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来的“皇帝”铺路
打败了国民党人，北洋军的头头们欣喜若狂，他们觉得，此时的天下是他们的了。
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等人都以为时机已到，经常在袁世凯而前露出一点口风，以试探他对帝制持何态度。
对奴仆们的忠诚，袁世凯很为赞赏，但他认为，过于急躁冒进，风险太大。因而，每次他仅是笑笑而已，不做任何表示。
他认为，应当先当上正式总统，再做皇帝，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把事情办得稳妥，才能安稳宝座。
要由临时总统变为正式总统，必须具备两个最起码的条件：一是有一大批吹喇叭抬轿子的议员拥护；二是有法律根据。
袁世凯觉得，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他可以用各种办法使议员就范，有权有钱这点儿事好办。
在国会中，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势力最大。
“二次革命”期间，已有少数“又臭又硬”的国民党议员被袁捕杀。打败国民党后，又利用威胁、“宽免”和金钱喂养了一批。剩下来的国民党议员，有少数反袁态度比较坚决，多数人不愿同流合污，但立场并不十分坚定，没有吸取“二次革命”的教训，仍幻想通过一纸宪法捆住袁世凯的手脚。
可以说，国民党在国会中的阵容已不能把他袁世凯怎么样了。
而进步党要和国民党作对，所以坚决拥护袁世凯，以期得到袁的支持，达到操纵国会、组织内阁目的。
现在，他们看到国民党势力一蹶不振，自己一跃而成为国会中最有力量的政党，大有出而组阁的希望，越发向袁献媚取宠，他们在大选中肯定会投袁的赞成票。
袁世凯对进步党并非有什么深厚感情，但考虑到要正式当选总统，手中必须要有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供驱使，眼下由进步党担当这样一个角色最恰当不过了。
再说，大选前后的政治门面还要装潢，抑制国民党不能不依靠进步党，因而也对之极尽拉拢之能事，甚至满足其组阁的愿望。
自从赵秉钧辞去国务总理后，总理一职由段祺瑞暂代。
后来，部分进步党议员提出要弹劾内阁，袁世凯就决定对内阁加以改组。
最初，袁想让徐世昌出任总理，徐因国会中尚有国民党势力不敢出来。
于是，袁世凯敦请进步党议员张謇出而组阁。
张謇知道诸事棘手，婉辞不就。
袁世凯很生气，一个一个都什么东西，叫当总理怎么说也是一种抬举，都不就，岂不是不识抬举？他揪住张謇不放。
张謇为了脱身，便荐熊希龄以自代。
熊希龄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唐内阁时任财长。唐阁倒台，出任热河都统。
袁世凯倒也同意。因熊同各党派素有关系，袁觉得正好利用他减少各方面的反对。
国民党议员此时所处的地位比较困难，一部分温和派想与进步党携手，所以熊任总理组阁在两院顺利通过。
7月31日，熊希龄任命书下达。
熊希龄十分清楚，举国状况皆糟，尤其是袁世凯控制实权，什么事都不好办，因而迟迟不到京就职。
在袁世凯和官瘾很大的梁启超数次催促下，熊才于8月22日抵京，并向袁提要求，没有张謇入阁，决不就职。
袁世凯又迭电张謇出任工商总长。
张謇觉得，此职责任较轻，且和自己事业有直接关系，遂允。
熊希龄27日就任总理，准备把全国名流都网罗进来，组织人才内阁，来一番作为。可是袁世凯早把一些重要位置的名单拟定了，只留下司法、教育、工商三部供熊支配，和第一届内阁留给国民党的位置相似。
进步党不甘心，梁启超尤其垂涎财政总长一席，同袁讨价还价。袁世凯一折衷，叫熊兼任财长，进步党只得见好就收。
9月11日，“第一流人才内阁”组成，各部总长如下：
外交总长：孙宝琦
内务总长：朱启钤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交通总长：周自通
司法总长：梁启超
教育总长：汪大燮
工商总长：张謇
财政总长：熊希龄（兼）
这是进步党成立以来最得意的时候。
为保障选举必胜，袁世凯还指使梁士诒、叶恭绰出面，把梁直接控制的议员同志会和潜社、集益社以及其他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公民党。
该党是彻头彻尾的御用党，专为大选拉选票，届时把袁选为正式总统。为此，该党决定，国会方员参加公民党者，月给津贴200元，议员被吸引和利诱者在百人以上。
按规定，正式总统必须在国会制定宪法后，依据宪法选举产生。宪法未定之前，不能选举。
这时，宪法连影子还没有，袁世凯万分着急。
他的心腹爪牙深以为忧，日夜编摩磋商，终于推出进步党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妙策。
他们倡言，若要取得外国的承认，使国家免受瓜分之祸，必须先选总统。
此意一出，众皆心领神会。
8月5日，黎元洪同19省都督、民政长官发出通电，主张先把总统选出，再定宪法或是先从速制定宪法，再选总统。
但不论采何法，一定要在两个月内，一气呵成，完全迎合了袁要当正式总统的急切心情。
9月5日，进步党人在众议院提出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选出总统再制定宪法的议案，以213票对126票通过。
8日，参议院也通过。
袁世凯段切盼望于10月10日“双十节”就任正式总统，叫参众两院加紧炮制，两院催促宪法起草委员会从速拟定。
10月4日，作为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最后完成。
宪法会议于次日公布。
袁世凯认为法律公布权属于总统而不属于宪法会议。因此对宪法会议直接公布很不高兴。但若是为此争论起来，肯定造成选举推迟，影响早日就任，就把这口气暂时憋在肚里。
两个起码条件皆备，关键在于投票选举了。
10月6日国会选举正式总统，地点在众议院会场。
这天，会场内外紧张异常。
从宣武门到会场的大街上增添了许多岗哨，荷枪实弹的军人如临大敌，往来检巡。会场的围墙上站满了军警，三四千号称“公民团”的人则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些所谓的“公民”全是总统府的拱卫军。他们一个个身穿从前门等处估衣铺中租来的便衣，暗藏着短枪，由化了装的拱卫军总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彪分别带领赶到会场。
他们系奉命而来，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即充分表达“公民”们的心愿，确保袁当选为正式总统。
此大概是世界选举史上也能上数的闹剧。
在京的国民党议员、进步党议员和其他党议员几乎全部与会。如果采用光明正大的方法选举，袁世凯一次当选的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不仅公民党、进步党议员和其他被收买的议员会投赞成票，就是一部分国民党议员由于无适当人选，幻想通过制定新宪法限制袁，也准备投赞成票。
袁世凯并不这样想。他觉得强权更可靠，认为用军警包围会场，一次当选更有把握。
这种卑鄙无耻到极点的行为，既激怒了有志气的议员，坚定了动摇的议员，又使稍有人格的议员受到莫大侮辱，刺激他们站在对立面，无形中给袁一次当选增加了许多困难。
《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列席，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当选。
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之半者为当选。
此次与会者共703人，超过了法定人数三分之二很多。
第一次投票的结果，袁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其他人各得几票。
袁世凯得票虽最多，但并未达到法定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必须进行重选。
由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到开票、计票、选举一次需4小时。
从上午8时开始，第一次选举完毕已到中午。
会议主持人汤化龙宣布休息后继续投票。
议员想走出会场吃饭休息，但立即遭到“公民”大声呵斥。
这些“公民”唯恐人走了不回来，不足法定人数而使选举流产，所以只许进，不许出。
那些抽大烟的议员烟瘾发作，苦不可言，向“公民”苦苦哀求，而“公民”铁面无私，毫不通融，害得他们涕泪交流，丑态百出。
进步党本部给本党议员送来面包点心充饥，“公民”不准入内，经解释系给拥护袁世凯的议员吃的，方许送进。
国民党本部援例送来食品，“公民”非但不许送入，反而破口大骂“饿死活该”。
国民党议员十有八九没有吃上东西，大都饥肠辘辘，其饿难耐。议员们纷纷痛骂袁世凯早死！
第二次投票袁世凯得票数略有增加，但仍不足法定票数，应进行第三次选举，从袁、黎两人中决选。
时已薄暮，场外的“公民”们急红了眼，连呼：“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
第三次投票的结果，袁世凯得了507票。
过半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场内稀稀落落拍了几巴掌。此时已是晚上10时。“公民”们见选出了满意的大总统，齐声高喊：“大总统万岁！”便手舞足蹈地散去。
次日选举副总统，“公民”们未再光临，出席者719人，黎元洪得611票，一次当选。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袁世凯决定把就职典礼和开国纪念同时举行。他选择的地点，既非国会会场，又非中南海的总统府，而是仿照前清皇帝登基的程序，定为故宫的太和殿。
布置会场时，国会与总统府发生了争论，由此也可见袁世凯的别有用心。总统府原拟在殿内按东西南北方位分设座席，北面为主席台，作为袁宣誓的席位，南面是外国使节和政府高级官员及其他代表，东西两列为两院议长、议员。
继张继之后当选为参议院议长的王家襄认为安排不当，提出反对。
他说：“民国以民为主，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议员宣誓，其余参加典礼的只是外宾及见证的官民代表而已，如此自应将议长、议员席位设在北座南向居中处，听取总统矢誓，万不可侧居客位，贬讥世界，此事必须持重审慎。”
经过几次争议最后国会到底扭不过总统，做了让步，形成妥协，将议长、议员席位安排在殿中南部，坐南面北，东为文武官员，西为各国公使、清皇室、蒙藏代表及名流士绅，袁世凯依然坐北朝南。
上午10点整，320名佩戴军刀的卫士列队进入大殿，分两排站立，形成一条警卫胡同。接着，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侍从武官长荫昌、军事处代理处长唐在礼，各乘4人抬的彩轿而至。
最后，一座8人抬的大彩轿落下，袁世凯身着装饰金线很多的钴蓝色陆海军大元帅礼服神气十足地由梁、夏、荫、唐4人拥入主席台坐下。
参加典礼的议员约400余人，比选举总统时几乎减少一半。
典礼开始，袁世凯起立面南宣誓。继之，宣读宣言书。
袁世凯就职后，发布了授勋令，颁发了各种奖章。
奇怪的是，得到勋一位的没有一个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人士，而是清室总管世续、前清遗老徐世昌和心腹赵秉钧。
各省都督、民政长大都是勋二位、勋三位。
奖赏如此不平，预示着他要公开搞帝制自为的把戏了。
同日，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兼领都督任内就职。
解散《宪法草案》委员会
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正式职位后，将南方的一些都督撤的撤，换的换，基本上为其所控制。
这时，老袁觉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已失去存在的价值，彻底摧毁共和制度时机已到，他便向国会和《临时约法》大砍大杀。
制定出《大总统选举法》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制定正式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
宪草会设在天坛祈年殿，委员长为杨漪，具体主持者为张耀曾。
10日14日《天坛宪法草案》拟出，计11章113条，提交宪法会议审议，基本精神仍是立法权属于国会、责任内阁制等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
袁世凯得悉《天坛宪法草案》大大不利于复辟帝制，千方百计将其扼杀。
16日，老袁故意撇开宪法草案不谈，节外生枝地向众议院提出了一个增修《约法》草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
要求增修《约法》，即意味着不承认《天坛宪法草案》，此为他对宪法会议的第一个打击。
为什么要增修《约法》呢？他说：“国事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
“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使我国民之哀之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
在袁世凯眼里，《约法》成了一切坏事的根源，建树的障碍，束缚总统的桎梏。而且束缚了他，就等于束缚了四万万人民。
打着人民的名义搞阴谋，是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新学的一手。他感受最深的束缚，是《约法》中规定的各“同意权”。
为了完全打破“同意权”，老袁提出了七条要求：
一、外交大权应归总统，凡宣战、媾和及缔造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
二、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与外交大使、公使，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
三、采用总统制。
四、正式宪法应由国会外之国民会议制定，由总统公布，起草权亦应归于总统及参议院。
五、关于人民公权之剥夺恢复，总统应自由行之。
六、总统应有紧急命令之权。
七、总统应有财政紧急处分权。
10月18日，袁世凯又提出宪法公布权问题，给宪法会议第二次打击。目的是扼杀《天坛宪法草案》，他知道任何法律不经正式公布都是无效的。
鉴于袁世凯专横独裁和肆意摧残共和制度，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一部分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钟秀：孙润宇、沈钧儒等和进步党议员李国珍、蓝公武、丁世峄、汪彭年、刘崇佑等联合起来，于21日共同组建了民宪党。
民宪党宣言书略称：该党“以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为宗旨”。“如有摇撼民主国体者，则竭全力维持之、保护之。”“政府而逸出宪政常轨者，吾党则认之为公敌。不为阿谀，亦不专以攻击为事，而以公平之态度，为完密之监督焉。”
民宪党的成立，说明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中已有一部分人开始觉悟，准备对“摇撼民主国体”的袁世凯实行监督，进行斗争。
国会认为，宪法正在修订，增修《约法》实无必要。袁世凯所提增修意见，宪草会也未采纳。关于宪法公布权，宪法会议也以宪法尚未完成敷衍过去。
袁世凯气急败坏，特于10月22日咨达宪法会议，告知已派遣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孙昭焱、余檗昌8人为委员，代其陈述对宪法的意见，并告知今后凡召开有关宪法的会议，均应事先知照，以便让八委员随时出席陈述。
袁世凯企图强行干涉制宪工作，把制宪权抓在自己手里，这是对宪法会议的第三次打击。
次日，尚未得到宪法会议答复，施愚等8人即到会要求出席会议。
宪法会议认为，该会议性质与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该会议既无提案权，更无特派员出席说明的理由，不同意出席。
宪草会也以政府委员出席宪法起草会议，无法律根据，且宪法起草规则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既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为理由，严辞加以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