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送金钱的多少，依据个人作用的大小和事情本身的重要性而定。一次奉送有一万二万的，有三万五万的，有十万八万的，也有十万以上多至四十万、五十万的。他毫不吝惜地把大量金钱送人，具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和动机，概括起来，就是分化、瓦解、消灭敌对力量，拉拢中间力量，维系内部力量。
而这些又都是为着巩固专制统治、爬上皇位一个根本目的。
中央集权的问题要解决，地方的权力问题也要解决。袁世凯是过来人，最怕疆吏大员学习自己的样子扩张实力，拥兵自重。因此，对势力逐渐膨胀起来的军阀特别警觉。
为了防止他们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镇压国民党开始时，他就拟定了一个改变地方机构的方案，准备缩小全国行政区划，废省改道，把都督、民政长一律取消，道设文职道尹一人，武职设镇守使一人，最多管辖一个师的军人，使任何一个地方的军事和行政长官，都不可能形成可以与中央抗衡的封建割据势力。但因正在同国民党作战，怕影响军阀的积极性，不能实现武力统一，该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现在他觉得不宜再拖，可是又怕直接得罪军阀，引起军阀离心离德，于是授意黎元洪出面倡议废督，达到自己的目的。
北洋军阀集团是一个以谋取个人私利结合在一起的反革命武装政治集团，当利益一致时，他们可以紧密勾结，互相利用；当利益冲突时，他们便明争暗斗，甚至互相火并。
废督主张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寻找各种借口横加抵制。袁见此法不灵，只得采取用特政长官稍分其权的办法，过渡一个时期，再作缓图。
5月23日，袁世凯下令改变地方官制，在省下增设了道，变成省、道、县三级机构。
各省民政长均改称巡按使（个别省由都统兼管军事和民政，不设巡按使），为一省行政长官，管理全省民政各官，受政府委任监督财政、司法及行政事务，还管辖巡防营、警备队地方武装，从都督手中分得一部分军权。
这一规定也使军民分治明确起来，都督职权相对有所削弱。
道置道尹一人，隶属于巡按使，为一道行政长官，亦可节制调遣驻扎本道之巡防营、警备队。
每省设道三四个或五六个不等。县置县知事。京师的行政长官称京兆尹。
由于规定巡按使，道尹可以监督司法，县知事兼理审判事宜，不少初级审判厅、检察厅被取消，司法独立权被破坏。
为“永息割裂之端”，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于京师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
规定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分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
未有督理军政任务的，在将军府任事。
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张勋为定武上将军兼长江巡阅使，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兼热河都统督理热河军务，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
任命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
另外还有靳云鹏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朱瑞为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李纯为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陆建章为成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唐继尧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
以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军务的有：河南田文烈、直隶朱家宝、甘肃张广建、新疆杨增新。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在京师将军府任事，没有实权。
福建、贵州、绥远、察哈尔未设立将军。
袁世凯任命了将军，将军们也给他这个北洋军阀的开山祖安上了个“神武大元帅”的尊号。
袁世凯为了集中权力当皇帝，需要一个体现“民主”的机构给他帮忙捧场，因此，撤销了咨询性质的政治会议。
建立起另一机构——参政院。
根据《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参政院也是咨询机关，但又规定国家立法机关未产生前，其职权由参政院代行。
这样，咨询机关的参政院就具有了立法机关的性质。
5月24日，袁世凯公布了约法会议所制定的《参政院组织法》，规定参政资格如下：有勋劳于国家者；有法律政治之专门学识者；有行政之经验者；硕学通儒有经世著述者；富于实业之学识经验者。
26日，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停止。
参政院共73人，均直接由袁任命。其中有些人是他专门派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大连、青岛的遗老窟申请来的。
信上说：“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中国之危。”
因此，在参政院中，前清的老官僚，如军机大臣瞿鸿机、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于式枚、唐景崇、那彦图、荫昌、赵惟熙等占了一定比重。
其他皆袁世凯的党羽和官僚、政客、名流、少数无权无勇的军人。
进步党的头面人物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也被网罗进来。为使参政院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运用起来更有利，狡猾的袁世凯未让党羽担负重任，任命了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张国淦为秘书长（张一直未到任，由林长民代理，同年12月林正式任秘书长）。
他以为如此安排，将来参政院拥立自己当皇帝，就能够真正代表“民意”，从而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其实，这是十足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1914年10月，袁世凯在军事上采取一个重大措施——建立模范团。模范团的建立，始于蒋方震的条陈。
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在同期中国留学生中考列第一，“荣膺”日本天皇颁赠的军刀，后被派往德国军校深造。
蒋在北洋留学生中是个特殊的“文武全才”，袁很器重，但又疑其在德国同国民党有关系，故归国后仅让其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未让其带兵。
蒋痛恨日本侵侮中国，很想借军事教育发扬尚武精神，于是提出练兵雪耻的条陈，主张改变练兵的老办法，完全采用德国的军事教育方法，创办中国士官学校。
袁世凯正患北洋军暮气沉沉，战斗力不强，欲建立一个类似军官教导团性质的军事学校，使之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队。
同时又看到，刚愎自用且有主见的段祺瑞羽翼已成，在陆军中隐然形成一种强大势力，这又刺激着他去进行改造军队的工作。
袁段之间关系本来极深，既有多年的袍泽关系，又有亲戚关系。袁的夫人于氏只生袁克定一人，没有女儿，认世交的一个女儿张佩蘅作义女。
段祺瑞断弦后，袁作主把张嫁给段。有了如此非同寻常的双重关系，照常理袁对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可是，搞惯了阴谋诡计的袁世凯总以为别人也在以阴谋诡计对付他，对谁都不十分相信，只是加以利用。
见段在军队中培养势力，即疑段要夺兵权。政治上的利害压倒了亲戚袍泽情谊，他决定建立模范团，培养军官，在军队中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系统，进一步加强军事集权，逐步把段的势力排挤出去。
袁建立模范团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建立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军队，确保皇位。
他特别想到其子均与北洋旧军队素无深切关系，对那些宿将尤其不能加以指挥，如不为“太子”培养好羽翼，将来自己“晏驾”，“太子”无法震慑，天下就非袁氏所有了。
基于以上考虑，他认为蒋方震的设想正可利用，力表赞成。
袁克定是帝制的狂热鼓吹者和重要策划者。
此人野心之大，不在乃父之下，一心要当东宫储贰，继承皇位，因此极力怂恿乃父实行帝制。
在他周围聚集着一小撮最无耻下流的小人，日夕策划着实行帝制的步骤，1914年下半年，其活动已由言论进入实行阶段。
他对段祺瑞不买自己的帐极端嫉恨，急于在军队中树立自己的威望，故对蒋方震的意见亦很欣赏。
段祺瑞不甘当有名无实的陆军总长，对蒋方震横加刁难，对建立模范团百般阻挠。袁越发感到有组织模范团的必要。
段无办法，只得同意。
开始，袁世凯提出叫袁克定任模范团团长，段祺瑞硬梆梆顶了一句：“我看他不行吧。”
谈了半天，段仍坚持己见。袁最后气急败坏地问：“你看我行不行呢？”
把段噎了个半死，气得鼻子都歪到一边去了。
模范团成立于1914年10月，团长由袁世凯自兼，团副是陈光远，筹备委员有王士珍、袁克定、陈光远和张敬尧。
团本部设在北海，直属于统率办事处。
军官是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精选的，原任上中级军官的均充任该团中下级军官。
士兵皆为年在22至26岁，素日忠诚，身强力壮，当过正目，经过战役的战士。该团设有步、炮、骑、工、辎五科，学习德国战术和操法。
为使学员成为忠实爪牙，袁世凯优给待遇，晋级提拔，让他们感恩图报。学员伙食津贴很高，穿蓝呢制服，毕业后均晋级升用。
考试优秀的，袁亲写命令，授以侍从武官军衔。有次他在中南海向他们训话说：“你们要认真练，好好干，将来都能带兵，前途很大，我就是从当兵出身的。”
同时颁发军人训条誓词，让学员举手宣誓效忠自己。模范团的誓词是：“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1915年3月，袁令所有任职军官、在堂学生、在伍士兵，举行宣誓大典。同时指令，嗣后军官授职、学生入堂及士兵入伍，凡未宣誓者，一律随时宣誓，不得有任何例外，著为令典，永远遵守。
宣誓仪式由模范团推广到全军，在其淫威下，全国军人包括警察先后到关岳庙举行了宣誓典礼。
举手宣誓比起供奉长生禄位牌开明多了，但其封建主义的效忠袁氏个人的实质一点未变。为树立绝对权威，让军人盲目崇拜，袁世凯还经常把学员集合起来，亲自检阅他们操练，进行训话。
袁世凯大权在握，不遗余力。
掀起复古浪潮
为了稳固并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袁世凯又掀起尊孔复古浪潮，以便从精神上奴役人们。
孔孟之道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体系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武器。
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之后，必然要求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樊篱，摈弃孔孟之道，以便实现本阶级的政治主张。
蔡元培当时即曾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下令取消了学校中的读经课程，许多地方的“文庙”被捣毁或改作学校，为封建地主阶级所顶礼膜拜的孔夫子的偶像失去了以往神圣的灵光，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几千年来的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
资产阶级虽然有摒弃孔孟之道的要求，可是并没有对其开展大规模的批判，从思想上肃清它的余毒。
尽管如此，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民主思想在事实上严重地冲击了孔孟之道和封建的特权、等级、专制观念，因而引起维护封建制度和尊孔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名流学者、封建余孽的强烈仇视和反对。
保皇派头子康有为赤膊上阵，首先发难，大肆诬蔑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是“礼坏乐崩”，恶毒攻击民主思想是“洪水猛兽”，叫嚣“数千年中人心风俗。政治得失是非，皆在孔教中”，孔教“不能须臾分离”。
陈焕章等人上书参众两院，要求奉孔教为国教。黎元洪、冯国璋、张勋之流积极响应，通电上书，胡说“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纪纲全坏，时事愈危”。
惊呼“横流所激，根本将倾”，“循是不救，人类将灭”，“相率而为禽兽”
叫嚷要尊崇孔教，速定孔教为国教，将其载入宪法，学校一律设立宗祠，乃行释奠礼。
在他们鼓噪之下，顿时妖风四起，群魔乱舞，百兽蹁跹，各种尊孔会社如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洗心社、孔社、大成社相继成立，鼓吹尊孔读经的《孔教会杂志》、《不忍》、《孔社》等刊物先后出笼，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和祀孟活动亦随之应运而兴。
帝国主义分子为了麻痹中国人民，达到侵略目的，也投入到尊孔大合唱的行列。
美国的李佳白、俄国的盖沙令、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日本的有贺长雄等，都上窜下跳，大放厥词，与中国的尊孔人物互相呼应，鼓吹“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明定孔教为国教”，“对内对外，两无遗憾”。
孔孟之道的维护者和帝国主义分子的狂喊乱叫，正中袁世凯下怀。他要背叛共和民国，复辟封建帝制，必须制造反革命舆论，其所能拿得出来用以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相对抗的唯一理论武器，就是孔孟之道。
由于他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对孔孟之道的教条，他从未真诚信仰过。更未认真履行过，只不过把它当作一种工具视情况加以利用而已。
现在适逢其时，他曾数电康有为，请其进京主持名教。其中一电说：“……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问俗觇国，动魄惊心。匪有大哲，孰为修明，执事毅然以此自任，其于正人心培国本之功，又岂今之从政者所可拟。”
对康大加吹捧。他不仅对尊孔逆流支持赞助、推波助澜，而且亲自做出示范，把尊孔浪潮推向高峰。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
因此，要举行祀孔典礼，“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大会，袁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参加，以示支持。
9月17日，教育部电告各省，将旧历8月27日（孔子生日）定为“圣节”，各学校放假一日，在校行礼。
9月27日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者2000余人，参众两院、内务部均派代表参加。
为鼓励尊孔，袁特令交通部把车票减价，优待与会人员，并规定，每年乘京奉、津浦两线火车前往曲阜参加大成节人员的车票一律减价。
同日，北京的孔社开孔子诞辰纪念会，袁派该社副社长饶智元为代表在会上致词说：“今天下人心浮气扬，乱臣贼子遍于国中，大总统本仁义之心以平乱，本仁义之心以教民，本仁义之心以推尊孔子，更欲孔社同人本仁义之心以宏斯教。”
袁并捐赠该社经费3000元，作为“以宏斯教”的表率。
10月10日，袁就任正式大总统，76代“衍圣公”孔令贻特从曲阜赶到北京祝贺，并带来孔氏世谱、阙里圣庙碑碣拓文和前代冠服各物。袁“瞻览之余，益深钦仰”。
11月26日再次向全国发出尊孔告令，吹捧“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气，咸蒙覆帱，圣学精美，莫与伦比。”
宣扬“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且规定，“衍圣公”和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
同日，授予孔令贻一等嘉禾章。民国以来，曲阜的小“圣人”不知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命运，惶惶不可终日。此令一下，小“圣人”如释重负，对袁感激莫名，并死心塌地为袁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