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那人又说：“隔壁是个礼拜堂，那里有洋兵保护，乱兵不敢进去，墙根儿有个梯子，不如过去躲躲！”
众专使听了，觉得有理，就忙把饭菜端了出来，爬上梯子，往那边教堂里递。
这时，馆所的外面像是已被乱兵困住，吵闹声乱哄哄地传来。
众人刚刚翻过墙去，乱兵们持着枪便一哄而进，把饭所抄了个仰面翻天。
第二天天未亮，专使们就逃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去了。
3月1日，北京变兵又抢掠了西城；通州、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曹锟兵变，各国借口保护在北京城里的使馆，纷纷调兵进京。
大街上，处处可见外国军队，尤其日本军队最多，使北京人心惶惶。
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袁世凯的所谓“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的说法不是杞人忧天。
北洋军阀的大小头目们通电狂叫：临时政府必须设于北京，袁世凯受任决不能离京一步等。
同时，他们组织人马，为拒绝袁世凯南下摇旗呐喊，向迎袁专使示威。
这时，梁士诒来到六国馆店，对专使团的人说：“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宁，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
专使们受到兵变的惊吓，又目睹了外国出兵的猖狂，再听梁士诒这么一说，不但心里发慌，而且也没了主意。
经过与梁士诒反复磋商，蔡元培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报告北京的局势，陈述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电文曰：
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兵入京。设使再有此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他们的决心动摇了，要求参议院在袁世凯南下问题上让步。
兵变之后，袁世凯也给孙中山去了一电，想请孙中山迁就一下自己。
没想到，孙中山竟表示要亲率劲旅北上予以援助。
袁世凯惟恐孙中山率兵北来，立即复电说：“顷此事变，该兵匪等事后尽数溃走，绝无政治上意见。鄙人连日严饬军警，弹压地面，抚恤被害商民，现人心已定，秩序渐次恢复。……勿庸远劳军旅，请停止出发。”
袁世凯还通电全国说：“专使到时，决意南下，组织临时政府，统一南北，以慰国民之厚望。今遇此变，实行维艰，公等幸谅。且驻京外交团及吾国驻外各代表等，均云方今欲巩固民国。保全共和，舍速建设统一政府，别无他法。想全国心理，均表同情。因兹事变，南行无期。组织政府，势必从缓，凯实焦灼万状。”
袁世凯发此通电的目的，是让各方面知其确有苦衷，无法脱身南下。他还建议由副总统黎元洪到南京代受职权，黎复电不能前往。
很快，南京临时政府同意了蔡元培等专使们的意见，并决定请袁世凯派专人代表到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说明情况。
于是，袁世凯立即派唐在礼与范源濂作为代表前往南京。
临行前，梁士诒找到唐在礼，对他说：“现在上边派你和范源濂为北方代表，尽快到南京去，对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声明一下，说宫保由于北方局势的关系，无法离京到南京就职。为民国计，请他们全面考虑。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二位到南边把宫保的意思妥为转达，使他们承认通过。”
然后，梁士诒又小声道：“南方的临时政府和参议院方面，通过蔡元培等已经预先接洽好，并且不少的参议员也已经打点好了，我想这次到南京应当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接着，袁世凯也接见了唐在礼和范源濂。在接见时，袁世凯淡淡地对他们说：“你二位辛苦一趟，到南京对他们把北京的情形说一说，我看你们只要说一说就行了。”
唐在礼、范源濂二人抵达南京，孙中山带着这二位北方代表来到南京临时参议院。
然后，孙中山宣布开会，并把唐、范向与会的参议员们作了介绍，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后，唐在礼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拟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道：
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2月18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符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进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至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仪节，从权考虑，俞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唐在礼刚刚读完事先拟好的文稿，众议员们便一致鼓掌通过了。
于是，孙中山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同日下午，向参议院提出了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议案，参议院议决了从袁世凯受职到孙中山解职的六项程序：
一、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
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
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承认为授职，并通告全国；
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
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受临时政府，交待事宜；
六、孙大总统于交待之日，始行解职，由参议院电达。
实际上，以上的六条是早已讨论安排好了的，但是，这一天，南北方仍然电文交驰。
先是，孙中山向北京六国饭店迎袁使团致电：“经（参议）院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
接着，袁世凯也致电孙中山：“自经此变，北方商民愈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而南京政府亦鉴北方事之方殷，谅南行之宜缓。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
于是，孙中山又复电袁世凯道：“经院议决，公在北京受职。”
袁世凯接到孙中山的电文后。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他便开始积极地从事筹备，不久，他在北京宣誓就职。
10日，袁世凯身着大礼服，趾高气扬地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宣读了下列誓词：
民国建设肇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至此，孙中山所设的最后防线已被袁世凯踏破了大半，仅仅剩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临时约法》是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基础上修订的，开始于2月8日，完成于3月8日，11日由孙中山公布。
在正式宪法产生之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它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一部革命的进步的宪法。
它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有一个明显区别，规定了国家政权形式为内阁责任制，而不是总统制，对总统的权力作了限制。
但是，一纸空文，又如何能够限制住袁世凯呢？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再妥协，老百姓看得最清楚，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横商量，竖商量，
摘下果子别人尝。
今也让，明也让，
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即着手组织政府。
经袁世凯提议，参议院通过，唐绍仪被任命为内阁总理。
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他曾经担任过袁世凯的英文翻译，并被袁世凯保荐，先后担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左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
武昌起义后，他被袁世凯指定为全权代表，参加南北和议。
南方有些人对唐不放心，但多数认为唐平时与南方颇接近。后来唐加入了同盟会，以取信于革命党人。
袁世凯在3月11日曾电孙中山说：“建造伊始，予才短年衰，非赖群策群力，匡其不逮，难以膺此重任。南京政府幕僚济济，良材之多，盛称一时，概行留用，借资臂助，请代予挽驾。”
其求贤之切可望而知。
但是，到了真正拟定各部总长名单的时候，袁世凯就开始极力排斥南京方面的人了。
当时，南京方面主张以黄兴为陆军总长，袁世凯则坚决主张用段祺瑞，仅此一席，即争论10余日不能决定。
争论到月末，唐内阁方告组成。
29日。唐绍仪出席参议院会议，发表政见，提出各部总长人选。除梁如浩外，余均通过。
各部总长是：
外交总长：陆征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王宠惠。
工商总长：陈其美。
农林总长：宋教仁。
教育总长：蔡元培。
交通总长：唐绍仪（兼）。
在阁员中，有4名同盟会会员，再加上唐绍仪也加入同盟会，有些人就称此届内阁为“同盟会内阁”。
其实不然，就人数讲，同盟会不占多数；就重要性讲，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均不在革命党人手中，革命党人所得到的仅仅是当时被称作“冷衙门”的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部而已。
袁世凯不愧为玩弄权术的老手。为了敷衍一下革命党人，他于30日任命黄兴为参谋长，此职在当时也无实权。
黄兴没有接受。
袁世凯便把他改任为南京留守，使其负责维持南京地方和整理南方各省军队。
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
袁世凯心中十分高兴，表面上却极其虚伪地致电孙中山说：
闻公宣布解职。国事代以世凯负荷综览，深虑陨越。公为民国第一华盛顿，功成自退，万众倾心。此后建设事宜，多待雅教，乞即日北上，惠我方针。
4月2日，参议院议决北迁。
不久，参议院和临时政府迁移到北京。袁世凯终于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80个师团，约45万人，这就成了袁世凯的一大心病。
1912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三令五申要军人“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
到了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
同时，南京政府撤消后，还有十几万军队分布在南方各省，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
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
这一举动，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称赞他们是“仁心义向，懋树风声”。
一年间，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六省裁兵27个师，计36万人。
在湖北，袁世凯与黎元洪一起裁减了7个师，7万人。
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北洋兵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
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但袁世凯对此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临时总统的位子到手了，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也被消减了，袁世凯便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朝着当皇帝的目标前进了。
当皇帝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准备工作也只能偷偷地干，不能大张旗鼓地干。
因为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虽被减弱，但江苏、江西、广东等数省地盘还在革命党人手里，民主思想方兴未艾，参议院时刻在监督着行动，《临时约法》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手脚，责任内阁操纵着实权，组织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班子尚需时日，条件很不成熟。
此时的袁世凯，比他那些早已昏昏然的部下们清醒许多，他一仍过去，毫不声张，在共和的招牌下，干破坏民主的勾当。在总统的旗帜下，做着当皇帝的准备。
事情千头万绪，像一团纷乱的丝线，袁世凯决心从其中抽出线头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实践和深思熟虑，他觉得《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是实现政治野心的一大阻力和障碍。如果不把这纸讨厌的法令砸烂，不把实权抓在自己的手里。一泡尿都不能随便撒。
现在，事事都要通过内阁才能实行，一切重大法令必须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不用说当皇帝是幻想，当总统也无什么味道。
更令袁世凯生气的是，一起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内阁总理唐绍仪似乎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原以为让唐出任总理，定会唯命是从，得心应手。
可是，唐绍仪接受新思想较快，辛亥革命后倾向共和，以后加入同盟会，革命党人对其期望颇大，谆谆嘱其尽忠民国。
而内阁总理的地位，又促使其想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
所以，唐绍仪就任总理后，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主张与同盟会合作，俯顺舆情，强调遵守《约法》和内阁的责任，强调对国家负责。不再像过去那样恭顺，有时将总统府的决定驳还，有时当面与袁世凯相争，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稍让。
在袁世凯的眼睛里，这些全是大逆不道。
唐绍仪在处理日常政事时。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元培和宋教仁，所以，当时就有人称唐绍仪内阁为“唐宋内阁”。
袁世凯很怀疑，唐绍仪已成了革命党的内线，抑或在挟革命党势力以自重，欲独树一帜。
对于革命党人，老袁的原则是：“他们来，我们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子里。”谁要越出这个圈子，不当投降派，就对谁不客气。
现在唐绍仪居然吃里扒外，带头打破圈子自由行动，不敲掉他，这以后手下的人还不都爬到自己头上来拉屎撒尿？
为了搞垮责任内阁，袁世凯故意架空唐绍仪。他指使内务总长赵秉钧不服从唐的领导，同时直接插手重要部门，不让唐染指。
赵秉钧一向自视甚高，对于唐绍仪出任总理原本就十分不服气。在言谈中间，经常流露出“唐能够站得住，我们就站不住”的对立情绪。
这家伙唯袁世凯之命是从，现在袁支持他，便越发毫无顾忌，竟然拒不出席唐绍仪召集的内阁会议，拒不执行内阁的决议，甚至横生枝节，百般挑剔，政令刚出，便肆意删改，处理重大问题，直接向袁请示。
另外，凡外交方面重要和不宜公开的问题，袁世凯命令由不受内阁领导的蔡廷干秉承己意去办。
陆军、海军两部的事务，由段祺瑞向袁世凯请示后，交总统府军事处和两部分别付诸实施。至于军事行动，唐绍仪事先连一点消息也得不到。
财政方面的大事，唐绍仪也难于过问。袁世凯甚至打算让唐过去的对头盛宣怀出任财政总长，以削减唐绍仪的势力。
内阁很快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唐无法干下去了。
利用3月14日的借款进行攻击是袁世凯的又一个阴谋。
在南北政府对峙时期，政费、军费支出浩繁，财政极端困难。结束南京政府，急需相当大的一笔经费。
唐绍仪开始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商议借款，银行团要求条件苛刻。
为冲破银行团的罗网，解决燃眉之急，唐绍仪同比利时财团（华比银行）签订了借款英金100万镑的合同。
不料，此事得罪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3月19日银行团在北京集议，决定停止预付中国借款，予以抵制。
此后，四国公使又向袁世凯递交抗议书，指责北京政府违背原定四国优先借款的诺言，正式声明中止借款。
袁世凯的党羽正在找机会攻击唐绍仪，这一轩然大波，正好为其所用，成为攻击的口实。他们造谣中伤，大肆散布借款用途不明，甚至说是为了接济革命党军费。
袁世凯当然在背后推波助澜，风波越闹越大，搞得唐焦头烂额。
袁世凯还亲自出马刺激唐绍仪。
每当二人争论起来，袁世凯理屈词穷时，就用一种耍无赖的口气说：“我是没有几天好做的，这个位置早晚要让给你们的。”
有时在集会上，袁世凯也公开对唐绍仪说：“少川，吾老矣，子其为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