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建民 整理 叶蕾
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妈妈，她是一个老革命，今年80岁。我妈妈并非因为是老革命而与众不同，她从来就没有长大，她仍然活在她的“红小鬼”年代里。
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山城里。我妈妈真是很特别，怎么也不愿意讲她自己，但我们都喜欢“倾听”，所以我要把妈妈的故事说给你们听。
红小鬼年代的妈妈——跟着部队去当兵，年纪小、个子矮，一头短发，都当她是男孩子。行军通过战场，没有路了，只好踩着尸体走
我妈妈从小家境不富裕，但在穷孩子堆里她最讲义气。孩子们过年时都会得到一两块铜板，我妈从来不用。正月里孩子们去集市上玩，一个个眼馋得不行，但谁的压岁钱都没了，我妈就撩起小衣襟，从腰里掏出一块蓝花布包包，一层层打开，露出五六块黄黄的铜钱，那是她一年年攒下来的。孩子们都“哇呀”叫，我妈就把这几个铜板分给你一个他一个，让他们去买东西，自己一个不剩，什么也不买，只顾笑着站那儿看大伙儿乐。她就是看着别人乐自己就乐的人。
那是妈妈六七岁时的事情。到了十来岁，她就长得很机灵，胆子又大，不知道怎么就常常有叔叔到她家里来找她送东西，她总是一点不差地送到，后来知道那叫送情报。12岁那年春天，她做了一件很重要也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辆马车要通过二鬼子把守的关口，车上用棉被盖着一位年轻的伤员。他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肺部，战地卫生所治不好，伤口化脓了，要立即送到后方医院。我妈妈和一位老人坐在车上，快到二鬼子关口时，老人在我妈背后打了一下，她马上大哭起来，手里拿着半块馍，这边二鬼子叫停车，她哭得更凶。“你哭什么丧？”二鬼子问她。她边哭边说：“我爷爷打我不让我吃馍，要给我哥哥吃，我哥哥得了肺痨……”二鬼子一听，赶紧捂着鼻子说“快走快走”，就这样顺利地过了关。我妈妈就是那一次看到白求恩大夫的。伤病员被抬到一个大帐篷里，她看见一个大胡子爷爷检查她的“哥哥”，很着急的样子。就在那一年秋天，白求恩大夫去世了。
不久，我妈妈就跟着部队去当兵了。她年纪小、个子矮，一头短发，都当她是男孩子，分到卫生队才知是个假小子。
但谁也不知道，我妈妈还曾经包过小脚，她偷偷地放过三次又包过三次，所以我妈的脚只有32码，但她到部队一直领的是34码军鞋。这个秘密从来没有人知道，我妈妈是怕部队知道她裹过小脚不要她。
这双脚真是害苦了我妈，她硬是和大男子汉一样急行军，背上驮背包，胸前抱药箱，从不掉队，还要给别人拿东西。只有一回她差点掉队，那天晚上她们行军通过战场，没有路了，地上只有尸体，只好踩着尸体走。我妈妈越走越慢，因为她的鞋不跟脚，平时脚趾前头塞了棉布，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走几步鞋后跟就掉下来，她只听见脚像踩在胶水里，稠黏得吱吱响。我妈蹲下去拔鞋，才看见路上不见了地面，全是厚厚的积血，黑紫紫的，还发出腥气。后来我们看电视里说血流成河，我妈说，你们知道什么叫血流成河啊，唉……
我妈妈和她的战友比，真是命大。她后脑勺，就是下面这个小窝窝缝里有一个弹疤。那年日本鬼子扫荡，日本兵“哇哩哇啦”冲进院子里时，我妈妈还趴在后窗户上往外递最后一副担架。担架递出去了，我妈立即爬上窗子正要跳，后衣襟已被鬼子抓住，一扯，露出了里面的花棉袄，小鬼子叫得更响：“花姑娘的这里！”我妈妈一回头，看到一个戴眼镜的日本鬼子正死死拉她的衣襟，我妈攥紧拳头，对着他的眼镜狠狠打了一拳，鬼子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疼得一松手，往地下去摸眼镜，这工夫我妈早跳下窗子往后山跑了。屋里日本兵已进来好几个，他们端着枪打我妈，是那些山丘救了她，挡住了子弹。但她跑过一个山豁时，一颗子弹还是打过来了，叭一下钻进了后脑的骨头，竟然就嵌在那里不动了。真是离奇呀，那射程要是再短一分就打不着我妈，要是再长一分就把我妈打死了。
和平时期的妈妈——她一生很少穿件新衣，没有进过理发店，钱省下来干什么？捐给需要的人。捐了多少，恐怕算不出来
上世纪50年代时，我妈妈和我爸爸结婚，从北方调来南方。妈妈曾在白求恩学院学习、毕业，组织上安排妈妈到省城任厅级领导工作，妈妈坚决推辞。她只有一个要求，到基层工作，为病人服务。就这样，我们全家来到了这个依山的小县城，我妈妈一直在一个基层卫生所任职，直到离休都没有离开过她的病人。
妈妈是从12岁开始干革命，我是从12岁开始给她送中饭。虽然她的卫生所离家只有15分钟路，并且单位也有伙房，但她不回家也不在单位吃，一方面是因为离不开她的病人，我知道她还有一个理由是节省。
我妈的节省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她一生没穿过一件新衣，都是家人穿旧了不要的。她还教我们怎么做短裤，圆领衫破了，先剪掉袖子，再左边一剪，右边一剪，上边缝成腰，下边连成裤裆，一条三角短裤就成了。她说很好，还是全棉的。我长这么大也没买过内裤，都是这样做的。她一生没有进过理发店，打仗时期战友剪，后来是我外婆、我爸爸给她剪，再后来是我，现在是她外孙女儿。我从小也没留过长头发，妈妈拿起剪刀，在我脖子边咔嚓咔嚓几下就剪好了。
我小时候，即使下午要考试，也是吃几口饭就跑，要把饭先送给我妈妈，我怕她饿着自己。她心中只有工作，没有自己，也从不管家庭的人，全靠我们想着她。我从12岁就开始管家，爸妈、外婆、我和妹妹，这么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都是我管，好像只有我才是家里的“女人”。那些年什么都发票，粮票、油票、布票，我都要计划好，管好用好。有一年冬天，布票过期了，过年没有布票买布做衣服，一家人都来骂我，却没有一个人骂我妈妈。她连布票是什么也不知道，骂她有什么用？
她省钱干什么？还是像小时候那样，给别人用。只是给得更多，她一生到底有多少钱支援了别人，恐怕算不出来了。我父亲去世后，组织上送来4000元抚恤金，她正在上班，一信封钱送来，她打都没打开，就叫一个工人帮她送到一个什么地方，捐给孔繁森那里的一个那曲小学，并且不许留名。
就说最近吧。我妈现在很少出门，但每个月9号这天她一定出门。单位这天过组织生活，她是风雨无阻的。前两个月的9号，她下楼看见社区在楼道贴了一个通告，说是巷子里有外地来的一家三口，男人得了重病住院，家里已变卖空了，女儿也停学了。我妈马上回家拿了两千元钱，送到社区。过没多久，男的死了。我妈又找到那家去，说以后要管那孩子的学费。
别看妈妈对自己的孩子照顾不多，人家的孩子她格外上心。20多年前，有个年轻人犯了经济大案子，本来可能要判死刑的，我妈妈觉得他太年轻，死了太可惜，就为他说情，希望能把人留下来。那人的父母到处筹钱，我妈妈二话不说，就把家里的存折给人家了。银行要求确认，打电话对我妈说，你现在取款会损失很多利息，我妈说我要钱救命！那年轻人出狱后，对我妈就像对亲妈一样。
十几年前有一天，我妈昏倒在单位，她发高烧几天了。送到省城大医院专家会诊，舌头黑了，肺也黑了，专家结论是肺癌晚期。住院一个多月，她的病房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人都是妈妈的同事，更多的是她的病人，有的是从千里之外赶来的，想见妈妈“最后一面”。也难怪，平时我妈妈对病人好得没法说。病人便秘，她用手指帮人家排便；还经常在晚上带病人回家来，因为“单位下班了”；更绝的是回家只有15分钟路，她却要走两个小时才到家，因为“路上有人找我，说他家小孩吸烟的事，我就到他家去了”……
谁也想不到，肺癌晚期、高高兴兴等着去见她战友的妈妈，竟然好了！她回家什么药也没吃，什么营养也没补，还跟过去一样吃萝卜、白菜，竟然发生了奇迹。妈妈身体一好起来就去上班。单位人看到她大吃一惊，嘴张得老大，“你活过来啦！”大家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妈妈不介意，因为她对生死早已看淡。
博爱的妈妈——眼睛睁开她早就走了，晚上睡了她还没回家。但是到夏天，我家地板上会横一个竖一个睡着从老家来的小孩
我没有见过刘胡兰，也没有见过雷锋，但我妈妈让我看见了他们，他们就在我妈妈身上。对我妈妈来说，别人再小的事也是大事，我们再大的事也是小事。
我妈妈勇敢、正直、顽强，我相信她就是刘胡兰那样的刀架在脖子上都不哼一声的人。她午休时都不脱衣服、鞋子，说是随时有情况就可以走。这是她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习惯。战争改变的东西太多了，不仅有生活习惯，更有思维习惯。
我们从小就觉得家里没有妈妈，眼睛睁开她早就走了，晚上睡了她还没回家。我和妹妹都是我外婆带大的，但是到夏天，我家地板上会横一个竖一个睡着从老家来的小孩，我妈晚上回家要用脚尖小心走，生怕踩着孩子。他们都是我妈妈的“宝贝儿”。
我心里总是很委屈，觉得妈妈对我不亲。我是她的大女儿，从小为了让妈妈看我一眼摸我一下，我不知花了多少心思。我妹妹身体弱，经常生病，我真羡慕她，因为妹妹生病时，我看见妈妈会在她头上摸摸，给她买根棒棒糖，妈妈一边摸一边说“受凉了”。我一听受凉可以生病，马上跑进树林里掀开上衣，让冷风吹我的小肚皮，可惜吹了半天还是不生病。
有一年，我手上虎口处长了一个疖子，鼓鼓的，我每天都会等妈妈回家，把手伸给她看，说不得了不得了长了一个大包包，就想让妈妈摸我一下。可是妈妈连看都不看，就用两个手指在我手上飞快地擦过去说“没事没事”。
现在我才知道，那叫皮肤饥渴症。
我妹妹从小就调皮好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坐在一只高椅子上，被一个同学推了一下，妹妹和椅子一起倒了，后脑砸在水泥地上，当场翻白眼珠子。老师和同学们吓坏了，赶快把我妹妹抬到县医院，还好医院离学校只隔一条马路。有人跑到我家把外婆叫来了，医院里病人多，妹妹就躺在水泥地上，一直昏迷不醒。我外婆一边哭一边跑到我妈妈的医务室里，那里离医院只有一站路。外婆说：“你快到医院去，你小女儿要死了！”我妈妈听外婆讲了情况，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现在走不开，人在医院里就不要紧了。”
我妈一直等到中午下班才到医院来。同学们还围在那儿哭，妹妹还没醒。老师同学看见我妈都很怕，以为她要怪他们，谁知我妈是来安慰他们的：“不要哭不要哭，谁叫她坐那么高椅子的？你们都回去吧。”她一句都不怪人家，更没问是谁推的椅子，要是像现在的家长还不闹翻天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不管我们，我们家的孩子偏偏命大，我妹妹那回有惊无险。我一岁时发高烧，直到五六岁还不能好好走路，但现在身体很好，一点事都没有。我下乡插队时，别人的父母都送到目的地，可是我想要我妈送我到巷子口她都不干。我妈说：“送什么送？我没空，要上班。又不是上战场，我们小时候打仗去死都没人送，你十七八岁到农村去算什么事啊？”
外婆说妈妈13岁参军，跑出门，头都没回一下就走了。
你问我是不是恨我妈妈，我一点也不恨，也不怪她。相反，在这个世上我最爱的人是我妈妈。她是革命者，从小受部队教育，心里时刻关心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那么，我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呢？我觉得我妈妈是博爱，她爱天下的孩子，我们当然也在其中。
上世纪70年代时，我妈单位有两三个同事生病去世，但他们的孩子都在黑龙江等地插队，我妈为了让孩子们回城工作照顾家庭，到处跑到处找人，知青办、劳动局，还有接收单位，也不知她跑了多少路，最后把这几个孩子回城工作的事都办好了。
前几年，我妈妈有个同事的儿子，所在单位效益不行，我妈妈就支持他下海，帮他出主意，结果做生意也不顺利，我妈为了鼓励他，竟然他卖杯子她就买杯子，他卖白糖她就买白糖，并且出高价买回一大堆，买回来的东西都分给大家。大家都说她太傻了，但我觉得妈妈真是傻得可爱。
妈妈是我们的榜样——离休以后拖地板、扫厕所，什么活她都抢着干。她反问人家，共产党员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事不能做？
遗传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外婆一生豪爽，我妈更不用说，我有些念头也很怪，从小就想要捐遗体，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捐。我女儿7岁那年，有一天我带她到中心广场玩，看见拉着大红标语“给盲童带去一片光明”，很多人在那儿动员捐献眼角膜。我一看激动得不行，赶快要了一张表来填，并且动员女儿，我女儿以为是要马上挖掉她的眼睛，吓得捂着眼边哭边跑。我追上女儿跟她解释，是在人死以后才捐，她一听又笑了，高兴得直跳：“我也捐我也捐！”
回家我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她说你怎么不多写一张表，我也要捐。三代人捐眼膜的事被媒体知道了要来采访，但我妈妈坚决不接受，记者打电话来也不接。我妈说：“我不知有多少战友十七八岁就死了，跟他们比，我死了捐个眼睛算什么，他们连身体都捐了！”
后来我和妈妈都登记了捐遗体。捐遗体需要子女签字，我担心妹妹会不同意，妈妈说：“你来签字，谁不同意我骂谁，我身体除了心脏是好的，到处都有病，医生要哪里切哪里，拿去研究，不要的送去烧，骨灰撒到钱塘江里，不要带回家。”
我对孩子好得无微不至，但我的女儿也奇怪，她最爱的人却是外婆，性格也最像外婆。小时候，门口有讨饭的来，我家锅里有四个馍，我拿两个给讨饭的，转身我女儿手里又拿两个跑出去送掉。我说：“你不要吃饭了？”她嘻嘻笑说：“我宁愿自己不吃。”她在学校里总是很多事，老师说她很聪明，就是太爱管事，并且气量超大，同桌的男孩欺负了她，她转眼就忘，看他没有笔马上就送过去。
中学时有一个女班主任，才20多岁，真当是有眼力，她给女儿的学期评语里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是过于关心别人而忽略了自己，你的成绩会更好。”你说，这么年轻的女老师怎么说中了我家三代人的特点呢？
我妹的女儿在作文里写她的外婆：我外婆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但她却是最伟大的女性。我觉得小女孩说得准确极了。我妈妈一生曾经遭受过很多不平的事情，她一直认为最不平的就是女同志比男同志提早退休的事。她经历过战争，经历过运动，但没有什么事比不让她工作更难过。她是55岁离休的，她特别想不通，男人为什么不回家？她说从小拎着头革命就是为了男女要平等，可是到现在男女同工同酬都没有解决。男人在单位里没有事，等都要等到60岁，女人再能干也要卷铺盖走人。
这种意见并不新鲜也并不奇特，大家都在说，全国人大开会也争论过。新鲜的、奇特的是我妈妈，所以我说她与众不同。妈妈怎么想就怎么做，55岁离开她心爱的革命事业，对别人而言可能只是离开一个工作岗位，对我妈而言就好像是离开她的全部生命。她一生没有带过孩子，没有做过家务，没有烧过一餐饭，你说她回家能干什么呢？
离休后有一天，我妈打电话给单位领导，请他帮忙找一个临时工的活，体力活都行。领导很尊重我妈，就问那个人能不能做清洁工？我妈说行啊。第二天，我妈去了，领导看看她后面说：“人呢？”我妈指着自己鼻子说：“来了，就是我啊。”领导大吃一惊，说：“你开玩笑吧，我怎么敢要一位离休老干部做清洁工呢？”我妈大笑说：“我是离休但不老的干部，为什么不能做？我又不要工资，就是在家待不惯，想干事呗。”
就这样，我妈被安排到县图书馆。单位一个月给她60元钱，说是让她买双鞋穿她才收了。她在那里干了四年，后来拖地板、扫厕所，什么活她都抢着干。第三年单位辞退临时工也没辞掉她，因为她连那60元钱也不要了，白干还不成吗？很多同事战友都说她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把自己身份都失了。我妈就问人家，共产党员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事不能做？
到第五年，有个单位需要找一个人住在单位里看门烧开水，帮大家蒸蒸饭，给几十元钱工资，问妈妈愿不愿意去。我妈一听就乐，说她就想住单位里。没想到她在那里硬是干到70岁，才说要把工作让给年轻人而回家了。
她在那个单位一住十几年，你说她一个从来不会做家务的人，却成了单位里的“管家婆”。她是清洁工、烧水工、看门人、传达收发办事员……谁有困难都爱跟她说，要捐款，人家捐50她捐100，谁没带菜都吃她的。
她66岁那年，许多敬重她的人一定要我给她做66块肉吃下去长寿，说只有女儿做才有效，他们说，要不然我们都要请你妈吃66块肉了。我好不容易切了很细的肉数了又数，再三叮嘱她这一次千万不要给别人，必须全部吃下去。第二天她还是把一半都给别人吃了。
她那个单位在山坡上，单位特地买了一辆翻斗车运送垃圾。她每天要把满满一车垃圾推下山，天寒地冻的日子都会出一身大汗，但她十年如一日地清扫搬运那些垃圾。有老朋友上山看她，你猜她怎么跟人说？她指着那辆翻斗车说：“现在领导都有专车，我也有啊……”
啊，记者，你不要哭，我妈妈的身体经过长期体力劳动，反而好起来。我想说说我妈妈的故事，已经想了几十年了。总觉得现在的人都像生活在月球上，轻飘飘的，但我妈妈还是五六十年前的妈妈，她永远不会失重。我们全家都爱我的妈妈，如果有来世，我还愿意做她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