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初创巡警时奏称，“警兵所以清内匪”，也就是用以防范人民。正因如此，他的首创被清廷当做经验推广到全国，使警察制度成为国家机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勿庸讳言，警察制度在维持社会治安和消防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功能。
（三）整饬吏治
清末的吏治之坏尽人皆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走后门向上钻营，拉关系互相利用，都成了当官的日常要务。平民百姓把他们恨得咬牙切齿，视如蠹虫公敌。正如一家报纸所指出的：“你瞧现在无论什么报纸上，只要一讽刺作官的，看报的人就没有不拍手喝彩的。不怕有三五个人交谈，但是一提到官场一层，你就去听吧，没有说好话的。这种现象大概得属我们中国为尊了。现在小民视官长如仇敌，……中国作官的确是国民的公敌。”
袁世凯知道这种情况太普遍，既瞒不住，也无需瞒，干脆承认。他认为，吏治最大的问题“莫如收受陋规一事”。所谓“陋规”，也叫“规礼”或“常例”，就是官吏凭借权力按时、按节、按事，向所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的金钱和礼物。袁世凯说，因为官员俸禄微薄，而办公用度浩繁，乃不得不取自于属吏。“平时既受陋规，即遇事不无瞻顾”。因此，他首先提出，应以“整饬官方为当务之急”。办法就是令道、府、州、县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级，酌给公费，多者月给一千两，少者一百两、五十两，任何人不得私相授受。倘再借端敛派或有馈献，严参治罪。如此，便可养官之廉，止官之贪，“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奉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然而，“章程虽然拟定，而后来未能实行”。道理很简单：官僚为饱私囊，取之多多益善，谁不想额外多弄一些钱？属员为了保住禄位，调剂肥缺，步步高升，不给上司馈献，不进行非分钻营，何能办到？所以命令等于一纸空文。
袁世凯提陋规、改公费，是为了解决“长官不能正己以率属，斯下僚益务媚上而剥民，求其弊绝风清，必不可得”的问题，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但他自己就是个夤缘权贵、大量行贿的行家里手，他带头作俑，如何表率群僚？群僚以他为效法的榜样，还能不“益务媚上而剥民”吗？其结果自然是“求其弊绝风清，必不可得”了。1904年，他又实行津贴办法，每年补贴本省三十四个瘠苦州县银五万两，“然不过苟且补苴，而肥者自肥，瘠者仍瘠”，并没有解决问题。
第二个措施是设立官吏考验处。袁世凯感到过去对初次到省和新选新补人员的甄别徒然具文，有切实改革的必要，特设考验处，除道、府大员由他亲自考问外，其馀概归该处考验，然后委任差缺。考验科目计分五项：一、阅历，如曾办何事，有无成绩之类；二、批判，如公牍文字，以看其学识；三、律例，如新旧法律，各国宪法等类；四、行止，如举动静躁，是否吸食鸦片等类；五、口才，考其对答是否详明，有无条理。由考验处大员会同进行。
第三个措施是设立调查处。调查分为平时与临时两种，前者主要是比较官吏政绩，采访舆论；后者包括朝廷特委总督查办的奏参要案，总督指交事件，各官互相禀讦事件，绅民控告官吏事件。对象仅限道、府以下人员，供袁世凯考察举劾属员时参考。
第四个措施是“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为使地方官员具有新政知识，首先设立课吏馆，不久改为直隶法政学堂，专招候补人员学习，其附设之幕僚学堂，专教幕僚。法政学堂每年招收一百二十人（后增收山东等五省举贡一百人），分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两年毕业。正科讲义，绝大部分由日本教员讲授。课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约、国际私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演习裁判。毕业后分优劣委派差缺。其次，命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官员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属及学校、实业，回省后再赴新任。再次，委派归国留学生到新政机构中工作。
以上四项措施，前三者做的大都是表面文章，只有最后一项尚有一些实际内容，开办政法学堂能够增加官员的一点新政知识，任用外国留学生更能在新政中发挥一些作用。可是，在整个封建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存在的情况下，在官员结构不根本改变和贿赂公行成风、难以遏止的情况下，任何新机构新措施都不可能使吏治大有起色。
事实确实如此。有一个即用知县周子荫感慨良深地说：在外省未做官时，“常闻北洋用人行政之善”；及分发直隶之后，“默察官界之芜杂，吏治之苟且，人员之壅塞，风气之颓衰，迥非意计之所及。设官为民，至此可为寒心”！“近年举行新政，直隶负全国模范之名，不意外州县腐败敷衍或较他省为甚者”。官吏“流品之庞杂日甚，亦运动之术日工。查直隶自道、府以至末秩，数逾虎贲（按：三千），盖候补而外，候选者数百，投效咨调者数百，并无官职而冒充职衔及未经分发者又数百，故有谓北洋为当时官界逋逃薮者”。“他省兼差一二以为罕，直隶兼差四五以为常；他省有兼差而不兼薪，直隶有兼薪而不到差。”往往一局之中办事而负责任者不是官长，而是司事、书记。复有专门安置私人之冗差，结果造成“五羊十牧”。还有无以名之者日候差，无所事事。“此皆北洋之特色，为各省所罕见。”另一个叫彭赓良的道员亦指出：“北洋自庚子以降，人员拥挤，候补候选悉萃集于此间，运动是恃，限制全无。自开用人破格之端，遂成藏垢纳污之所。故论官场之现相冗杂，甚于南洋。”官吏借亲族之力，以候选谬充上差；在京食优薪，在津兼数局，行同市侩；薪俸之外，公然索取平馀、差徭、规费，搜刮无已；调验后继续吸食鸦片；携妓冶游；诸如此类，有增无减。甚且“官场竟作赌场，卜昼又兼卜夜，一赌数十百元或数千百元。今日此署，明日彼署；今日甲宅，明日乙宅。膺要差者，公事有无，不暇与闻；居现任者，属吏谒见，难谋一面。”上述事实证明，吏治依然腐败透顶。
（四）提倡实业
20世纪初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的加速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喊，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开始感到兴办实业的重要，把它作为新政中的重要一项，令各省推行。袁世凯既迭奉谕旨，即督饬各属劝谕地方绅民考究工业、农艺。他标榜的提倡实业的指导思想有三：一、认为直隶地瘠民贫，非于农工诸务切实讲求，不足以辟利源而资生计。二、利源开辟，财政收入增多，可使国家富强。三、兴办实业可以抵制洋货进口，堵塞银钱外流。
袁世凯兴办的实业，有如下几大端：
1、开办银元局、官银号等金融事业。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洋机器局造币厂毁于战火，因此天津银根吃紧，物价波动，商民交困。1902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创办银元局，鼓铸银元、铜元，拟以铜元代替纸钱，银元代替银两，实行币制改革。其后又开办天津官银号（后改为直隶省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铜钱票。这些措施对于天津市场的资金周转，金融混乱的整顿，都有积极作用，商民称便。但后来滥铸货币，则给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2、倡办工业。1903年10月，袁世凯委任周学熙在天津创设直隶工艺总局，作为领导管理实业的官方机关。该局章程申明，它以提倡维持全省工艺为宗旨，以诱掖奖劝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之义务，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章程立意不为不善，可是过于浮夸。不过也确实办了一些事情。
工艺总局直接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艺学堂）、劝工陈列所（原名考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附设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工业学堂培养工业人才，设化学、机器、化学制造、图绘等科，由英、日教员授课。劝工陈列所主旨为启发工商业知识，激发工商业家之观感。主要从事搜采本省、外省和外国产品，分类陈列，以供观览；令本地工业家将其产品同外国同类产品比较得失，访察本地可兴之利、所出之产，研究工艺、成本、销路、运费、包装问题，并随时演说、实验，阐明道理及方法，进行开导；化验化学物品及矿产，以便制造；搜罗有关工业的书籍、标本、报告、新闻、商品目录等，供工商业家考究。教育品制造所陈列中外各种教育书籍、仪器、标本、模型、图表，以备各校考览咨询，仿制应用。实习工场为工业学堂学生实习之处，兼培养技术工人。
直隶工艺总局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劝导、奖励、推动工商业的振兴。它专门发布劝兴工艺文，号召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推广工业，大辟利源”。表示：“一切开办之法，保护之方，莫不代为筹画，总以扶助成立为主义。”派出工业学堂教员及工商业家到街头马路演说、宣传，派遣劝工委员分赴各地劝导官绅合办工厂；调查各州县出产及工业情况；举办展览会；试办工业售品所，出售所属工厂产品，办理本省寄售业务，但不代售洋货，用以扶植国货，打开销路；考核鉴定厂矿企业，好者给以奖励，1905年定模范工厂二十七家，1906年五十八家，并颁发金奖牌三十八枚、银奖牌四十七枚；派人带领工徒前往湖北制麻局学习织造麻织品，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到日本考察造纸、织布方法，调查工厂、商品陈列各事；呈请农工商部批准给予发明折叠桌、轧豆榨油机、机器轮磨、黑胰者以专利权。
“津郡工商多守旧，语以东西洋工艺，实耳目所未经闻见”，近代工业的落后状况可想而知。袁世凯通过直隶工艺总局多方面的提倡和活动，对天津和直隶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提高了士民绅商对兴办工商业的认识，使“人人各印人实业二字于脑筋中，而如响斯应，于是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1906年实习工场举办的一次为期五天的纵览会，参观者达五万多人，“巨绅入览之馀，尤为歆动，有拟即行开办工厂以通风气而兴实业者数家。……其影响于阖邑绅商工业之思想甚非浅鲜”。其次，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本省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三，兴建了一批企业。仅工艺总局出资助办的就有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和玻璃厂等企业。天津市区在1904至1909年期间开办的工厂有三十三家。1903至1907年五年间，直隶一百五十多个府、厅、州、县中，开办工艺局、所、厂的即达八十五处，资本总额库平银四十二万馀两。较大的企业，有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织造毡呢等物）、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公司和最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资本一百万元，年产水泥二十馀万桶，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建材工业。其他较小的工厂和专收女工的工厂也开始创办。就全省来说，工业的发展并不十分迅速，也不平衡，但与过去比较，直隶确已迈入一个有了近代工业的新的发展阶段。
矿产方面，则有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的设立。此煤矿由周学熙主持的天津官银号呈请开办，主要为振兴商务和接济北洋官用煤。
在收回开平和临城矿权问题上，袁世凯做了不少努力。开平煤矿系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委派唐廷枢开办，唐廷枢死后由张翼接任矿局督办。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张翼图谋私利，同德人德璀琳和英商墨林等人勾结，签订契约，将该矿改名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实行中外合办，在英国注册，欺蒙朝廷奏准立案，实则为洋人骗占矿权。1902年袁世凯发现该矿及其所拥有之河道、口岸、土地等落人英国之手，即同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进行辩论，并再三诘责张翼和德璀琳，张翼称并未卖与英国公司，已派律师赴英国控诉，一味拖延。袁世凯见问题不得解决，1903年3月上奏清廷，请饬下外务部向英国公使切实声明，断不承认所签私约，开平矿权不属英国，尤不能把口岸、河道、土地移交英国公司管理。如英人必欲合办，必须另订章程，以使“我之产地、利权不至凭空断送于外人之手”。清廷勒限张翼两个月收回。经过半年仍无眉目，袁世凯又几次奏参张翼盗卖矿权，要求收回，但都未有结果，矿权仍被英国霸占。
临城煤矿亦系李鸿章时试办，后来钮秉臣、龚照玙擅自与比利时人沙多私立草约，将该矿产业、房地统交沙多管理，名为合办，实同盗卖。袁世凯于1905年3月奏请将原合同作废，派唐绍仪、梁敦彦先后与沙多重新订立中外合办章程，最后议定借款三百万法郎（合银九十二万馀两）合办，把矿产主权收回。袁世凯收回矿权的真正目的是为北洋军开辟财源，但像临城煤矿的收回，在客观上产生了维护国家主权的效果。
3、督修京张铁路。京张铁路是由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清政府决定官办，由袁世凯督修。袁世凯接受任务后即设立路局，筹措资金，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奏准所用钢轨、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降低成本。京张铁路1905年6月动工，1906年2月丰台至南口段通车，1909年10月全线通车。路长虽仅一百七十馀公里，但中经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地形复杂，工程浩大艰巨。洋人曾经轻蔑地断言，中国修筑这样铁路的工程师尚未出世。但事实粉碎了他们的呓语。京张铁路的修成对于抵制侵略，维护权益，振奋民族精神，均有裨益。其中袁世凯的早期督修不无微劳。
4、发展农业。袁世凯从“非讲求地利，振兴农务，不足资生计而裕度支”的观点出发，1902年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人楠原正三指导种植。其附设之农业学堂，主要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制造。保定郊区二百馀万株桑秧和小站四百馀顷稻田亦归该局经营。此外，该局曾开展了农产品评会、试办农会、劝导种树等活动。各州县对植树造林一般都比较重视，其他方面则收效不大。
（五）广兴教育
袁世凯对教育也进行了改革，而且有所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