生对于这问题并不热心，只允许将其列入下一次军委会会议的议事日程内讨论。我说不热心，乃是因为几个月前，趁参谋本部第三科科长格朗迈戎（Grandmaison）中校在陆军大学校高等科作两次讲演的机会中，米显尔将军曾经不熟练地将其战略上的思想和典据试作表明过，那时就惹起了很激烈的辩论。
最高军委会，在梅西美先生的主持下，于７月１９日召集开会了。在议事日程中记有下面的三个问题：废弃拉翁（L ao n）及拉·反莱（La fere）各要塞的碉堡和军队。——创设野战榴弹炮及游动重炮兵。——最后则系米显尔将军关于动员部队的编组及预备队之应用的各种提案。
部长在开会时就声明：因为时间关系，各种辩论仅限于为国防机关增加效能的方面。
关于第一个问题，军委会表示废弃拉翁及拉·反莱各要塞所提出具体的办法而通过。
当第二个问题开始讨论时，我就站起来说话了。我声明根据许多次演习所得的经验，我可以证明，为了打击一个７５炮所不能射击的地带，往往须借助于１５５炮而应用４０公斤炮弹，但实际上１５公斤的炮弹已经足够了的。因此，在我看来，必须采用一种轻榴弹炮，这既可打击７５炮所不能到达的死角，同时又可在某种场合之下，随伴步兵的攻击。米显尔将军立刻起来反对我的意见，他表明口径之加多项不方便。于是付诸表决，这是第一次，军委会认为他的见解是错误的，并且宣布采用一种轻榴弹炮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于是接着便讨论米显尔将军的提案。部长声明这是将军特别要求请军委会解决的问题。
这问题激起了一大片反对的声浪。军委会的各委员都依次提出他们的驳论：而对着我们所熟悉的编组完善的德国部队，我们这样将会缺乏等质性和凝聚力了；我们的编制将被完全颠覆了；挟有１６个兵团的军团是很笨重的；我们的集中将会延迟五天，这使我们的下车要后退到马伦河上，步兵定员和炮兵的比例委实是太弱了；有半旅制，则必须创设一级新的指挥官，那末将增加幕僚的数目了，等等。
米显尔将军在辩论时现出几分不怡的神色。当表决“是否有采取半旅制之原则的必要”时，全体一致答复了一个“否”字。
报纸上立刻就有一派人对于军委会副主席怜人的姿态加以讥刺；并无前例地，各报纸都公布了会议的报告书。我想部长对于这一派人总不是生疏的。舆论对于这问题非常愤激，米显尔将军的地位立刻就动摇了。
７月２１日，法德危机又特别显得严重起来。政府于是毫不踌躇地决定，撤销了米显尔将军的临时指挥令。这必能赶快选出一个继任的人来。他方面，梅西美先生打算利用这危机而达到他所关心的高级统帅部的改革：他想，事实上，最高军委会及其副主席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可遗憾的二重性的，因为作战指导归参谋总长负责，军委会副主席在这备战的重要机关内，实际上，是无作用的。
梅西美先生最初想请宝将军来继任米显尔将军之职而当临时总司令官。对于这些高级职务，确乎没有人比宝将军能显得更其适当。可是当后者和部长谈到这主题时，他却提出了一个绝对的条件，这是部长所不愿意接受的，那条件是：将官们的叙任，要经过他的同意。
于是，梅西美先生便召我去，他问我：“如果战争爆发，你愿意接受这最高的指挥权吗？”我声明我的殖民地的职务很久以来就使我和欧战有关的各问题隔开了，我参加到作战指导的问题中来原也不久，而且，据我看来，在军委会中对于担任这项职务的人比我有素养的着实不少。于是我举出了宝将军来。——部长答道：“不过，倘使政府不能任命宝将军的时候，你接受不？”——“倘使政府认为我的理由没有多大关系，我也就遵照它的决定。”
在这次会谈以后，我到部里去便遇见了宝将军；我把刚才所经过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很恳切地希望我接受这艰重的责任。
在部长和宝将军又作了一次新的谈话以后，部长便通知我政府已决定在动员时际授予我各军的指挥，同时他还告诉我他所计划的最高统帅部的改革：最高军委会副主席的名义被取消了，而由总参谋长代之，这将给我对参谋本部以更显明的权限，此外，军委会副主席的名义虽则被取消了，但对于军委会的职务却依然如故，当部长不在时，会议由我主持而进行。参谋本部的主脑系杜贝尔（Dubail）将军，他所取得的名义为参谋总长，他每天继续请部长在公文上签字；但关于各种问题，均须由我决定，他所保持着的主权仅限于人员的选任方面，参谋总长由参谋次长辅佐之。在动员时际，参谋总长在部长之侧执行部长所认为该授予他的各种职权。
至于总参谋长，他则接受主要方面军之指挥权，在他之侧有如总军参谋长的第一参谋次长；因为这后者要到我的身边来完成他的临时的职务，所以我就被请为其选择者了。
这种办法，在我看来，是可以清除从很久以来就存在于名为总司令官的最高军委会副主席与担任动员集中及作战计划之预备的参谋本部之间思想上所常有的二重性的。
于是我同意了，我立刻就想到选择哪一位来当我战时总军参谋长的第一参谋次长？
在我的思考中，有三个名字引起我的注意，即福熙（Foch）、朗兰若克（Lanrezac）及加旦尔诺（Casielnun），由于他们的卓越的智能和曾经显示过的军事常识的证据，在我看来，所有这三位都很适宜于这种微妙的职务的。
我所有的选择很明显的是偏重于福熙，我觉得他具有较好的头脑，并长于战术及战略的研究。我虽认识他这些优秀的品质，但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原因阻止我对于他的选定：即梅西美先生对他抱着反对的偏见，这我是不懂得为什么缘故的。但不多时候以后也就获得了这种证明：据说部长对于他三等勋章的授予满怀着踌躇，那末，要任命福熙为中将，我得为他有力地运动才行。
于是只剩朗兰若克和加旦尔诺了，经过长久的踌躇以后，我才决定选取这后面一位，理由是他曾经当过脱力模将军的总军参谋长，已做过第十六计划的工作，对于参谋部的各种机构早已知之有素了的。
我于是把他请示于部长。他的任命和我的是同时公布在１９１１年７月２８日的官报上。我常想政府对于这种措置总该十分满意了吧，因为它能破除以我为对象的所谓在选择上带有政治色彩的风说的。
同时公布了两道命令，一道关于国防委员会的改组，另一道确定我所担任的总参谋长的职权，参谋总长及第一次长的职权，关于最高军事委员会，确定其对各军指挥官的委任状之有效时期为不过一年。此外（这是一个最好的改革，不久之后便收得了各种效果），每个被任命的军指挥官从平时起，即有一个机要室，其中包含参谋长作战部部长，以适合其战时参谋部之用。
军队体制则分为三组：第一组归加旦尔诺管辖，包含直接预备作战的各部（军事行动及军队一般训练部，外国军队研究部，铁道及兵站部）。第二组系由从事于现役军及动员军之编组的各部及各组所构成。第三组职掌通常勤务、人事、器材及平时部队之各种运动。
（未完）
原刊于《陆大季刊》第７期，第９－１５页，１９４１年
第一章（续）
就职于最高军事委员会（１９１０年２月）——被任为总参谋长（１９１１年７月）——第十六计划——第十六计划修正案——米兰朗先生与最高统帅部改革案：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０日及５月１４日之法令。
参谋技术委员会也起了重大的变革，此后由各军参谋长和陆大校长组织之，而归我主持。它研究委员们每年检阅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而给他们求得一种解决，并对于他们采取的方法之实施上加以保证。
最后，为造就将来军参谋长的陆大高等科也同陆大一样在我直接的指挥之下，参谋技术委员会应辅佐我这项。
这个很久以来就使舆论关心并在议院里曾经引起过剧烈的笔战的最高统帅问题，遂如此解决了。
这改革造成了很大的进步：保证了将军事上的努力的有效集中权集中在我的手里；由于陆大、陆大高等科、参谋技术委员会、参谋本部及总参谋长之间创设了联系，那希冀得很久了的学说的统一遂告实现。
在实现这个伟业上面，梅西美先生给国家尽了很大的功劳：他使军队的组织及变革工作能紧张起来，这便是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３年及１９１４年中的特色。在预备大战的前夕，命我第一个来主持这些大军事机关的工作，对于我也是一种莫大的光荣。
可是关于参谋本部的改组我却不想说话。梅西美先生不愿陆军部的各兵监部应隶属于总参谋长之下；７月２８日的命令使它直接属于部长。这在我想来是很可惜的，我常感叹它们对于我的无关系，特别是炮兵监部。关于这主题我将来会再论及。
接受任命以后，我便请求大总统赐予一次谒见，他在答复中邀我到朗蒲伊也（Ram bo u llet）沙龙中午餐。
我对于华伊爱莱斯（Fallieres）先生一向都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极高的尊重；我常觉得他对于法国的利益非常关切。他的良知、他的慧敏、他的正直，都不至于使他失却刚毅和权威。
因此在这七月底我去拜谒国家元首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欣喜。他用这样的话来接待我：“我很高兴看到工兵的将官来担任军事首领，依我的意见，战争在实际上已成为工程师的一种事业咧。”
我时常想起一些话来；它也是非常真实的：现在单靠军事天才，而没有一种能配合科学方法及应用于军事上的进步的工业的组织的头脑相辅佐原是不够的。这些话，在证明由各机关，参加的非常错杂的明日全体的战争中，是有着更多的重要性。
由邦特尔号侵入阿加蒂尔领海所引起的纠纷当时还没有解决。我记得八月初我当着华伊爱莱斯先生面前和加伊育先生谈及这问题时的一些话。这位内阁总理一针见血地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将军，有人说拿破仑对于战事须有７０%胜算的把握才肯干。倘使时局迫得我们打仗时，我们有没有７０%的胜利的把握呢？”我对于这问题的回答感到相当的不易，终于我答道：“不。我不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把握。”“好”加伊育先生答道，“那末，我们缔结条约吧。”这答复无疑地给政府决定了继续谈判的路径。总之，不多几日以后，来自柏林的甘邦（Cambon）君重回他的任所去时，给特·吉德灵·卫思德尔（de Kilerler‐waekter）君带去了一纸文书，而于９月４日递交给他，这便是１１月４日关于摩洛哥事件协定的基础。
这次纠纷是非常严重的，但因此也造成了英法协定的缔结，这至少对于法国是一种可喜的结果。事实上，从这时起法国参谋部和不列颠参谋部便作了最初的几次谈话。威尔逊（Wilson）将军到法国来和我们一同工作了，并且预备不列颠远征队临时的上陆。威尔逊将军确是这项合作事宜中第一个工作的好手。
此外，我便选择我组织机要室的直接助手们。为首的系甘末林（Gamelin）少校，此外，我又选了莱若阿尔（Rinouard）及盘尔（Bel）两上尉和亚历山大（Alexandre）少校诸人。
我用不到对于这班军官们加以赞辞。他们从很久以来就被保留在我的身边，只有在平时为完成指挥的实习，或在战时投进部队里去锻炼才离开过我。当他们非缺席不可的时候，我便以特·格尔盘尔（de Galbort）及弗底松（Eitizon）诸上尉来替代他们。他们都非常努力尽职；他们中间有两位是战死了的：盘尔系在意大利指挥独兵大队的一队时战死的，特·格尔盘尔是在索姆河（Somme）上指挥第十三独兵大队时阵亡的；至于莱诺阿尔则死于１９１８年夏季指挥一步兵师的当儿。
从我担任了新的职务以后，我便从事于研究当时颇著名的在所谓第十六计划的名称下的集中计划；至于这计划我当兵站总监时早就熟悉了的；现在须从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这里有一述其主要的配备之必要：
从编组的观点上面论，这计划是有着两个主要的特质：
在每个动员的军团之中附添了一个补充旅，每个补充旅，计有两个预备团，每个预备团计有三营（在国境上的第六、第七、第二十、第十四及第十五的五个军团则除外）；
在各区内——第十九区则除外——编组一个或两个预备师，这样就有着２２个新的师，其中１２个用于东北军方面，２个用于巴黎，４个用于阿尔卑斯山（A lpes）以及另外４个用于东部各要塞。
这种编组在东北战线上就可有两师制的军团１６个，三师制的军团２个，预备师１２个，骑兵师８个及重炮兵营２１个。
临时，还可以编成两师制的军团四个：及阿尔及里（Agirie）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九及第二十一军团。
此外，如情况许可的话，在主要的战地上，还可调用巴黎的两个预备师和在待命中的两个后备师。
全部说来，集中的部署如下：
在第一线上，对埃比那尔（L pinal）与凡尔登间，正面的３个军，配以１０军团；在这大军两翼的后方，又有两支队，一支队在佛日（Noges），另一支队在服西埃尔（Nouziers）地区内；还有由３个骑兵师所编成的一个集团在勒日尔（Rethel）地方掩护这部署的左翼。
在这第一线军队的后方，将我们所能使用的其他兵力依战斗动作以分别集合在铁路线的附近：计有４个军团和１２个预备师，必要时，还可添加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九及第二十一各军团。
所有这些集中都须在东部防御工事的掩护之下而完成；在这些防御工事的前方，于紧急情况开始中，由３个边防军团（第六、第七及第二十）和三个骑兵师为其掩护的保障；从第五日中午起，则增之以第一、第五及第八各军团。
我们的战斗部队，从动员的第１７日起，即可进入行动。
这种集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巴黎—曼兹（Parie‐M etz）南部所保持的兵力之比例上；事实上，预定在东北战线上的１８个军团，其中有１５个都是依其重心集结在这战线的南部，即在纳夫夏笃（Neuichiateau）一带。这种集中显然很少计算到德国人从比利时的侵入，然而这个假定看来倒是很可能的。倘使德国人包围我们的配备得相当薄弱的左方，我们整个的体系就将陷入危险之中了。这种假定从不曾明白地加以考虑过。第十六计划是建筑在德国人于曼兹、土尔、凡尔登等地方直接向我们进攻的信念上。
他方面，预备军的控制，第六军离战线很远，正合于当时战略的观念；认为我们的兵员远不如德国之多，我们的集中也万不及我们敌人之快，那与先前所拟的许多计划之一部分相仿佛的第十六计划即认定我们最初的接触时应居于防御的地位，过后，则将预备的兵力运送到翼上或最有利的地点上实行反攻。
我在前任最高军委会副主席的文卷内找到了一个集中计划的草案，即是表明我们的前任者确会计算到德军由比利时侵入的可能性。作为他前此所提出的一般改革案之归结的这草案，构成了１９１１年１月间他呈给部长的党书的第二部分；可是这草案却并不曾提交７月１９日最高军委会的会议。
米显尔将军，在这党书中，演绎地推测到比利时之被侵犯。他拟定一个极端广阔的配备，沿着我们的边境从瑞士到邓刻尔克（Dunkerque）展开一条防线。这样，我们兵力的重心被转移到极左方面去了；在洛林（Lorraine）战线上仅保留着两个掩护的军团；总预备队在巴黎区减少至５个师。在脱洛革也（T roy‐es）仅３个殖民地师，在第戎方面的为第十九军团，英军则驻扎在索阿松（Soisaons）地区之内。
很明显的，米显尔将军为着补救天然防御线及法比边境人工的守势集中的劣势，所以将其大部分的兵力密集在左方。
可是这样的一种计划，反过来说，便不免在我们的中央及我们的右方现出了一个破绽，有把我们国家的心腹部向敌人打开的危险，而且让我们的敌人，挟胜利的余威，可将我们的军队孤立于远离中心的所在，并割断我们的策线。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很可以把拿破仑于１８０８年对其总军参谋长盘尔第埃尔（Perthi‐er）所下的文告中的名言来重说一番：“是不是人家想来阻止走私呢？人家一定要再做这些蠢事吗？”谁能给我们保障，在洞察了我们的意图的时候，德国人会不变更其作战的计划而从洛林省以直趋巴黎，将我们的主力军孤立于北部的地方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些预定的预备队是不足以挽回战局的。
这样，面对着我的，一方面是一个显然不合于德军行动最大公算的现行计划草案，他方面又是一个对于这公算的重要性过于夸张，而且包含着非常危险的侥幸性质的草案。
首先必须正确地断定比利时被德军侵犯的可能性，若用一种非常普通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备战的情形呢？我们又将何以下结论呢？
我们的情报勤务，虽然因为政治的关系已有好多年来瓦解了，但也知道德国参谋部于１９０７年所拟定的动员计划还在继续实行。基于这个似乎可靠的根据，有人认为德国最初动员时大约将以２０个师，其中一半光景系预备役，及３个骑兵师对抗俄国，而以大约６５师，其中１／３系预备役，及８个骑兵师对抗法国，从第十三日起，所有用于参战的现役部队都能在集中基地集合。
我们相信老毛奇（Moltke）的计划业已被放弃了，他的承继人，任德军参谋长直至１９０６年的史利芬（Schliffen）曾将它保留到１８９４年，即法俄签订同盟条约的时候。从这时候起，史利芬确似已把那计划颠倒过来，打算先向法国采取攻势，而对俄国则保持一种防御的姿态。在许多的征候上，这位承继人史利芬，小毛奇，显得有实行他自己的这种意想之慨。
因此，依据各种的可能性，德国人在我们的战线上是可以直接采取攻势的。
至于对法国所采取的攻势战的计划我们则毫无所知。
但一方面对德国铁道网及下车站之研究，他方面对于他们防御编成的研究，都可以供给我们有益的指示。首先在喔脱·阿尔萨斯（Haute‐Alsace）方面，铁道及下车站看来最多只能在那里集中５个军团，再加上两师卫戍军，似乎不足以企图从瑞士方面做离心的策略。此外，在史塔拉斯堡到莫西（M o tzig）一线的防御工事的增强，莱茵（Rhin）区的编成，从史塔拉斯堡至边境，似乎命定在这部分的战场上作成一个纯粹的防御地带，那里参加战斗的或许是些不大重要的兵员。他方面，下车站及下车场的配置，使我们想到德方的主力将在曼兹—史塔拉斯堡之线的北部下车，其重要的一部分可在西尔克—曼尔齐（Sierck‐M erzig）之线的北部下车；在这条线的北部共计有１１０个下车场，大约有９０个是在１８９６年以后建筑的，从１９０４年起，在埃弗尔（Eif el）地区内的铁道网曾不断地加以改良。
可是对于他们的行军路线却很难推测：究竟是以一大部分的现役军在脱勒凡斯（Trevas）北部区域下车，从比利时而临我军之左侧呢？或者是对于这地带只不过驻留若干预备军团，以为对法军正面施行强攻时的侧面掩护，而并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呢？
对于这第一个假定，德国十年来铁路的实施工事以及它战略上的倾向看来是可能性较大的。
不过，德国著作家们所公开宣布的有侵犯比利时之必要的话，也值得我们有保留思索的余地。但这也许正是一种伴奏的策略，以转移我们对于东部的注意力而朝向北部，好使我们的敌人可以很快地在那里获得胜利。
第十六计划是很少计算到侵犯比利时的可能性的。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的左翼差不多并不会越过服西埃尔区域；而且兵力也很单薄，预备军只能在迟缓的不充分的条件下增援。
但这并不是第十六计划唯一可以批评的地方。
实际上，面对着所预料的在东北战线上将要出现的德国６５师的兵力，而第十六计划则仅预算在这些要塞上集中３８个法国现役师和四个预备师；至于另外的１２个预备师则远留在第戎、索阿松及拉翁一带，我们早知其基于何种理由，而且仅用以担任副任务。
其结果产生了一种对于我们不利的非常劣势的兵力数量，这是与德国军队的动员和集中比之我们较为迅速的观念相关联的，而也就说明着这种集中是与战略的企图相应。这个所谓“守势攻击”的学理近二十年来颇受法国人的推崇。它预定俄国在波兰作战，英国在海上作战。根据这个观念，所以它主张用一种依靠着我们防御工事的障碍物的守势战来压住德国人的攻击，以便有相当长的时间好使动员颇缓慢的俄军发动攻势，而迫使德军在我们的正面决战之前自动减少兵力。在这时候，还有人认为，一方面以俄军，另一方面以英军为助的法军，可以同时举行一种决胜的总攻击。在这演出中，法军是首先担任那三国协约（T riple‐Entente）掩护军之战役的。
这种意想在我看来系建筑在诡辩上面的；要知道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中，敌方对我们决不能获得任何决定的胜利，虽则我们的数量方面显居劣势，并且我们故意让敌人率先行动，此外，当开始在法国境内作战的时候，敌人还会感到运输的不便。像这样快就恐慌于最初败北的思想，既不合乎我们传统的尚武精神，又不合于我们民族的气质；它并且还带着失败主义的形迹，不管“共和国”从四十年以来就为着保障这种安全而努力。
最后，它是毫未考虑到，德方毕竟很可能临时再采取老毛奇的计划：即乘俄国的动员未完成之前而向其直接进攻，对法国则暂时采取一种攻势防御以行配合。
以上各种考虑便引导我去探求对于我们的集中所能加以的改正。
首先，对于强迫我们最初必须采取防势的兵员的劣势能否减少？就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善于利用我们的预备役及调整法国战线上的一般的部署，那是可以达到此目的的。对于意大利方面，计划中主张最初使用两个阿尔卑斯山军团，该编成第二十一军团的各部队，以及四个预备师。实则，意大利目下大部分海陆军的兵力都忙于脱里波利旦纳（T ripolitaine）之占领或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因此，我们可以不蹈重大的危险，而减少用于阿尔卑斯山部队的兵力，而准备着第十四及第十五两军团，在与别的军团同样的条件下，移向东北。
关于预备师，如果断定它们只能放在远一点的地点上，那种论调实未免过于夸张，它们还能配合第一线部队作战的，因此，可以将它们接近战线。基于这种配置法，便可以将５８个师（其中包含东部要塞的四个师）全部的兵力直接集中于边境。此外，如其用一种更完善的方法，准备将第二十一及第十九军团临时输送，则全部当计有６３个师用于作战。
在这个总数中，仅１６个师是预备师，如此，我们则将能达到与德军差不多同等的兵力了。
那么，我们怎样编成我们的部署呢？
首先必须将我们展开的左翼更向北方伸展；但考量我们所有的兵额，则扩展到美最尔（M ezieres）外方似乎并不可能。于是必须增加这翼的兵力：想来预备师第四集团可增加于此，必要时，还可增加第十九军团。但这种向北部的伸展，对于曼兹—弟翁维尔（Metz‐Thionrille）阵地上，即在第三军与第五军之间，却不免造成了一个危险的缺隙。
这便使我自１９１１年８月起，依照当时战略的训令，在与原计划不相同的形态下，从事于第十六计划的改造，战略的训令兹录如下：
将我侧翼军及骑兵部队所编成之部署左方向北伸展，自服西埃尔—勒旦尔区至美最尔区；
将预备师之四集团直接移近至我展开之线上；
将机动部队移至凡尔登增强之要塞后面；
规定一确定方式，将右翼上第十四及第十五军团输送至柳尔（Lure）及柏尔福（Belfort）附近；
将第十九军团之临时输送线伸展至拉翁，以便其加入左翼军，并将第二十一军团之临时输送线伸展至莫（M eaux），以便其加入第六军机动部队。
实在说来，这些战略的训令也不过是一种穷策而已。它们在我的心上仅系暂时的，唯有到我们能真正想到一种能避免德国的一切阴谋而采取果敢的攻势时方为有效。
一种计划完全的改造往往会反映出一种微妙的时期来的。依照这一般的战略的训令，我决定对于原计划来一种简单的变动。预备的研究，当我出发秋季大演习时便告完结。这些研究产生了１９１１年９月所颁布的第十六计划第一号的改正本。
在这改正本中，对于但尔（Delle），基洛麦尼（Giromagny）高尔西由（Corcieux），白容（Bayon），圣 · 尼古拉 · 宙 · 保尔（Saint‐Nicolas‐du‐Port），杜迈佛莱 · 项 · 哈远（Domevre‐en‐Haye），维涅勒 · 莱 · 哈同沙脱耳（Vignsuies‐les‐Haltoncha‐tel），弗莱纳斯 · 项· 乌埃佛尔（Fresnes‐an‐Woevre）彭维莱（Damvillezs），孟默弟配置标兵的一条线上，最初紧急的掩护，由第七、第二十及第六各军团和第八、第二及第四各骑兵师加以保障。
在这掩护的后方，我们的六个军依照如下之次序（由南至北）集合：
第四军（计３个军团及１个骑兵师）在柏尔福、柳尔、留弥莱孟（Remiremont）地区；
第一军（计４个军团及２个骑兵师）在埃比那尔、土耳、萧孟（Chaumont）、朗格兰斯地带；
第二军（计２个军团）在圣·第西埃（Saint‐Dizier）、乔项维勒（Joinville）、贡特莱古（Gondrecourt）、利尼 · 项 · 白洛阿（Ligny‐en‐Barrois）地区；
第三军（计２个军团及２个骑兵师）在比埃尔菲脱（Pierre‐fitte）、海耳兹·雷·莫柳泊脱（Helltz‐le‐Manrypt）、白尔·雷·狄克（Bar‐le‐Duc）周围；
第六军（计４个军团，必要时则增加第二十一军团）在圣脱·梅乃霍耳特（Sainte‐Menchould）、朗斯（Reims）、夏隆（Cha‐lons）三角形地区中；
第五军（计２个军团，必要时则增加第十九军团）在阿马热（Amagne）与美最尔之间。
此外：
在朗卫（Renw ez）计有３个骑兵师之集团１个；
在凡苏耳计有若干预备师之集团１个；
在土耳计有若干预备师之集团１个；
在白尔、雷·狄克、圣脱·梅西霍耳特计有若干预备师之集团１个；
在美最尔附近计有若干预备师之集团１个。
在我的心目中，这种集中，必要时，可依照我所获得的情报而改变的：倘使我能这样说的话，它只用于下车时适合于平均之地点上的。我任兵站总监时所继续研究的铁道的运输，使我确信，我们临时可以十分顺利地运用我们的铁道来变更我们的下车计划：例如，倘使我为着策略的缘故，不得不将动员的决定迟缓一些时光时，我就可以使我们的下车延期；我相信靠着我们铁道之使用所能到达的顺应性，则不难完成这个目的。反之，倘使我决定在下车未完成之前采取攻势，我以为可以延长我们的运输线而追随我们的先锋队，这样便可减少一两日的行军。若在战略的运输未完结之前，有情报来到我的手里了，我认为我就可以变更那些后来的输送而准备另一种的策略。
靠这各种方法，我们已可以减少对我们不利的数量上的劣势了；而且我们在最初的策划中也能获得更大的一种伸缩性。但无论如何，在俄军尚未采取攻势以前，看来我们是不免要受德军主要的威胁的。为使德国的计划失败计，为确定三国协定的兵力的均衡计，以及为使我们能从纯粹的守势中解放计，最切实的办法则莫如获得我们的协约国俄国的紧张的努力。
当年８月间杜贝尔将军便出发去俄国；他这次旅行的结果非常美满；他和沙皇及俄参谋部会商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动员和集中尽可能地从快着手，总之，这集中并非为着等待行动而后完成的。第一线兵力在阵地上配备完了后即着手进攻，而从第六天起就越过国境。大家都同意，认为唯有采取一种决定的攻势方能奏功。沙皇曾宣称：“打击德国就要打它的心脏，柏林该是我们公共的目标。”俄参谋长８月１８日至３１日就在这种意见上签了一个约定。
这个约定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这公认的攻击意志，实足以使我们那种担心着的德国的计划失败，而使我们的敌人可变更他兵力最初的分配，说不定还会使他放弃开始时即向我们采取攻势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会把他原来的计划也推翻。总之，这个约定可以消除我们从很久以来对于作战被逼迫得充满了顾虑的深刻的原因。
——１９１２年１月初，由于上议院对塞尔凡斯（Selves）事件所组织的委员会里缔结了法德约定，便激起一个新的政变。普恩加责（Poincare）内阁代替了加伊育内阁；至于陆军部，则由米兰朗（M illerand）先生来代替梅西美先生。
我并不认识我的新部长。但在这回忆录中我将很有机会时常提起他的许多为国效劳的功绩。现在只需将他初进部时对于部队的关切而立刻就获得部下的信仰的事一说便足以证明了的。
就在米兰朗先生于圣·杜米尼克街官署就职的那一天，他和我作了一次约有半小时的谈话。他问我关于１９１１年７月２８日所颁布的法令的意见，并使我知道他的见解，他认为在我旁边有着一个直接与部长商议人事及日常公务问题的参谋总长是一种错误。我回答他说，实际上，在使用权利上，这种组织法未免有几分不合适。无疑地，在杜贝尔将军和我之间是不会产生什么困难的，可是在杜贝尔将军与加旦尔诺将军之间就不相同了，因为后者在动员时际是要在我的身边完成他的任务的。
米兰朗先生向我说明，正像他后来又公开说的，这种组织在他看来是基于政治的理由较多于军事的结果。他决定用其全力使这些负国防之责的机关增强起来，他告诉我他将取消参谋总长的设置，而给加旦尔诺将军以总参谋次长的头衔。
实际上，五日之后，即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０日颁布了一条取消参谋总长的法令，后来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４日的法令该是作为补充的，杜贝尔将军则在一个军团中就职。
这样，结局差不多所有的军事权全部都集中在我的手里了；把这么多的权力交付给一个人这原是第一次。因此，我对于军队教育、学理、操典、动员与集中等等都可以施以影响了。关于晋级问题，新部长也使我知道他的意见而同我讨论。这是第一次达到这种合理的观念：即是一个在战时负责的长官平时即把所有的权力集中以预备战争。经过了各种的讨论以后，人事上的考察与政治上的也同样有利，阿加蒂尔事变必须使获得一种在不久以前看来未免过于大胆的解决；此外，必须有两位彼此都具有唯祖国是爱的热情的首领，然后使改革能尽量地实现。
至于我呢，现在唯有一心一意打算为法国的利益而使用我的这些职权，这才不辜负人家对于我的信任。
（第一章完 全文未完）
原刊于《陆大季刊》第８期，第３０－３７页，１９４２年
兹本篇第一章于本刊第七期第八期分别刊登出，第二章为法国国军之变革与战争学说之进化，已由潘丁力先生译出，登于本刊第五期，毋庸再为续登，读者可以参阅，本期乃续登第三章。敬希读者注意是幸。
——编者
第三章 陆军预算之调制
无疑的，数字在战争中的位置是极端重要的。除用途和实施的条件之外，物资的编成是跟着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增大的一种因素。
问题是在我们的财政状态是否能使陆军装得充裕的物资。我在就任总参谋长的时候，即碰到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事实上在我任工兵监的两年间，早已知道要得到成绩和获得所需经费的如何困难了。国会对于所提出的国防经费当然不会否决，然而我们必须能明了其中内幕，和如何提出这批经费。
我想把我在那时候的回忆写出来并非无益的。因为这可以明了人们所常争论的问题，亦可证明我们之如何不应以准备不足的责任委之于军事当局。而且更可借以明了１９１１年军事物资等欠缺状态。
就关于筑城方面者来说，当１９０４年我调到工兵监时，就看到了一个正在实施中的详细计划。这个计划是在１９００年由要塞高级委员会议决，其目的在加强东部国境四大要塞的威力。这计划旋于１９００年６月１日由陆军部长批准，工事实施的经费，总额达９，０００万法郎。在我未进陆军部以前，每年支预算总极感不足，要想全部实行这计划，必须有２０年的期间。这是一个无理取闹的期间。因为照这种可能事实看来，在这计划尚未完全做到之前，计划的本身，就早已成陈腐不堪适用的东西了，譬如１９０３年和１９０４年用于东部国境的经费，就只有３８０万法郎。这宗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凡尔登和土耳二处，而爱比那尔（Abinal）和别尔福（Belfort）则只分到极少的数额（这两要塞平均每年只能各分到１０万法郎）。
所以在１９０４年２月当我对于编造１９０５年预算提出提案时，在详述我预算案的理由中，就不得不指出这种状况极大不利。我说：“根本我们必须以极大努力来继续这些工事。然而为了经费的不足，直至今日我们还只能经营凡尔登和土耳。我们应该知道，爱比那尔和别尔福的构筑，也有同样的重要。但是这两地方只有极初步的工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我们不愿遥遥无期使这些地方永处于极劣状态时，则我们便不能自欺欺人；我们必须在最短期间中以更大的预算经费，用之于这些工事。我们不能为实行这个计划，而费上１０年乃至１２年以上的时日。所以从１９０６年起，这宗经费应有１０００左右。假如我们想到这几年来德国方面所用于筑城工事的经费时——１８８９年和１９００年为４，５００万法郎，１９０１年为２，２８０万法郎，１９０２年为２，０９０万法郎——则这经费并不过大。”
总之，为顾虑到预算的情形，我对１９０５年所要求的经费，仅为４７０万法郎。这就与１９０２年此项经费的岁支预算数额差不多了，这是比照当时市价，为维持工资继续的最低数额。工事的停滞，即可使国库受损失。数目虽极微小，但增加的要求，却不能得到批准。１９０４年３月２３日，会计司的一道通知，使我知道陆军部长已决定核减１９０４年度的预算数额，即对于东部国境四大要塞的总额，仅为３８０万法郎。因此，我的要求在未经国会否决之前，即已寿终正寝了。
当安特列（Andre）将军辞职，而代之以贝尔多（Berteaux）先生的时候，我觉得情况还是一样的危急。我深信新部长在１９０４年１０月间因接到了参谋本部所极力赞成的一提案，而又碰到了这难题，当准备编成１９０５年度预算的时候，我又根据了更多的论证，并极力主张用以实施１９００年计划的经费必须尽量增加，俾得于相当期间中完成东部国境四大要塞的构筑。然而这请求仍是毫无结果。
１９０５年初，我对１９０６年度的预算，提出了新的提案，要求在１９０５年的３８０万法郎中再增加八百万法郎。我引证了已实施工事的费用，来推定１９０６年１月１日所应有的费用数目，并决定其分配如下：凡尔登须１，１５０万法郎，都尔须１，９９０万法郎，爱比那尔须１，９６０万法郎，别尔福须２，３００万法郎，总计为７，４００万法郎。
我以为这些工事的实施，应自１９０６年起，最多须减为在６年内完成。因此，每年的支出经费，应为约１，２００万法郎。这１，８００郎的分配如下：凡尔登３５０万，都尔４００万，爱比那尔２１５万，别尔福２１５万。
这一提案又遭批驳。１９０５年７月５日，会计司的一封公文中，曾告诉我“因财政部长所提出关于为维持１９０６年度总预算的平衡的情形，使部长不得不将第三组各种用途（即特别支出）的增加要求，全部由预算案中除去。因此，各款项的岁出仍维持着如下的数目：第九款：筑城—东部国境：３８０万法郎”。
然而假如我们将这和当时法德因摩洛哥问题而惹起的紧要情形相联系起来时。则这不提出的结果，是特具风趣的。事实上，在１９０５年３月间，威廉第二曾访问过但熟（T anger）一次，其直接结果即为鲁维厄（Rourier）内阁的外交部长特尔卡赛（Del‐casse）先生不得不于１９０５年６月去职。当时的紧张情形卒至于使陆军部长于６月２３、２４日把东部国境四大要塞的工兵队长唤回陆军部，以共同研究应对方法，以谋在尽可能的范围中补救
因１９００年计划不能迅速实行所造成的各种缺憾。
不过在同年７月末，即接到会计司通知的数日后，政府已鉴于情形的严重，认为有采取特别处置的必要，并在预算外拨出一大宗经费，以即时着手经营四大要塞中最不可缺少的筑城工事。７月２５日，于正常预算经费之外，我们又得到了３２０万法郎。重新动工颇费时间，而又有种种困难，但是这宗补助费仍能在１９０５年度结束之前，作适当的使用。
这期间中，我在答复１９０６年预算委员克路兹（Klotz）先生的问题的时候，即在１９０５年９月１３日的一封公函中，又复重新极力主张迅即执行１９００年计划的绝对必要。
国外的情况永远是那么紧迫：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５日德皇作了一次充满挑战意味的演说，接着在１９０６年１月，又是阿尔热斯拉（Algesiras）会议开幕，劈头就显示了多难的征兆。
贝尔多先生在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辞职，由爱帝项纳（Etenne）先生继任陆军部长。于是我又对我们的新部长提说尽力推进东部国境工事的必要。１９０６年１月２４日，又有一宗预算外的经费１，３５０万法郎拨与第四监督部，以促进这些工事。这是在１９０６年正常预算３８０万法郎之外新增的经费。但我却就在这时候离开了第四监督部，而任步兵第六师师长之职。
我之所以在叙述掌故之前，引用了这些事实，其目的就是要指出支配预算调制的种种秘密错综。议会的确从未拒绝各部所提出要求的经费，但各部却不得不在财政部得到议会委员们的同意，而认为能够拨付与各部时，才能够提出请求。所以在日后世界大战中我方物质上的缺乏，其责任实在不能归咎于军部。为了证实我所说的话，我想在这里引用自１９０１—１９１０年间军部所要求的经费是如何地被核减了的：
年 度 军部所要求的经费 会计法所定的岁出预算额
１９０１ ９５，９２６，３５０法郎６０，７０８，１５０法郎
１９０２ ９８，５４１，６００法郎４９，１３６，４７５法郎
１９０３ ５９，４５７，８００法郎３１，０６３，０００法郎
１９０４ ６１，６３８，０００法郎２８，７２３，０００法郎
１９０５ ４４，９０７，１００法郎２６，９１７，１５０法郎
１９０６ ５９，８５３，７１０法郎２６，９１７，１５０法郎
１９０７ １３３，０５３，７００法郎７６，３０８，５１６法郎
１９０８ ８９，８８１，９７１法郎６０，２６０，０７９法郎
１９０９ ９８，５８２，２２１法郎６６，０４９，４４３法郎
由上表中所列数字之比较，我们可知所提出的要求，只能得到极小部分的满足。因此，参谋本部自１９０１—１９１１年间，仅能有极少数的铁道勤务的经费，以致不能大规模改善我们的铁道网。然而这铁道网却是我们军队集中所必不可缺的。我们虽曾屡次向会计司提出提议，例如在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３日，１９０３年６月２０日，１９０４年２月５日，１９０５年７月７日，１９０７年１月１９日，我们每年都要作一次请求，然而会计司在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３日，与财政当局协商之后，即通知参谋本部说，可用于铁道勤务的经费，每年不得超过８５万法郎。在接到这命令式的通知之后，１９１０年度和１９１１年度参谋本部所提出的要求，即减少到这数额。同时军需司亦接到通知，谓１９０８年的经费总额只能减低到５５０万法郎。１９０９ 年 １ 月，军需司又接到通知说，１９１１ 年至１９１３年的预算总额，不得超过１５，３５５，０５０法郎。１９１０年６月２日，军需司的部分仍减为４７，７０，３５０法郎。
１９０９年 ６ 月，第四厅所提出的 １９１０ 年度的要求为，３６，０６２，３９５法郎；但却接到命令说，要将请求数额核减，并重新提出一个２６，２１４，３７５法郎的支出预算。
实际上，在２０世纪初，法国仍深信着世界和平的迷梦。在１９０６年经过但热的警报之后，仍是半醒半睡，一直到阿喀地尔（Agadir）事件之后，才完全清醒过来。
当法国迷梦方深的时候，我们的宿世敌人却早已有所准备。我们只要把他们在这期间中对各方面所用的平均经费，和我们所用的作一比较，就可明白了。从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５年，如上表所载，法国每年仅每年平均的经费为４７００万，而德国则达１，１５００万；从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０年，法国方面增加到了每年平均９５００万，但德国却增达了１，９０００万。在这种情况之下，１９１１年我们在物质方面的落后，是如何地惊人啊！
根据所得的经验，在１９１１年我深知为要获得使国家和军队的装备足以应付战争所必需的经费，是如何地困难。
当我被任为总参谋长的时候，军队在物质方面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我们先就步兵装备的问题来说吧。一般舆论都以为我们的步枪已经落伍，而一部分的携带兵器的情状也很不好，所以将其拨充作国民军的补充兵器。波那尔（Bonnal）将军和兰格罗瓦（Langloio）将军的论说，就是这种不安状态的反响。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恶劣。步枪的总检查中，我们只发现了有４畅２万支稍觉损耗，而不堪使用者，则只有４万支。就总数的３００万支说起来，这数目实在是微乎其微。完全良好的步枪，有２５０万支是配属于第一线部队之中的。因此，说是我们的武器必须赶紧补充调换，实在是言过其实的论断。无疑的，携带兵器并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是总还够用，而其不及德国步枪之处，则仅为必须有４畅６５万法郎才能使用新步枪。
其次再说及我们的炮兵装备。我们的野战炮兵是完备而良好的。但是弹药的补给却不充分：自１９０６年以后，即逐渐增加，而达到了每炮有１２８０发的弹药筒。但是每炮至少须有１５００发，此外更须有工业动员的准备，俾得在战时可加紧生产，以改
良此项补给。我们工业设备，大部分均不能做到这一步，而又没有大宗的经费来改良这种设备。
此外，我们还必须有大宗的经费来编组我们的重炮兵。事实上，德国各军团中，均有若干的大口径炮；另外又有若干轻攻城炮。在法国，我们很少努力来赶上，而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使我们很难放心的。１５５公厘里默洛式汽车牵引炮仅有一小部分，预定的炮兵连数只有４２连，每连仅有炮２门。我以为这种物质的状态的改进，应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须借助于现有的器材，利用攻击炮兵队中的１２０公厘炮和２２０公厘炮，或要塞炮。第二个步骤是以完全由适合于未来战争需要的速射炮组成的重炮兵，来逐步调换这些临时改用的器材。要达到这目的，须有相当的时日和经费。在下章中我当再来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
关于要塞火炮方面，我们尚有相当多数的火炮可资改造，并有一些铸铁制弹可代替钢制弹。
在最后几年间，关于筑城方面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要使我们防御网拥有最大的威力那或许是米关心过分的，我们必须止于使既成的工事能够达到现代进步的水准，但是又须暂时停止新要塞的构筑。我们还有其他急须待办的事情，如扩大既存的营房和不得不新设的营地，以求有利于部队的调练，更为迫不及待的一着。因为服役期间的缩短，所以训练实在不能不加紧。其最重要者，就是战斗的射击，和各种地形中各兵种的协同。因旷野中射击实施的种种困难，与在演习时之不能乱入民间的私有田地，所以军队须有特别修理过的广大土地。因此，我所采用的计划，预定须开辟一个足够两个军团之用的野营。这种改造所需的经费，预算须２４，６００万法郎。而军团更须实行侦察，以选定最合用而需费最少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也想留在下章中再来细述。
此外尚有一个虽不甚重大然而也须注意的问题，那就是炊事车的问题。第一次试验是在１９０５年，但是有关当局并没有达到采用那一种形式的决定。在每次大演习中，都有过试验，然而总不能得到一定的结论。但是国外的军队却早已配备有炊事车了。
步兵负荷的减轻，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指定若干车辆以装载士兵一部分的负荷以及野营用具代以铝板制等问题，都老是争论着的。较不显目的军装颜色，改用金属桥梁以利军用笨重车辆的通过，架桥从列等等，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很可以说，这些改进之所以未能实行，就是参谋本部一直到现在都未能对陆军部的各部分尽其具有指导之特别的推动与整顿的作用。
这原因颇为复杂：
第一是因为参谋总长没有像１９１１年７月２８日的命令所给予我总参谋长那样阶级地位和权力。我的朋友特兰（Dalanna）少将，在１９００年即曾任此职。因此，参谋本部只能与其他各监督部平行，而不能有优越的权限，以确保陆军部内各复杂机构的调整。
第二是因为军委会的副主席完全与陆军部的行政机关生活互相隔离，使后者不明了其所认为必须的需要。
第三是因为一向的习惯，在讨论各种经费问题的时候，概由陆军部长任主席，由会计长，各兵科及各业务科的主官参加讨论，而参谋本人则只有在讨论其本身的经费时，才能出席参加。
总参谋长的设置，是改善这种不合理的一个好机会。１９１１年８月２６日以后，在我访问陆军部长的时候，我即把工事的亟待构筑，战争工具的应行改良陆军，部内各机关的调整——尤其关于经费要求的编造——等各说向他提出。我决不能不说，当时梅西美先生极为赞成我的提议，并以其地位来支持我。我们一致承认各部分工具的缺点，并为顾虑到我们所提倡的攻势精神，所以在考虑到要塞之前，我们必须先以工具来供给野战军。１９１２年的预算要求早经编成。各部分所要求的物资方面的预算，约达１１，３００万。在陆军部，这种要求被核减为９５００万，后来又被预算委员会核定为８４，８６７，１７４法郎。在我和梅西美先生研究这种要求时，我们都认为这数目实在不够。所以必须要求一宗特别经费，或者增加第三科的经费。经过财政委员会正式同意之后，结果是采用了第一种解决法，而在１９１２年的预算经费外，另列入了２，１３０万的支出，再加上用于航空队建设应用的法定支出１，２９５万法郎，所以陆军部１９１２年的全部经费共达１１９，１６７，１７４法郎。
但这只是第一步的工作，此外还须编造一个工具的总计划。当时曾对各部发出一道详密研究其所需的命令，而且从１０月２０日至３１日间，会计长，各有关单位和我曾在陆长办公厅中开过好几次的会议。结果在１１月间，即编成了一个必须在五年内实施的特别紧急经费计算书，其总额增加到２４，６６０万法郎。其中有３，３２０万法郎已列入１９１２年度中。
１９１２年１月６日，陆军部长将他的预算案通知了他的财政部的同僚，同时并要求其将所同意的支出案以额外经费的形式加以批准：陆军部长希望能用这种方法可以免将这项经费列入特别支出的项下，而使工事迟迟不能开始，并在不适当的时机中惹起对于我们正在开始的努力的注意。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关于摩洛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４日的条约法德双方都尚未批准。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２日加伊育内阁的突然下台，又引起了陆军部与财政部间的激烈争论。我们又可注意到内阁更换的种种不便了。
１月１７日，新任军委会委员长的普项加麦，陆军部长米赛朗和财政部长克洛兹这三位大人物开了一次会议，来研究１９１２年所提出的额外经费的要求。在讨论当中，有几样预定的数额被大量核减了。我先前所说的演习野营被剔除了；关于要塞炮弹药补充中将铸铁炮弹改造成钢铁弹方面的却增加了１００万。不过正月六日函件中所说的特别经费的原则，却尚能维持，只是经费的数额由２４，６００万减为５，０７０万，而１９１２年度的经费则由３３２０万减为２１３０万，再加以我刚才所说的１１，９００万，陆军部所得的总额，为１３，５００万法郎（同一时期间德国方面的支出为２１，６００万）。这预算中再不能希望有将野战榴弹炮，和重炮兵的现用炮架改换成金属台炮架的经费，也不能希望有将黑火药改换成B火药的经费，这原是预定列入１９１２年度至１９１７年度中的；而且原已列入１９１２年度至１９１７年度的补助寝具和设备的要求经费，这不再提及了。
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我直接听到预算委员会的委员长谢龙（Chiroor）先生曾写信给陆军部长，探询其各单位所请求的经费，是否与各种科目所需的总数相符。因为有了这样的一项质询，所以在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日，１４日，１８日，１９日间，在陆军部长的命令下，有关各分部官员的和会计长曾经开过了几次会议，以决定特别紧急的支出表，当时所决定的总额，为４６，９００万，其中的１０，９４０万法郎，是１９１３年所应支出的。但是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３日陆军部的突然改组，使应行实施的工事的计划又不能不延期。
然而这时候的形势，急转直下，不意事件接踵而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的德法协商，虽经过长时间困难的商讨而缔结成立，而德国军备的重新大肆扩充，却又于１９１３年２月大大地刺激了法国。军委会在爱利善（Ely see）召开会议，全体一致通过重采三年服役制的原则，接着国会也通过了维持退伍级所需的经费，而国家也在危险迫在眉睫之际，似亦已决心以全力来确保国防。
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４日，在新任内阁总理白利安（Briand）先生的官邸，召开了一次财政部长、陆军部长、上下两院的陆军委员会代表和财政委员会代表的联席会议。曾讨论到１９１２年１２月所议定的计划，并决定应行即时动用的一部分支出的问题，先交由上议院财政委员会的秘密委员会加以研究。但是在这期间中，时报却泄露了这商议的秘密，而大登特登其新闻。这秘密泄露的结果，揭发了人们所指责的秘密，于是使财政委员会要求这种经费的批准，仍须经过立法的手续。１９１３年２月２７日的法案，要求于预算经费之外再增加５０，０００万法郎的支出者，竟被废弃。但是在预算委员会正在研究这案的时候，马菌特朗（M alam din）少校对于一种可使７５公厘炮作曲射射击的金属薄板的实验，似乎很有理由可以放弃为建设野战榴弹炮台而提出的８，０００万经费的要求，因此，全部计划的经费即减少至４，２００万（这计划即被称为“四万二千万计划”）。
法案于１９１３年３月１８日由克雷孟特尔（Clementel）先生提出报告，当时也全无异议。实际上，在法案提付保留之前的几天，财政委员会即全场一致地允许财政部长和陆军部长预行支出７，２０４万法郎，因此，陆军部长即行通知有关各部分可以即时提用其已批准的款项。我们从没有看过这样热心这样敏捷以使国家的需要能获得满足的。这就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计划的主要基础是决定：
以２，１１７万法郎用于７５公厘炮的弹药补充（２年完成）；
以５，４４７万法郎用于以网制炮弹调换铸铁制炮弹（１１年完成）；
以９，８４５万法郎用于东部要塞和东北部要塞（５年完成）；
以６００万法郎用于东南部筑城（２年完成）；
以５０万法郎用于将７５公厘炮炮弹改为曲射炮弹；
以２，０００万法郎用于游动重炮兵；１５５公厘里默洛式炮和１０５公厘汽车牵引炮（２年完成）；
以１，５００万法郎用于将１２０公厘炮改为厘黑默洛式炮架１２０公厘汽车牵引炮（２年完成）；
以１，０００万法郎用于将１５０公厘炮改为汽车牵引炮（４年完成）；
以１，４２０万法郎用于要塞轻炮兵；１５０公厘里默洛式汽车牵引炮（３年完成）；
以６００万法郎用于对航空机自动炮（２年完成）；
以２，０００万法郎用于制造大射程炮兵火炮（５年完成）；
以２，７３５万法郎用于演习野营。
这计划需要长时间的巨大努力。此外，因为我并未参加这计划的起草，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紧急的事项被忽略了。
其中尤其是在奥查科夫（Otchakof）克里米亚（Crimee）和迈利（M ailly）各役中，俄国政府曾得到了不少关于装甲的经验；而在前两次战役中，我们是曾被邀参加过的。这些经验就证明我们的装甲是可以满意，而反之，我们的重炮兵却不足以应付现代的筑城。各次的大演习也曾暴露了有若干亟待补救的缺点，如所有现代陆军所早已配备的炊事车等，即其一例。
因此，我在１９１３年４月间，即对陆军部长提起他的注意，告诉他编拟一个新计划的必要。这计划中尤应注意到我所认为尚感极为不足的七五公厘炮的弹药补充，极大射程的重炮兵器材的制造，汽车无线电信所的设置，电话和电报器材的增加，炊事车的制造，在已计划的１２０门１０５公厘平射炮之外再增加１００门，大威力游动重炮２００门的制造，大威力海岸炮的制造，要塞兵器的现代化等等。这些都是我认为在检讨“四万二千万计划”时所必须注意的主要点。
因为我的提议，所以陆军部长即决定在４月２３日召集部内各单位主管开一会议，以讨论应采取的方法。这一次的会议，是在参谋本部举行，由我的代理人总参谋次长卡旦尔诺将军主席。
会议的结果，造成了一个在１９１３年２ 月计划——即所谓“四万二千万计划”——之外再增加５０，４５０万法郎的案件；因此，陆军部的要求，共达９２，４００万法郎。第二天，陆军部长即将这新要求递交财政部长。经过内阁会议之后，５月１３日财政部长的复文中说，他不能毫无保留而即同意将这涉及１０亿增加负担的案件向国会提出。他说如人们认明了这种必要时，也只能够考虑４２，０００计划的简单表册；他并且暗示要把２月２７日所决定的数额提增到４５，０００万。另一方面，对于５０，４００万的补助要求，财政部长只批准了３，０００万。
这时候，陆军部长爱蒂项纳先生即设法打破这难关：他造访各有关的长官，请他们告诉会计长补助计划中的经费，是必须即时拨下的。因此，这急需支出的总额，减低到２３，５７２万。我们更须知道，财政当局这时候是碰到了惊人的要求；事实上，在这期间为三年服从法的实施，必须拨付大宗的经费；仅是为了兵员的增加而必须建造兵营的经费，１９１３年度所预定的即为１６，２７０万法郎，１９１４年度为１２，４２０万法郎。
不过部长却极能尽职，认为必须修正应行实施工事的缓急顺序，并于１０月８日决定了将“四万二千万计划”和“五万零四百万计划”合并起来。１０ 月２０、２１、２２、２４ 日连续开过几次会议，都由部长亲自主席。会议的结果，就是草成一个总额达１４０，３００万的总计划；其中８０，３００万作为预算外的临时要求，以替代２月２７日法案的４３，０００万；３０，５００万作为特别支出（第三科）；另外的２９，５００万作为第二步的紧急请求。
这个计划的时运不佳，在作成之后，即转送财政部，准备作成一种法案；但是财政部并没有提出，而政府却于１１月１８日通知预算委员会必须严格支持２月２７日案。接着陆军部又开了几次会议，以就政府所限定的４２，０００万中，造成新的预算。这预算中包含若干２月２７日计划中所遗漏的紧急工事。
因此，我们也必须根据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内阁的决定，就总额１１４，７００万法郎（其中４，２００万是额外的支出，７２，７８２，０１２１法郎是第三科的预算年终支出）来编造一个预算。
但是在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初，陆军部又突然改组，因此又复拖延了下来。不过新任的陆军部长诺朗（Noulens）先生又提起了这问题，而于１２月末即将增加到１，４０８，７４１，５７１法郎的计划交给财政部长。这计划就形成了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６日所提出的法案。这法案包括预算外的７５，４５０ 万法郎和第三科预算年度内的４１，６４５，０５７１法郎。
１９１４年４月２６日的选举使本案又拖延了。直至大战的前夜在有名的会议中，军事委员会委员查利 －汉伯尔（Chories Humirt）先生在讲台上揭露了大震民心的我们的军事情况之后，该提案才算通过。而且这一场演说，大概在德国很有反响，并且促成了它急速对法国宣战。在这场演说之后，克雷孟梭（Clemenceou）先生即走上讲台，大声地说：“自从１８７０年以来，我没有参加过这样使人感奋而痛心的国会会议。”
这一次，法国全国都惊醒起来了。他们突然感觉到这期间沉溺在和平迷梦中的毫无准备的危害了。但是他们虽想急起直追，也可惜是太迟了。
这就是战前一段悠长而可痛的预算历史。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军事预算编造之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各部分的无联系而只顾自己。梅西美先生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起，即已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让我参加编造预算的各主管会议。爱蒂项纳先生自１９１３年１０月以后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使我主持各次会议，而终于达到了将“四万二千万计划”和“五万零四百五十万计划”合并在一起。
我们军备不足的另一原因，依我的意见，就是在内阁的不安定。从１９１１年１月１日起，到宣战时止，内阁更迭了八次。这样的变动频繁，就使各部没有时间来发挥其复杂的职权。机关的过于繁复，使为部长者俱存五日京兆之心。其结果就是各单位主管的全权不再受上级当局的节制。而会计司更直接与国会中委员会的委员们打交道，而至玩弄其不属于本身的职权。他随便修改各部分的要求，并加以改造。实际上，只有它在编造预算。其位置已经超过了各部长所赋予的多得多了。
最后，就是一般舆论太不明了军事上的需要。国民长久就不知道我们东邻的巨大努力。假如他们更能明了事实，更知道危机的急迫，那么，对于国会所长久拖延，直至大战前夜方才批准的财政上的努力，他们必早已要求其实现了。
（第三章完）
原刊于《陆大季刊》第９期，第２２－３０页，１９４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