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难生坚持不要秘书、专车。消息反馈到王清江那里，王清江笑而不答。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很明白。他打赌，马难生不出三个月就会妥协，到时候一个秘书还嫌少了。这是经验之谈，他也试过不要秘书，其结果是，宁可不要秘书长，也不能不要秘书。秘书是他的拐杖，没有这根拐杖，他就成了盲人——寸步难行。
他等着看马难生的笑话。
专车还是来接他。马难生批评廖克明不听吩咐。廖克明很委屈。不是他不办，而是没有车可调度，唯有8号车没定人。这部车因号牌不吉利，大家都怕坐。过去都争坐8号车，要发不离八；不知从何时起，“七上八下”更流行。也是巧，聪江这几年坐8号车的人，都没行好运，屁股没坐热就下课。韦旺就是坐8号车下课的。于是，8号由热变冷，无人问津。七号升温。透过七升八降这种现象，就能看出官场中人的心态：升是第一位，发是第二位。
客厅有很多人等他。自从他搬进8号楼后，晚上就没有断人。他在聪江没有利益关系，得意的不得意的都愿意跟他沟通。
先来后到，卢森只得在客厅排队。怪事，这里也要排队，像看医院门诊一样，病人自觉排队。来的都是客，是客就不讲级别，唯有以先来后到最公正。
客人走完了，也到了休息时间。卢森不忍心打搅马难生休息，要走。怎么能走呢？马难生有意留他压阵。
既然这样，那就坐下来聊天。两人在聪江都是单身汉，没有老婆管，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两人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又都来自省城，自然话多范围广。不过话题集中在聪江。看得出他们爱聪江。
正聊得起劲，乐花子敲门进来。她是8号楼的专职服务员，是王清江钦定的。马难生规定她晚上不要上班，她不听，说她的职责就是照顾好马专员。马难生见到她就有些坐立不安、如芒在背。怎么出现这样严重的条件反射？要知道，晚上整栋楼就他和乐花子两个人，孤男寡女说不清。
乐花子说：“马专员，我给您炒了两个小菜，请您宵夜。”边说边将菜放在桌上。这是袁凉林制订的规矩：马专员工作很辛苦，超过24点，必须安排夜宵。
“过来，小乐。”马难生喊住乐花子，“我说了多次，晚上不夜宵。请你把菜端走。”
乐花子站着不动。看得出她很为难。
为进一步说服乐花子，马难生接着说：“小乐，你知道吗？临睡前吃东西容易得高血压、心脏病。我还想健康长寿。”
乐花子重复袁凉林教的几句话。马难生烦了，要发火。卢森接过话茬，说：“喂！不要这样吧。我肚子正饿，拿两瓶啤酒来。”
乐花子走了。卢森打趣地说：“这小女子真靓，你不要犯错误呀。”
身正不怕影斜，但人言可畏。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马难生想起卢森在聪江也是单枪匹马，何不与他住在一起。主意已定。马难生说：“卢森，你住在什地方？我们住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你看！”卢森以为刚才的玩笑话起了作用，于是进一步开玩笑，“不过……”说一半留一半，让你去猜想。
马难生知道他狗嘴吐不出象牙。
乐花子把啤酒斟满后没有离开的意思，她要敬酒。这种场合她见得多，知道怎样哄客人高兴。马难生一脸的严肃，她便冲着卢森，说：“我代表聪江人民敬卢局长一杯，感谢你们深更半夜还在为我们老百姓操心。”说完一饮而尽。
你们当然包括马难生。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爽的女子，卢森找了各种理由跟她干了几大杯。乐花子有些不胜酒力。酒能壮胆，她要跟马难生喝酒。
“干！”想起马上就能离开这个地方，马难生喝了。
干杯，有时是交流的开始，有时是胜利的告别。宴席上总以干杯为结束语。
3
马难生的车子在行署大门被人拦住了。拦车人是一位老者。他定在8号车头，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造型一样，口里念念有词：“我有冤，我要告状，我要告状！”
司机邓国恼火地赶他走，他就是不动。此时正是上班高峰期，看热闹的都是机关工作人员。马难生以为是车子出了故障，弄明白后赶紧下车。
告状人叫徐东面，是上访专业户，以告状为职业，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告到现在，有20多年的告状历史。
廖克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老者的面前。为显示自己的存在，他大声斥责道：“老徐，是不是又要一块钱买馍……还不快滚。”
一块钱飘到老徐跟前。
怎能这样对待上访的群众？
钱不能不要，状不能不告。徐东面捡起地上的钱仍然不愿离开，嘴里叨个不停：“我要告状。”看得出他决心很大。
听了高人指点，徐东面知道来了一位新专员。都说他人忒好，肯帮忙。于是，他就拦马难生的车。
行署大院的人都认识他。因他经常伸手讨钱，就都爱拿他开心。
他告状比机关干部上班还准时。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步行至公路旁拦车。他坐车从不给钱，不知是司乘人员怕他还是同情他，反正从来没找他要钱。早上8点，他准时到达信访办门口。到了中午12点，他便站在大门口。下班的人从他跟前经过，就能见他伸手乞讨：“给一块钱，我买个馍吃。”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20多年风雨无阻。
“什么事？老人家。”马难生走到徐东面跟前亲切地问道。
没有人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受惯了嘲弄的人不知道受尊重为何物。他不敢相信马专员在跟他说话。
廖克明赶快向马难生解释道：“这个人是神经病，不要理他。”
马难生没有理他，继续问道：“你不是要告状吗？把状纸给我。”
这句话提醒了他。
“状纸不是给你们了吗？咋还找我要？”徐东面喃喃自语。他说得在理，他的状纸20年前就给了政府。
见马难生犹豫不决的样子，廖克明再次解释道：“不必跟这种人计较……”
马难生瞪了他一眼，目光像两把尖锐的利剑，刺得他心里发怵。
这时，信访办吴主任赶到。他冲着徐东面大声训斥道：“老徐，谁叫你找马专员的？”吴主任比廖克明有号召力。徐东面见到他如老鼠见到猫。
“你又没说不准找马专员。”徐东面辩解地说。看得出他受了委屈。
为什么怕信访办吴主任？原来徐东面告了20年状，跟信访办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缘分由开始的舌枪唇战，到双方无奈，到超凡脱俗。20年时间，信访办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徐东面还是告状的徐东面。他成了信访办的老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信访办。写组织史、地方志还要请教他。这时候是他最得意的时候，有时还翘尾巴不告诉写史的人。信访办的人逐渐忘记了老徐是上访者，老徐也忘记了自己是告状的。一日不到信访办，不仅老徐心里发慌，连信访办的人都觉得缺点什么。老徐听信访办的话，只要信访办的人说一声：“老徐，你明天不要来，明天有省长来视察。”第二天保证见不到老徐的身影。不仅信访办见不到他，整个地委、行署大院乃至城区都见不到他。
告状把人告麻木了，告状把“状”给淡化了。没有这样的告状人，因而大家把他当成神经病。
“还不到信访办去！”吴主任下达指令。
徐东面一声不吭地走了。
马难生很难过。
20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徐也从黑发告成白发。二十年没有解决老徐的问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麻木不仁。
马难生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严厉地质问道：“吴主任，徐东面的案子何时能解决好？”
吴主任望着廖克明，希望廖秘书长能帮他解难。廖克明是前任信访办主任兼行署副秘书长，对徐东面的情况比吴主任还清楚。还有一个因素，马专员正处在火头上，一触即发。廖克明是秘书长，汇报错了或者话没有说好，马难生不会不给面子。
廖克明根本就不理睬他。廖克明知道，自己的面子也只有那么大，弄不好照样挨批评。
无奈之下，吴主任只得硬着头皮讲。他首先问马难生：“是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得到肯定等于许了他胆。吴主任来劲了，一吐为快，说：“徐东面何时死，他的事就何时了结。”
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这是自然淘汰法，有这样处理问题的？
其实是一件大不了的事。21年前，徐东面的独子徐大山发现本队社员盗伐集体林木，便抓住此人。那时候讲阶级斗争，盗窃集体财物轻则批斗重则坐牢。争执中，对方对着徐大山的脑部猛下一扁担，把徐大山打昏。经抢救，命保住了，徐大山从此变成了傻子。按理说，徐大山是保护集体财物光荣负伤，属公伤，公社、大队不仅要报销医药费，发放营养费，还要表彰他的英勇行为。事与愿违，二级机构定性为斗殴。因为大队支书替对方承担了责任，称对方砍树是公差，是他安排的农活。就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断不下。调查、协商、妥协，反反复复，一拖再拖，久拖不决，拖到今日还处理不下。徐东面的老婆在这期间去世。时间越长越被动，越难办。当时的环境已失去了意义，但处理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当时的环境，否则，徐东面不服。久拖不决，只有等徐东面死。只要徐东面死，就没有人提此事。他的傻儿子永远不会告状。
这是什么逻辑？荒唐。马难生激动了，他说：“我就不相信20年处理不了一个案子。我们共产党人，八年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四年打败蒋家王朝，难道这个案子比他们还顽强？”
他的话铿锵有力，可惜触动不大。麻木了，麻木到针扎进去见不到一滴血。
不动乌纱帽触动不了人。不怕掉乌纱帽的官员才叫有骨气的官员。
“廖秘书长，你把老徐的情况整理成资料给我。处理不好老徐这件事，我、你、他统统辞职。”马难生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他”，指的是吴主任。
“马专员，此事处理不好，我主动辞职，不用您撤我的职。”吴主任立即表态。
不是盲目表态，而是有信心做保证。在信访工作实践中，他摸索出一条规律，只要领导重视，大员上阵，天大的事也能迎刃而解。马专员把自己扯了进来，亲自过问此事，可以肯定地说，不出数日就能彻底解决。
廖克明也跟风表态。
触景生情，马难生想起14岁那年随母亲到公社革委会上访的情景。那时，他初中刚毕业，没有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母亲马春保拉着他到公社上访，一位分管教育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接待他母子俩。母亲说明来意，这位副主任翻开录取档案，脸顿时黑了起来，说：“你心里有数，你儿子的家庭出身是右派；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女才能上高中。”马春保辩解道：“我儿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他是我拉扯大的，跟我姓。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马春保还自豪地说：“我儿子成绩全公社第一，凭什么不录取？”这是事实。有理说不清，那是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右派的儿子几乎等于右派。在农村，更没有子女跟母亲姓。“你不要横扯。”副主任很不耐烦，说完就要走。到底谁在横扯？母亲拉着副主任的衣服死活不放。儿子一生的前途命运在此一举。每一位母亲都愿为儿子的前途破釜沉舟。副主任的衣服撕破了。他发火了，对着母亲就是一顿拳脚，边打边骂：“你这个右派婆，胆敢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耍赖。把你关起来！”母亲仍然不松手，仍是据理力争。出来两个年轻人帮忙，副主任才逃脱。马难生宁可不读高中也不愿让母亲受辱。母亲拉着他的手，一路哭着回家。他从没见过母亲这么伤心。母亲跟他讲起了父亲的故事。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第一次知道亲生父亲是大学高才生。父亲，你在哪儿？这时他渴望见到自己的父亲。从此，他踏上学徒的路，做木匠的学徒……
4
“把所有的拨款都给我停下来！”马难生对着电话，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卢森。
电话放下后，马难生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聪江已进入非常时期，各种潜伏的危机、问题、困难、矛盾浮出水面，没有小事，每一件都是大事，都必须认真对待，丝毫马虎不得。纸厂1.7亿的到期贷款要还，地委、行署新办公楼2000万的工程款要结，农村基金会6个亿的本金无钱支付，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的4亿债务要偿还，基层供销社2亿农民股金要清退，乡镇及村组5个亿欠债等等。这是没有水分的统计数字，是要拿钞票出来兑现的数字。聪江全区一年财政收入7.3亿，可支配财力4.5亿，就是不吃不喝也得要两年时间才能还清。
堵缺口、化矛盾是摆在马难生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一个子儿都不能乱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有人花钱不心疼。省政府给了300万救济金，用来救济这次水灾的困难户。王清江得到消息后命令卢森拨200万到人民广场工地，拨80万到纸厂。两个地方急等钱用。不然，一个要停工，一个要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