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窃取临时总统，即把京防营务处改为京畿军政执法处，任命杀人魔王陆建章为处长，继续镇压革命党人。
在袁世凯的密令下，北方各省尤其是河南、山东、直隶、东三省都秘密处死了许多革命党人。
张振武是湖北著名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功臣，时任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另一革命党人方维任将校团团长。
辛亥革命间，黎元洪屠杀革命党人，有短处被张振武所掌握。革命后，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黎想除掉张。又怕激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丧失人心。
此时，袁世凯虚情假义地来函邀聘人才，内称：张振武、刘公等14人“才识优长，功猷卓著，统祈转告诸君，联袂来京，共谋民国进行之法。”
黎元洪是个十分阴险的家伙，表面上，他被称为忠厚长者，实质上极为恶毒。此时他便玩弄起阴谋手腕，欲借袁世凯的屠刀诛除异己。
于是，黎元洪持着袁世凯的信，对张振武、方维说：“中央将授你们以重任，请你们即日进京。”
张振武一行十余人8月10日抵京。
11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说张振武、方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并假仁假义地说：“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并说自己“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请给处分。
黎元洪对别人搞阴谋诡计或者可称为高手，但对精于此道的袁世凯来这一手，那无异于小巫见大巫，关老爷面前舞大刀了。
袁世凯不露声色，决定利用此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几日，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等高级将领轮番设宴，频频欢迎张振武一行。
张振武不知死神早已降临，每日频频举杯，倒也逍遥。
13日，黎元洪又电催，并派秘书饶汉祥等进京谒袁，请求即日处决。
次日，张振武宴请了同盟会与共和党的重要成员。
15日，袁世凯电告黎元洪，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方维查拿，即按军法惩办。所请处分，应无庸议。
当天，袁世凯令段芝贵执行。
当晚，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军人，段芝贵也在座，竟与张频频举杯，竟如无事人一般。
席终，张振武回住处，行至前门，段芝贵领兵追上，“张将军，请等一等。”
张振武随即被逮捕，解送至军法处。
方维在前一小时已被捕。
特务头子陆建章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即宣判二人死刑，并于16日凌晨秘密处决。
在宣布的罪状中，黎元洪的电报被录了进去，最后是袁世凯的一段话：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人。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总统一再思维，诚如黎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对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此令。
这一事件引起中外各方面震骇，舆论哗然。
时功玖、邓云麟、孙武等人闻讯，于当日晨3点往见陆建章，陆出示军令，时等哀痛异常。
8时，他们又会同刘成禺、张伯烈、哈汉章等往总统府谒袁，袁世凯表现出万般无奈的样子，说：“我明知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将骂我，我实不能救他。”
接着，袁世凯又严肃地说：“国法为维持治安唯一之大物，共和国民只赖此法以得生息。若曲法徇情，则公安不保，人民无时不在危险中，此事实迫于万不得已。吾人念其首功，惟有厚恤其家族。”
黄兴十分气愤，立电袁世凯。指出所宣布的罪状，皆属言行不谨，无一条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符合；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是出于黎元洪一二人之意，还是出于共和国法律之上判断，要求明白答复。
袁世凯回电说已让黎元洪明白宣布该案件的始末。
黄兴再电袁世凯，斥其不经审判，立毙创造共和有功之人，“人权国法，破坏俱尽”。
蔡元培、王芝祥、李怀霜、戴天仇、张人杰、姚雨平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法律维持会，通告说：“大总统与前总统无直接杀人之权。张君振武等所得罪状，皆暧昧不明，未经裁判，即行枪毙。尤为可奇者，犹复加恤赠金，掩饰耳目。此种举动，明明故意违犯《约法》，玩弄国民，若不讨论其究竟，无以为法律生命之保障，尚何共和政体之可言？”
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也飞电严诘。
上海《民立报》也为此发表宣言，痛斥袁世凯、黎元洪“妄施权威，破坏司法。”“故杀”、“嗜杀”、“滥杀”，与“独夫民贼”无异。
孙武、邓玉麟等更为愤恨，要求发给免死券，以示抗议。
湖北籍议员活动最为激烈，一面电黎严厉质问，一面于19日在参议院提出质问案，要求政府拿出张的犯罪证据。陆军总长段祺瑞到院答复。
开会时，刘成禺首先发表一篇痛快淋漓的演说。
继之，张伯烈嚎啕大哭，全院震动，整个会场中，几乎被痛骂痛哭顿足鼓掌之声充满。
袁世凯、段祺瑞当然拿不出证据，只得闪烁其词，以事关重大，实关全国安危和军事机密搪塞。
他们这一举动更加激怒了议员，提出段祺瑞必须次日出席答复。
袁世凯无法，在答辩书中把责任推到黎元洪的身上，说俟黎元洪电文到后再行答复。
段祺瑞知道这种答复下不了台，不敢出席参议院会议，命法制局长施愚将答辩书送去。
议员们越发愤怒，把施大骂一顿，提出弹劾政府。
黎元洪只想借刀杀人，不知道袁世凯根本不会代人受过，把责任又推到自己身上。
袁世凯并非不知道屠杀革命党人会产生强烈反响，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顺从黎元洪的请求，杀了革命党人可以推卸责任；二是为了挑拨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迫其倒向自己这边。
袁世凯这完全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黎元洪弄巧成拙，声誉大损，只好厚着面皮，凭借饶汉祥的一支生花妙笔，再三通电全国，一面罗列张振武的罪状，证明其死“罪有应得”；一面沉痛检讨，提出优加抚恤，赡养其母终年，抚育其子成人；派员迎柩归葬。亲自祭奠，将其事略编集成书，请求袁世凯宣示天下。
同时，黎元洪也声明引咎辞职，求得革命党人谅解。
可是，他又怕弄假成真，特授意湖北头面人物刘心源、夏寿康等人和汉口总商会、统制黎本唐等20余人通电挽留。
黎本唐在通电中气势汹汹地叫嚷：“湖北非副总统无以有今日，设一旦动摇，议院诸君能否担此重负？”
黎元洪本是被硬拉进革命队伍里来的。经此一番折腾，威信丧失殆尽。
同盟会总部鉴于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议决革去其同盟会协理职务并开除出会。
黎元洪为了保持个人的地位，毅然投进袁世凯的怀抱。
革命党人的尸骨未寒，袁世凯两手沾染的血迹未干，他又发出邀请孙中山、黄兴和黎元洪进京“共商国是”的电报，准备着与革命党首脑握手言欢了。
袁世凯的脸谱变化如此之快，是为了平息因杀张、方而引起的革命党人的愤怒，欲借孙、黄的威信加强集权统治，欺骗人民；通过拉拢，把孙、黄置于自己掌握之中，特别是要达到使孙公开表示永远不做大总统，无人与他竞争的目的。
黎元洪受到各方责难，不敢进京。
上海众革命党人认为“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于是，众人力劝孙中山、黄兴不要轻入虎穴。
同时，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也纷纷致电孙中山与黄兴，力阻他们只身进京，误入圈套。
但是，孙中山对众人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
对于进京与否，黄兴也有所犹豫。于是，孙中山也劝黄兴暂止其行，以防突然。
黄兴正踟蹰时，仆人乘机把他的行李搬回家中。
孙中山从同孚路黄兴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肪、程克陪同下，登上了商局的“安平”号轮船。
与孙中山同行的有其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还有魏宸组、居正、王君复等10多个人。
在码头上，欢送孙中山的中外记者、各界人士，人山人海，他们将孙中山围住，并一再力劝他不要贸然进京。
但是，孙中山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决意北上，于是，送行的人有人神情黯然，有人痛泣。
孙中山一再向人们解释，让人们相信袁大总统，并声明他这次进京，主要是想帮助袁世凯当好民国总统，解决好迁都、治政、建军等一系列大事，并能一心一意搞些实业，改造中国。
孙中山再次进京
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美丽、年轻的女子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安平”号轮。
在“安平”号轮上，她趁人不注意，把孙中山请进一间船室里，尔后，那美丽、年轻的女子关上船室的门，正当孙中山愕然的时候，她已经掏出了一把寒光阴森的尖刀。
正在孙中山诧异之际，那女子道：“先生是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身虎穴，我誓死反对！”
说着，便举刀刎颈，孙中山见是一个女志士，慌忙拦住了，从她手里夺过尖刀，掷于地上。然后，孙中山慰言再三，劝止百般，那女志士才肯下了“安平”号轮，怏怏离去。
1912年8月18日下午，“安平”号轮在“海琛”号巡洋舰的护送下，载着孙中山一行从上海启程，去北京会见袁世凯。
22日下午，“安平”号轮抵天津，孙中山在袁世凯的代表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等北京专员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去北京。
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以大总统的礼遇隆重接待，并将自己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供孙中山使用。
孙中山下了专列，只见北京站欢迎牌坊耸立，军警如林，政府各部总长、议员、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计万人迎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