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全国各地汹涌澎湃的起义浪潮、清政府统治的土崩瓦解，又估计到组织责任内阁舍我其谁，袁世凯在洹上村不能“稳坐钓鱼台”了。10月30日，他离开彰德南下视师。听到宫廷要逃走热河的消息，他怕失去可供玩弄的工具，急电阻止“北狩”。31日抵信阳。荫昌交接完毕，卸下了肩上重担，回到北京。11月1日，袁世凯到达湖北孝感萧家港。
奕劻看到袁世凯已出山，国事日非，于11月1日奏请辞职。其他国务大臣亦辞职。清廷准请，当日开去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和那桐、徐世昌的协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的职务，任命奕劻为弼德院院长，徐世昌、那桐为弼德院顾问大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著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其原管开赴湖北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其节制调遣。袁世凯接到诏旨，发出一阵狡狯的微笑，但又故意电奏辞谢。载沣心知其伪，没有允许，并再三促其早日进京。袁世凯则谓十九信条规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不再装腔作势，把前方的军事交给亲信干将冯国璋，带领大批卫队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地北上，13日抵达北京。第二天，隆裕太后和载沣召见了他，叫他不要辜负重托。他听后诚惶诚恐地说：“世凯拜此大命，膺此大任，日夜苦思，不知如何始能上安圣虑，下除民苦。”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
武昌起义的爆发
在袁世凯欲复出的节骨眼上，人所共知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巨大惊雷。
当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洹上村时，正是袁世凯亲朋满座、觥筹交错庆祝其寿辰的时候。
袁世凯的生日是阴历八月二十日，这个日子在其初生之年是阳历的9月16日。在辛亥年则是10月11日。
众人闻听起义，相顾大惊失色。
一向老成稳重的袁世凯立即叫撤去酒宴，停止唱戏。
国事一时间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议题。
有的说。起义者志在掠夺，三两日间，大兵压境，即将一哄而散。
有的说，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均不在鄂，兵无统属，焉得不败。
众言纷纭，莫衷一是，但比较一致的倾向是起义不会成功。
袁世凯一边听着诸人发言，一边急剧地思索。渐渐地，他那往日紧锁着的双眉舒展开了，但他也只是欣然微笑，一句话也不说。
有个幕僚见状，便问其有何高见。
袁世凯捋了捋胡须，清清嗓子说：“瑞澂、张彪都是无能之辈，怎么能够平定叛乱？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昏庸贪鄙，没有奠定大局的能力。”
喝了一口茶，袁世凯又说：“听说革命党人占据武昌后，将进占汉阳，其志不在小。”
有人马上吹捧说：“此事非宫保出任不可平定。”
袁世凯慌忙摆手，假惺惺地劝大家只谈风月，勿论国事。
袁世凯觉得，此时已是动手的时候了。他首先让人带了一张100万两的银票，进京城去打点，然后给各地的心腹发报，让他们或来洹上村，或做好准备。
彰德密令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大为震惊。内阁集议，一致主剿，决定派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督率陆军两镇起鄂剿办，并命萨镇冰率海军，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同时责成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带罪图功”，“迅即将省城克期克复”。
但是，荫昌受命后，手中却无可调的一兵一卒。
当时，清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一一新建陆军和禁卫军均已奉命陆续开赴直隶永平县，准备参加“滦州秋操”，有的部队正在开赴永平的途中。有人提出滦平离湖北距离远，不如从河南、江苏和京畿附近抽调军队前往应变。但是任总理大臣的奕劻对载沣和载涛兄弟久存戒心，惟恐载涛乘此机会调动军队对付自己。所以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他首先把姜桂题的武卫军调到城里，驻扎在九门要冲和庆王府周围。
载涛见此，也有苦难言。最后决定，还是从滦州和保定抽调部队。
原本开赴滦州参加秋操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停止秋操，奉命向南开拔。
第一批抽调的主力部队有：吴凤岭所辖第四镇、王占元所辖第二镇第三混成协、李纯所辖第六镇第十一协，清一色的都是北洋老六镇的部队。
这批军队临时被编为第一军，荫昌南下督师指挥的就是这支部队。
荫昌虽然在德国留学学过陆军，回国后又一直在军界担任高级职务，但他却从未直接带过兵，更没有经过战阵。
况且，开赴前线的军队都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这些人心目中从来是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大清朝，荫昌又如何能够指挥得动？
这时，洋人出来为袁世凯说话了。
洋人对革命势力极为仇视，害怕又一次爆发类似义和团一样的排外运动，日、俄企图出兵干涉，遭到英、美的反对，由于彼此利害的冲突，他们不可能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但对清政府表现出来的“非常无能、软弱和不得民心”，又十分不满。
洋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华的利益，一方面把军舰开进长江水面监视革命党人，宣布严守“中立”，寻找可乘之机；一方面准备物色一个“强有力”的傀儡以替代即将灭亡的清王朝。由于袁世凯一向与洋人“交好”，又亲自训练了一支北洋军队，所以洋人看中了他。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司戴德和法国代表贾思纳都认为：
“如果清朝请一个强有力的人（如袁世凯）出来协助它，并同意一些宪法改革，则叛乱将失去它的矛头而不久会被粉碎。”
“银行团要求能有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人来保证政局的稳定。”
“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看来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诚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人物。”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在朝鲜时相识，多年来二人一直是好朋友，更是竭力主张应起用袁。
为使袁世凯能早日出山，帝国主义大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
洋人还专门派人入宫觐见，带着命令的口气告知清廷：“不是让他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的执行者。”
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都是实权派，与袁关系至深，他们的倾向性对摄政王载沣有着重要的影响。袁世凯被罢斥后，这帮人不断要求起用袁，载沣没有同意。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感到绝好的机会又来了。
此时，已接受了袁世凯大批银子的奕劻正式提议起用袁，徐世昌、那桐从旁边敲着溜边鼓，热烈附和，一起向载沣施加压力。
载沣对袁世凯极为怨恨，一听起用袁世凯，便向愿以身家性命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予以严厉申斥。
那桐提出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议事，前线军情紧急，必须立即处理。
载沣无奈，只得把他们请来重新计议。
奕劻进一步阐述理由说：“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也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
载沣不放心，便问：“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
奕劻回答：“这个不消说的。”
素性懦弱、毫无主见的载沣看到奕劻坚持甚力，且以绝对不承担责任相威胁。自己也想不出对付当前局面的妥善方案，最后不得不听任摆布，忍泪屈从。
他紧蹙双眉对他们说：“你们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但是你们不能卸责。”
起用袁世凯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一些王公大臣闻讯，均埋怨载沣先不该放虎归山，此次尤不应引狼入室。
恭亲王溥伟立见载沣，载沣很后悔，但还是说：“袁世凯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
溥伟说：“袁久蓄异谋，不能引虎自卫。”
载沣默然良久，始言奕劻、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溥伟退而出主意说：“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
载沣问为谁。
溥伟答：“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
载沣急忙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亲信心腹。”
溥伟知不可挽回，叹息而出。
载沣不愿改变原来决定，固然因其性格懦弱，但更主要的，还是害怕洋人，害怕奕劻等人拆台。
他当政三年，完全被奕、那、徐架空了。
这种情势之下关键时刻，不要说改变朝中重要人事关系难以办到，即使收回成命又谈何容易！
形势如此，身当其位的载沣比别人考虑的要多些。还有一点根本的东西，他是清政府的头子，政治立场同革命党人根本对立，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他也寄一线希望于袁世凯。因为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编练，除了他，谁也指挥不灵，欲依靠北洋军镇压革命，势必首先起用袁。
据说，载沣和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镇压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后都要把袁除掉。如果失败，则借口失败，杀掉他；如果成功，就另找借口解除其兵权，然后设法杀掉他。但是，这只是载沣等人的如意算盘罢了。
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也得会同调遣。并告诉他要力顾大局，不要推辞。
奕劻以为袁世凯定然高兴，赶快派阮忠枢到彰德去劝驾。
对于袁世凯是否接受任命，一般舆论有三种：一、袁世凯必定乐于受命，下力平定革命党人，挽救清廷危亡，做一个中兴名臣。二、袁世凯也是汉人，不忍与汉人相屠戮，必固辞不就。三、暂时袖手旁观，待双方胜负初晓，再决去就。
袁世凯是什么态度呢？他闻命之后立即拟定了一个奏折，借用彰德府的大印盖上，发往此京。文曰：
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膺宝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病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棒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全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不难看出，袁世凯在这片折子里把载沣讽刺挖苦了一通。
载沣以足疾叫他回家养病，他就以足疾未愈不即受命，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可以招之就来，挥之即去，供人任意驱使的人，要吐一吐郁积了两年多的胸中闷气，向载沣报复一下。但他并未把话说绝，表示病好即可出山，给重新任命留下了余地。
袁世凯此时像一个稳坐钓台的垂钓者，正在静静等候大鱼来上钩。
任命的当天，阮忠枢和杨度从北京来到洹上村。
杨度和前来祝寿的王锡彤均劝袁不要应命。杨认为清王朝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即使平定革命党，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再则顾虑袁出山后，有性命之忧。
袁克定与他们持同一态度。
袁世凯当即表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也不愿其为革命党！”
显然，袁世凯骨子里是仇视革命党的，他不愿马上出山，只是觉得时候尚未到。
正在这时，赵秉钧和张锡銮来报告了荫昌明天南下要到彰德下车的消息。
15日，荫昌至洹上村。
袁世凯装病不出，荫谒袁于寝室。
密谈时，荫昌说：“武昌系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
袁世凯开始则表示，久居乡野，对国事不敢置辞，谈到这里，猛然正色道：“湖北以黎元洪为将，何谓无人？”
他警告荫昌且勿轻战。
他希望事态扩大，清政府无法收拾，始抬高自己的地位，从中渔利。
送走荫昌，袁世凯琢磨着下一步的行动。
这时，两江总督张人骏来电，促其早日出山，他回答说：“旧病未除，新症方剧。俟调理可支，方能就道。鄂兵全变，各路零星援兵绝少，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讵易令调。凯现赴鄂，无地驻足，亦无兵节制，用何剿抚？现商阁拟请增直省续各万人，编营统往协剿，未知能否得请？”
但于此同时，段祺瑞接到袁世凯的密电，让他去彰德开会。
段祺瑞带着吴光新一起来到洹上村。在养寿园的大门口，段祺瑞刚巧碰上了正从北京赶来的冯国璋。
袁世凯听说段祺瑞和冯国璋到了，便亲自迎到门口。他一手携着冯国璋，一手挽住段祺瑞，显出一种亲昵无比的样子，和他们一起走了进去。
袁世凯的住室是好不热闹。段祺瑞进屋后，才发现北洋的嫡系将领来了不少。见了段祺瑞和冯国璋，大家都迎上来，一一寒喧、问候。屋子里的气氛热烈、兴奋，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躁动和不安。
曾做过武卫军左翼统领和北洋第三镇统制的段芝贵，附在段祺瑞身边说：“朝廷请老头子出山，老头子不干。一个小小的湖广总督，上头还搁一个荫昌，老头子能干吗？”
“不过，叛党也太可恨！”站在一旁的倪嗣冲这时候插上来，并做了一个恶狠狠的杀头手势，“应该统统斩尽杀绝！”
倪嗣冲也是袁世凯的一个心腹干将。他是安微阜阳人，秀才出身，早年在南京时曾在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手下做过幕僚，与袁世凯颇有交情。后来他参加小站练兵，受到袁的重用，曾做过袁世凯的卫队——武卫军左翼统领。
倪嗣冲虽系秀才出身，但却是大炮性格，为人蛮横，显得粗鲁少文，说话也常常不看时机，辞不达意。
段芝贵诡谲地说：“丹忱（倪嗣冲的字）啊，叛党要杀，但咋个杀法，这里可有大名堂罗！”
段祺瑞到彰德不久，袁世凯召集的秘密会议就开始举行了。到会的北洋将领大大小小有20几人。会场周围作了严密的警卫，而被派来监视袁世凯的袁得亮这时候也被支去了北京。
会议期间，电报房的译电员不断地进进出出，给袁世凯送上各地发来的电稿，使会议平添了紧张和神秘的气氛。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次彰德密会就是袁世凯出山前的一次总体部置和安排。
在这次密会上，袁世凯十分坦率。他明确地对自己的亲信将领们说：“目前我还不宜出去，时机尚未成熟。古人云：‘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我还要再等等看。”
他所说的“等等看”，自然是指朝廷下一步会有什么打算，也想看看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但是，他分析说，这种时机不久就会到来，目前应该做好各种准备，尤其是军事上的准备。
袁世凯把他那粗短的手指用力握了握，摊开地图后，他对冯国璋说：“华甫，你现在还在北京吗？”
“是的。”冯国璋回答。
冯国璋虽然也是武备旧人，又是老北洋，但他为人精明圆滑，又在军咨府和贵胄学堂任职，和载涛、荫昌等满族将领私交有年。所以，和段祺瑞及其他北洋将领相比，他是被另眼相看的。
从滦州回来后，他便被保荐为第二军统领，其司令部当时就设在北京的贤良寺。
“嗯。”袁世凯点点头。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的“武汉”位置上划了一个圈，“下一步你的位置在这里。”他抬头看着冯国璋，“我让你来做前敌的主帅，你说咋样？”
冯国璋满脸喜色。问：“那荫午楼（荫昌的字）呢？”
袁世凯笑了笑，没有回答。他接着交代冯国璋说：“对武昌方面要打，但也不要太过，剿抚并重嘛。你懂不懂？”
“懂了。”
“很好。”
袁世凯又指着地图上的安徽版图说，这里紧邻湖北之东面，位置几可与武汉三镇之前敌并重，且位居长江下游，对南京有左右轻重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