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县与卫辉临近，城中也有袁世凯买下的房舍。他经常住在这里，每每约人前来，或临泉而赏景，或登山而寻胜。在孙登长啸的啸台遗迹上，前人留下了不少题咏，袁世凯亦书写了一副对联：“运际昌期，应不容先生长啸；闻犹兴起，却常留终古高台。”他还与徐世昌发起捐资，对百泉、苏门等遗迹进行了重修。重修的动机，据其自述是：“余以退居养疴，憩息于此，睹名贤祠宇之衰落，胜迹遗踪之荒废，怒焉不安于怀，允宜集资，量为修治，补苴罅漏，踵旧重新，以昭矜式。”此外，他还打算“俟资用宽裕，行将购地建宇，创为书社，搜讨前贤著述、高文典册、散佚遗亡及板籍残缺不完者，校勘梓印，以备硕学名流来游栖止流览观摩之助。”
过了两个月，袁世凯又携全家人迁居到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此村以面临洹水（又名安阳河）而得名。洹水源出林县西北的林虑山中，至彰德境内的善应山袱流涌出，泉脉渐大，由西蜿蜒向东，横贯彰德，注入卫水，恰从洹上村前流过。洹上村的住宅原系何氏的一座别墅，总面积二百馀亩，袁世凯“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太）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袁世凯把它买下来以后，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宅外砌着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筑了几个炮楼，由地方当局派的两营马队驻扎护卫，从外面看仿佛是一个寨堡。院内辟有菜园、瓜园、果园、桑园，饲养猪、羊、鸡、鸭之类，还整修了一座花园，袁世凯因昔日曾得慈禧太后所赐手书“养寿”二字，故将此园命名为“养寿园”。
养寿园中央有三列巨大的建筑，周围有宽广的走廊，轩敞为全园之冠，这就是养寿堂。该堂楹联为所集前人诗句：“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园南有谦益堂，“谦益”二字为慈禧太后在1902年初所赐，袁世凯以此二字命名，据其自跋所说，意在“俾出入瞻仰，用自循省”。该堂楹联为：“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娑让老夫”，系袁世凯亲拟。其馀景观和建筑有：五柳草堂、乐静楼、红叶馆、纳凉厅、澄淡榭、葵心阁、啸竹精舍、杏花村、临洹台、洗心亭、垂钓亭、盖影亭、滴翠亭、枕泉亭、接叶亭、待春亭、瑶波亭、泻练亭、天秀峰、碧峰洞、椎风洞、散珠崖、汇流池、鉴影池、卧波桥。其中汇流池面积广达十亩，是由引入的太平渠水汇聚而成的人工湖，碧波荡漾，临岸鉴影，里面生长着荷菱，养殖着鱼蟹，备有船只。洗心亭位于湖中心，是袁世凯在良辰佳期同妻妾宴乐观赏的常临之处。整个园内名花遍布，香飘四季，茂林修竹，婆娑滴翠，高石泻泉，瀑散珠玉，朱栏半隐，曲径通幽，确是一个景色绝佳、清幽恬静、适于颐养天年的处所。
定居洹上之后，袁世凯把其三兄袁世廉接来同住。在这里，他时而同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谈天；时而同几个墨人骚客吟诵风花雪月，诗酒唱和；时而听莺钓鱼，弄舟水池；时而设宴园中，与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时而带着家里人去看从南方请来的蚕娘和纺纱娘喂蚕、缫丝；时而接待一下宾客；时而听听河南坠子和柳子戏……
与此相适应，各楼堂亭榭上匾额的题名，体现了他对名利的淡泊。他那张头戴斗笠、披着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照片，更表明他的无心问世。
还不止此，他的生活在其所写的诗中也得到相当的反映。请看下列两首吧：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烹茶檐下坐，竹影压精庐。
不去窗前草。非关乐读书。
从诗中之意看，他似乎完全陶醉于闲情逸致之中。诸如此类，都被收入《圭塘倡和诗》中刊行流传（袁宅前横亘于洹水上的小桥名圭塘）。
袁世凯这种貌似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与名士派头，似乎给人一种强烈印象：他看破了“红尘”，下决心要隐遁了，至少也心灰意懒，从此与政治绝缘，不再当际会风云的人物了。其实不然，他做的这些表面文章，是故意给人看的，意在欺骗清政府，借以消除对他的注意力。实际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非但没有养成清淡寡欲的习惯，乐天安命，怡然自得，其权势利禄欲反而与日俱增，益发强烈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方向，等待着时机，企图东山再起，重握军政大权，而且相信这个日子终有一天会到来。
袁世凯具有如此坚定的信心，绝非出自主观空想。他尽管遭到斥逐，丧失了权力，但并不等于说政治资本跟着全部丢光。其嫡系部队北洋军大部驻扎在直隶、北京一带，由军师徐世昌暗中代为照管着。徐世昌于袁世凯罢黜后由东三省总督调任邮传部尚书，后晋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不仅得以替袁世凯照管军队，而且掌握清政府的情况，随时向袁世凯报告。北洋军的高级将领们，因清廷将军权集中到皇室，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更加对袁世凯念念不忘，不时轻车简从，前往彰德向袁世凯请示或报告消息。过春节的时候，总有一批老部下来给他拜年。对于来访的北洋将领，他都热情亲切地接待，临别时常常馈赠一笔丰厚的程仪，进行拉拢；甚至收留、安置前来投靠的无名部下，借此对整个北洋军产生影响。他还在遥控着北洋军，仍不失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无冕之王。
在虚假的隐逸生活背后，袁世凯十分频繁地进行活动。他同亲戚故旧书来信往，结交达官显贵，在政治上发展着自己的潜在势力；让在农工商部充当参丞的儿子袁克定和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杨士琦等人密送情报；继续贿买奕劻；在家设立电报处，整天机声嗒嗒，同各地联络；订阅各种报纸，观察时局动向；与跟随在身边的少数幕僚研究讨论对付清政府的策略。
诗言志。袁世凯尽管在诗中竭力隐匿政治野心，可是，“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早浣帝京尘”，“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等句，已暗藏着对清廷将其罢官的仇恨；从“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高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等诗句的字里行间，他那不甘蛰伏的情绪，也隐隐流露出来了。
清政府对袁世凯有没有防范呢？有的。当袁世凯开缺回籍时，步军统领衙门曾派袁得亮护送，实则让其暗负监视之责。肃亲王善耆派遣的密探也潜往河南。袁世凯难得有一夜高枕安眠。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不至搬家，他闭门不出。对袁得亮，他特别另眼相看，认为本家，从封建宗族关系上套近乎，饮食、衣服予以周到的照顾，银钱、财物大量奉送。袁得亮是个愚蠢平庸、不通文墨、贪财好利的家伙，很快就被糖衣炮弹打中，变成了袁世凯的俘虏。其每月向步军统领送交的报告，都是袁世凯的幕僚为之代劳，不言而喻，在报告里袁世凯的真实情况是得不到反映的。不知载沣是相信了袁得亮的报告，还是被袁世凯“退隐林泉”的做作功夫所迷惑，确实放松了对袁世凯的警惕性。这正是袁世凯所企望的。
流光易逝。袁世凯在等待、盼望、焦急中，阴郁地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是极不平常的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群众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
由于官僚、军阀、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商人高利贷资本残酷剥削，清政府不断增加赋捐，以及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亿万农民为了求得生存，开展了抗捐、抗税、抗粮斗争，掀起了抢米风潮。斗争开始于1905年，1908年以后更趋激烈，直隶、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山东、吉林尤为突出。1910年抢米风潮几乎遍及南北各地，以湖南闹得最大。长沙的饥民在一夜之间将一百馀家米店全部捣毁，次日又焚烧或捣毁了巡抚衙门、银行、税关、官钱局，以及英、美、德、日等国的洋行、趸船、货栈和教堂，参加的人数达两万以上。反抗清政府因筹办“新政”，诸如调查户口、筹办地方自治、开办学堂和乡村巡警而加增捐税或借机勒索的斗争也到处发生，有的是小规模的骚动或民变，有的则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山东莱阳曲诗文领导的起义，人数多达五万，影响周围数县。
工人群众为反对剥削压迫而举行的罢工次数不断增多，斗争在继续发展，上海的工人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顽强。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坚持着武装斗争。1909年，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倪映典等人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他们原来预定1910年2月24日前后起义，后因消息泄漏，一部分新军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广州地方当局又下令收缴新军枪支弹药，倪映典被迫提前发动，于2月12日率新军一千馀人从城郊向省城进攻，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败了他们，倪映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在槟榔屿会见了黄兴等人，确定了仍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具体领导工作由黄兴、赵声负责，选拔同盟会中最坚定的分子作为起义的基本队伍。会后，黄兴返回香港成立了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经过长期的准备，定于1911年4月13日正式起义，大批革命党人潜入广州。但事前敌人加强了戒备，再加饷械未能及时运到，起义只得延期。后又得到5月初新军退伍的消息，黄兴遂临时决定4月27日晚起义，亲自带领起义队伍向总督衙门进攻。总督张鸣岐已逃走，黄兴将队伍分成三路冲向城外，打算与预定参加起义的新军和巡防营士兵会合，但在途中即遇到清军的猛烈阻击，伤亡惨重，旋败。事后有人将参加此次起义而牺牲的72具尸体合葬在黄花岗，故此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展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斗争，即发动群众，进行国会请愿，要求民权，反对专制，搞得热火朝天。
1908年，清廷在各省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宣布了九年召开国会的期限，公布了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事宜等。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成立，给立宪派的活动提供了合法阵地。他们认为九年时间太长，亟谋提前。12月，十六省议员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人京请愿。1910年1月代表抵京，上书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清廷借口筹备不完全，国民程度不齐，加以拒绝，请愿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