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盛京（今沈阳市）将军赵尔巽因为东三省在日、俄两国的侵略威胁下形势异常危殆，办事极端困难，奏请朝廷派遣大臣前往奉天（今辽宁）等地查看，共商要政。10月，清廷命奕劻之子载振和已经当上军机大臣的徐世昌前去东三省查办事件。11月，载振、徐世昌由北京启程先到天津，并停留了几天，袁世凯招待备极殷勤，并派道员段芝贵等人跟随赴东三省，进行保卫，协助调查。段芝贵为了以后拜在庆亲王门下，竭力巴结讨好载振。1907年1月，载振、徐世昌等人返回天津。袁世凯将二人接到中州会馆下榻，设宴洗尘，并与他们商讨了东三省的问题。
载振生长在骄奢淫逸的皇室贵族豪门世家，年方三十岁，获有贝子爵位，官居农工商部尚书，风流倜傥，既好渔色猎艳，又爱观剧。在中州会馆看戏时，见到一个色艺双绝、娇柔妩媚、风情万种的歌妓杨翠喜，这位贝子爷立即为之倾倒，心动神摇，意乱情迷，想入非非，不能自持。段芝贵见他这种神魂颠倒的样子，以为奇货可居，机会到来，马上以一万二千两银子将杨翠喜赎出，奉献给载振，曲意承欢。载振大喜，欣然受之。不久，段芝贵又从天津商务总会会长王竹林处借得十万两银票作为奕劻寿礼，贿买高官。
1907年春，朝廷决定将东三省改为行省。三省将更动大员的消息传出，钻营奔走于奕劻之门者络绎不绝。袁世凯本想自己当东三省总督，慈禧太后没有同意。奕劻遂按照袁世凯的意见，提出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任三省巡抚。军机大臣瞿鸿褛见所提尽属袁党，特别是段芝贵以道员而晋升巡抚，实为前所罕见，极力反对；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也力争其不可。4月20日，慈禧太后宣布改革东三省官制，盛京将军改称东三省总督，三省各设巡抚一名；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此旨颁布后，举朝为之哗然，许多人大为不满，台谏中著名的“三菱公司”——都察院三位勇于同权奸斗争、诤诤有声的御史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尤其愤愤不平。
4月29日，一位不经批准自行入朝的不速之客突然来到北京，这就是3月3日刚刚调补为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戊戌变法时支持过光绪皇帝，八国联军入侵时积极率兵勤王，护驾西逃有功，极得慈禧太后宠信，由布政使一直做到总督，调补四川总督时正在上海。此人为政尚严猛，不讲情面，经常参劾违法乱纪和庸劣不称职的僚属，被人目之为“官屠”，与“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为天下“三屠”。又因其忠于朝廷，敢说敢干，不畏权贵，被称为“肝胆总督”，与“头脑总督”袁世凯、“思想总督”端方、“文章总督”张之洞并列为四大名督。他极端痛恨奕劻、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极想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面前“造膝详陈种种危迫情形”；又觉巴蜀道远难行，一入四川，此后觐见无日，不于此际设法入都，后悔无穷。于是以赴任为名，抵达武汉，即电请顺道入觐，且不待复电就乘车北上。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连三日召见岑春煊。岑春煊痛哭流涕地面奏：“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将打击的矛头直指奕劻、袁世凯集团，参劾大僚二十多人。又言：“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未知上意如何？”要求留在北京任职，监视防备奕劻、袁世凯等胡作非为，保护朝廷。
慈禧太后大受感动，对岑春煊说：“汝言过重。我母子西巡时（指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西逃），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近年汝在外间所办之事，他人办不了，故未能叫汝来京。汝当知我此意。”岑春煊又对曰：“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修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存，有何益处？故臣谓根本重要之地，不可不留意也。”慈禧太后说：“汝所言极是。”5月3日，授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同日，岑春煊又在慈禧太后面前参劾该部侍郎、奕劻和袁世凯的走狗朱宝奎，朱宝奎立即被革职。
奕劻、袁世凯对岑春煊的一举一动都倍加注意，袁世凯每天都有电报致两江总督端方，通报岑春煊的活动和朝廷动向，心中惴惴不安。5月3日，袁世凯致电端方说：根据这几日情形，岑春煊想推翻奕劻恐怕做不到，但岑春煊西行入川或者可免。后又接连致电端方说：岑春煊面参多人，涉及南北洋，“天下自此多事”；“闻日来上词色甚厉，一再责备诸枢（指军机大臣），颇有推翻萌芽（暗示有推倒奕劻的可能）。……二十三日三件均朱谕（指将朱宝奎革职等上谕），人心皇皇，大局可虑。”
5月7日，御史赵启霖又单衔上折，狠狠参了段芝贵和奕劻父子一本，并且涉及袁世凯。参折在叙述了段芝贵献杨翠喜、送寿礼的事实，袁世凯受段芝贵蒙蔽，将其由佐杂人员提拔为道员后指出：“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
慈禧太后览奏大怒，又听岑春煊以外边物议沸腾密奏，立即撤去段芝贵职衔，命程德全暂时署理黑龙江巡抚；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并怒斥奕劻：“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绳缢死我母子为佳！”奕劻惶惧万分，浑身发抖。载振吓得不知所措，急走天津，问计于袁世凯。
由于参折词连自己，督抚系自己所保，即使奕劻父子自己不弥缝，袁世凯亦要极力包庇，何况又同奕劻狼狈为奸呢！故他告诉载振说，应先将杨翠喜送回天津，消灭实据，而后再设法转圜。载振依言而行。袁世凯遂把一切安排就绪。天津的某些报纸跟着登出了关于报道杨翠喜一事的更正。袁世凯这才放下了一颗悬吊着的心，10日致电端方说：“赵（启霖）疏全虚，不足为害，勿念。”
5月11日，御史江春霖感到报馆更正大有蹊跷，上折要求调查各报，名为诘问更正原因，实为追究奕劻父子和袁世凯利用权势胁迫报馆掩饰纳贿渔色之事。但奏折被留中。
在袁世凯的精心策划下，奉载沣和孙家鼐之命前往天津调查的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到达时，杨翠喜已变为王益孙在农历二月上旬用三千五百元买下的使女，并立有字证；天津商务总会会长王竹林则坚决否认有借钱给段芝贵之事。把他们提京面讯，亦无异词。载沣年少不懂世事，孙家鼐顾忌多端，5月16日将调查情况复奏。当日，慈禧太后以赵启霖任意诬蔑亲贵重臣，将其革职。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就这样宣布结束。
尽管奕劻父子在袁世凯的大力庇护下安然无恙，然而已经沸腾的物议他们是无法平息的。为了缓和一下舆论，载振于赵启霖被革职的次日奏请开去一切差使，得到批准。此后，载振倍感袁世凯情谊深厚，与袁世凯结拜为盟，奕、袁的勾结更为紧密了。
慈禧太后既将赵启霖革职，又准载振辞职，且不恢复段芝贵的职衔，这样处理有着明显的矛盾，说明赵启霖所参并非无据。都察院的御史们个个不平，准备联名奏参。都御史陆宝忠见大动公愤，遂出来调停，上折为赵启霖辩护；赵炳麟则以挂冠去职为赵启霖力争。朝廷皆不准所请。
江春霖心犹未甘，5月23日再次上疏，指出载沣、孙家鼐复奏的案情有六点疑窦：一、买献歌妓之说起于天津的报纸，王益孙为富绅，杨翠喜为名妓，假如真是王益孙买杨翠喜为使女，天津的报纸绝对不会误登；二、使女也就是婢女，天津买婢的身价最高百金，而杨翠喜之身价却高达三千五百元，王益孙绝对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三、杨翠喜色艺倾动天津，年少红颜，岂肯甘充使女？四、证人供词彼此不同，显有捏造掩饰；五、杨翠喜身为名妓，生活在脂粉绮罗之中，不会干使女的活计；六、杨翠喜色艺双绝，王益孙必然动情，因此，买为使女之说，尤不可信。由以上可见，即使王益孙冒名顶替载振把杨翠喜领走的说法为子虚乌有，但王益孙“买妓为妾之事更无疑义”。按照《大清律例》规定，职官纳妓应受处分。而王益孙为兵部候补郎中，若纳妓逍遥法外，未免引起人们不满，应照职官娶乐人条例判处。江春霖指出案情六个明显的疑点，目的在于要求朝廷将此案彻底查清，以扳倒奕劻父子，为赵启霖洗雪冤屈。其断言王益孙买妓为妾触犯刑律也不是节外生枝，而是企图将其置于罪犯地位，通过审判，使之供出真情，达到上述目的，二者是一致的。可是，他的最后努力未能奏效，朝廷未予理会。此案以后也无人再提，于是彻底告终。
杨翠喜案的满天风雨消散之后，奕劻、袁世凯立即进行报复，发起反击，倾全力排挤打击军机大臣瞿鸿禨及其重要帮手、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和新任命的邮传部尚书岑春煊，而又以瞿鸿禨、岑春煊为主要对手，在政界掀起一次大的风潮，史称“丁未政潮”（“丁未”为干支纪年，即公历1907年）。
军机大臣瞿鸿禨身兼外务部会办大臣、尚书，为官清廉，勇于任事，颇负清望，深受慈禧太后信赖。他对奕劻的贪婪昏庸和袁世凯的植势跋扈、结党营私深恶痛绝，同他们矛盾一直很大，积不相能。过去，袁世凯曾着意笼络过瞿鸿禨，先示意愿列入门生，瞿鸿禨以受宠若惊、万不敢当却之；继又托人询问是否可以换帖，瞿鸿禨又婉言推辞。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时，袁世凯仍想与瞿鸿禨搞好关系，提出设立责任内阁方案，想以奕劻为总理，自己与瞿鸿禨为副总理，共同组阁，又被瞿鸿禨密奏慈禧太后，予以否定。袁世凯连续碰了几个硬钉子，知瞿鸿禨不愿与自己同流合污，衔恨益深，立即向奕劻发出警告：必须把瞿鸿禨赶出军机处，否则必受其害。奕劻在任用私人问题上屡遭瞿鸿被阻挠，早有驱逐瞿鸿禨之意。他们又认为岑春煊之敢于自行人京，系为瞿鸿禨所召；岑春煊之敢于踔厉风发地参劾大臣，也是瞿鸿禨所指使，欲借岑春煊的力量反对自己；瞿鸿禨与御史赵启霖是同乡，过从甚密，赵启霖之敢于参劾权倾朝野的奕劻父子，措辞如此尖锐，同样是得到瞿鸿禨和岑春煊的大力支持。因而便把一腔愤怒发泄到瞿鸿禨、岑春煊身上。在二人之中，他们又认为岑春煊敢于言事，不畏权贵，于己大为不利，但其甚得慈禧太后信赖，一时难于扳倒，应首先将其排斥出京。于是他们散布流言蜚语，使其不安于位。接着，奕劻以广东钦、廉、潮三府所属地方官府遭到袭劫为借口，奏请将岑春煊急调粤督，从事剿抚。5月28日清廷免去岑春煊的尚书之职，任为两广总督。奕劻又以事关重大为由，怂恿慈禧太后催岑春煊赴任。岑春煊任尚书不及一月，即被奕劻、袁世凯排挤出京。次日，奕劻又奏请授林绍年为度支部侍郎，企图将其赶出军机处。经瞿鸿禨等人力争，林绍年仍留在军机处。
岑春煊临行之前，又密疏参劾奕劻“甚烈”，慈禧太后颇为动心。袁世凯极为担心“不日恐有变局”。而慈禧太后也确有将奕劻免职的打算。一天，奕劻请病假，慈禧太后单独召见瞿鸿禨，谈了奕劻贪婪受贿的事情，并询问瞿鸿禨谁可继任其位，准备撤换，但意尚未决。可惜瞿鸿禨太不谨慎，回家后对其夫人讲了。瞿鸿禨夫人也够嘴快，立即又告诉了《京报》的创办人、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之妻，汪康年又传了出去。于是，英国《泰晤士报》便登出奕劻失宠、将要退出军机处的消息。驻京英国公使阅报大惊，深恐奕劻罢免后会影响中英两国关系，命夫人在慈禧太后宴请各国公使夫人时得便问及。慈禧太后非常惊愕，心想此事仅对瞿鸿禨谈过，必然是他有意泄漏，大为震怒。
奕劻听说自己将被黜退，亟谋对策。袁世凯及其党羽均依靠奕劻庇护而自固，闻讯皆大为恐慌。为了保住自己，他们便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和血口喷人的诬陷办法，将打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瞿鸿禨。他们召来死党、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密谋，议定由杨士琦起草奏折稿，贿买御史参劾。但瞿鸿禨享有清誉，御史们大都不屑做北洋的鹰犬，一概谢绝重贿。最后杨士琦找到了热衷利禄而又不甚得志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送其一万八千两银子，并允诺将其外放为布政使，要他具名参劾。恽毓鼎被收买后甘做奕劻、袁世凯的枪手，立即奏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所谓“暗通报馆”，指汪康年所办的《京报》。自杨翠喜案发生之后，汪康年在报上连篇论列段芝贵、朱宝奎之罢斥，赵启霖之革职，载振之开缺，对奕劻父子抨击不遗馀力，遭到嫉恨；所谓“授意言官”，指赵启霖上参折之事；所谓“阴结外援”，指的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所谓“分布党羽”，指的是瞿鸿禨托法部保荐其亲家余肇康为该部丞参。
6月17日，慈禧太后下令将瞿鸿禨开缺，将余肇康革职。她之所以不经查实就将瞿鸿禨开缺，主要不在于被参各节，而在于瞿鸿禨曾多次密请赦还康有为、梁启超，忤逆了太后的意旨；而奕劻、袁世凯又乘机诬陷他主张归政光绪皇帝，触及了她最忌讳的事情，刺到了她的疼处。故以后虽未查出有被参各事，慈禧太后也未收回成命。
6月19日，奕劻为了试探慈禧太后对自己的态度，奏请开去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因无适当人选接替，没有同意，但对他已不再如以前那样信任，同日又任命醇亲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分其势，并作将来取代之计。
奕劻、袁世凯朋比为奸，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左右朝政，野心越来越大。7月7日，赵炳麟上《请销党见疏》，内云：“今日大臣争权，小臣附势，人心险诈，朝纲废弛，不早维持，弊将安极，岂徒开明末党援之习，且恐酿唐季藩镇之忧。推究其原，皆因威福下移，天下知大臣，不知天子之所致也。”奏请饬令中央各部院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将康熙三十年十一月禁绝朋党的上谕竖于衙署，使之触目警心，预防流弊；并附片纠参恽毓鼎希图升官发财，弹劾瞿鸿禨各事均与事实不符。对于前者，慈禧太后立即照准，令各部院及袁世凯执行；对于后者，则搁置未问。接着，御史陈田又参劾袁世凯揽权营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