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鼓吹帝制系秉其命而行，他“忘却”9个月前的申令，翻云覆雨，反复无常，丝毫也不奇怪。
后来各省电询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他又答复未便干涉。为使“六君子”免出意外，他还格外施恩，派遣荷枪的武装警察前去保护“六君子”的私宅。
“六君子”用研究“永保安全之法”为他效劳，他则用警察保护安全作为报答，也称得上一个“知恩报恩”的人了。
这就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好戏。
装腔作势
筹安会出现，举国惶恐，人人皆知帝制即将产生。但袁世凯此时，仍然装腔作势，不肯承认。
一日，张謇非常恳挚地劝其做中国的华盛顿，不要效法上断头台的法国路易十六。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
他死不认账，可是又讲什么“美国人古德诺的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的提议，却有讨论的价值。将来或者让朱明的后裔出来做皇帝，浙江的朱瑞也可以的”。
张和他开了个玩笑说：“朱瑞可以做，难道唱戏的朱素云不可做吗？”谈过之后即离京南下。
财政总长周学熙同袁是亲戚，筹安会成立之初，询袁意旨，袁亦极力否认有称帝之事。直到9月同张謇谈起时还说：“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
“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
然而，不论袁如何遮遮掩掩，总是骗不住人的。这时极少数既不赞成而又不敢站出来反对帝制的人，思以退让妥协办法，换取袁不要改变共和制度。
连黎元洪也带头上书。提出：总统之号，不宜变更。莫若定总统世袭之制，为各国开一先例。
魏宸组、徐佛苏等亦赞同。
经过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实际上可以做到总统世袭，袁要的是皇帝，对此提议根本不感兴趣。
因此，看过不置可否，一概叫政事堂存档。
广大群众看到帝制将要复活，愤慨至极，纷纷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罪行。“时京师各报馆，投函反对者，日数十起”。
谷钟秀、徐傅霖、杨永泰、欧阳振声将《维持共和国体之宣言》，投寄京、沪各报，斥筹安会发起人为“妖孽”。
上海的南岳峻致电政事堂转呈袁世凯，“论诛杨度诸人，以为谣言乱邦者戒”。
北京发起组织的治安会。
上海的共和保持会，均发表宣言，揭露筹安会的阴谋，号召人民保卫共和制度。
还有一些人准备发起组织其他团体，同筹安会对抗，但内务部不准立案。
1915年4月，梁启超省亲南下，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其“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袁置若罔闻。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反对改变国体。
继之，汪凤瀛发表《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发表《对于筹安会意见书》，从理论上批驳了筹安会宣言。
梁文发表之前，袁世凯已有所闻，派人携20万元前往天津贿梁，令勿发表。
梁不听，且将该文录寄袁。袁复派人危词恫胁，梁未为所动。发表之后，袁因其在社会上影响太大，派人请严复著论驳斥，并送去一张千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为严拒绝。
严马上收到20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皆谓“非属此文不可”。
严仍不写。袁“知其意不可夺，驳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杨度、孙毓筠等恃有袁世凯为后台老板，不顾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公然抛掉“研究讨论”的外衣，请求实行帝制。
开始，他们想待各省代表到齐后，直接呈请实行。但因筹安会不是立法机关，没有呈请实行的资格，才改为由代表以公民身份，请愿于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再由该院呈请实行。
而参政院9月1日开会时，代表尚未齐集。他们又改变主意，把部分来京的各省代表和旅京人士，组织成各种名目的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
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能不假惺惺地表示一下态度。
9月6日，特派杨士琦为代表到参政院发表宣言说：“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
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
接着一个“但是”转开了话头：“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仍听之国民。”
“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
“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甚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
“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
“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权大好升天
袁世凯欣欣然藉以为荣，往脸上贴金的请愿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妨翻开历史……
1915年盛夏刚过，刹时间，北京城内发现了各式各样向参政院请愿复行帝制的请愿团，如“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女子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等等。
这股请愿风潮，来势之快，势头之猛，似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上至政界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狂热地向往着仅仅被推翻了几年的帝制。
后来，在所谓“议决”“君主立宪”，“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国民代表大会”上，这股请愿风潮，被作为堂堂的以“君主”代“共和”的“民意”表现，所谓“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证国民心理之所同”。
故而，“国民代表大会”决定行帝制，不过是“正式赞同”人民的意见；袁世凯当皇帝，也不过是“尊重民意”而已。
这形形色色的“请愿团”，真是民意所为吗？还在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些所谓“民意”，无一不是袁世凯处心积虑地制造出来的骗人的把戏而已。
袁世凯是这场闹剧的总导演，而杨度和梁士诒则是这场闹剧担大纲的主要演员。
杨度前面说过，其筹组筹安会就是为了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
筹安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活动，便是拼凑“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
梁士诒是袁世凯的又一宠臣，也是一个有实力与杨度争功夺宠，争抢“新朝宰相”的人物。
他与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唯恐失此攀附之良机，背拂新皇之圣意”，也绞尽脑汁要在变更国体问题上与筹安会争一高低。
在梁士诒的金钱收买下，他的身边也集合起一批善于鼓噪的人物。很快，梁士诒等便拼凑起一个与筹安会争功的行动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
一时间其声势大，有压倒筹安会的“各省公民请愿团”之势。
正是杨度和梁士诒的推波助澜和亲自策划，所谓“请愿运动”才会波澜壮阔，成为京城一大景观，而袁世凯本人，则是站在杨度、梁士诒后面的“总舵主”。
在请愿风潮中，有一名噪京城的“女子请愿团”，该团之组织，就颇有文章。
梁士诒组织起“全国请愿联合会”以后，杨度等人不甘落后，为了标新立异，引起国人注目，他们便想到了动员“女界人士”。
这天，杨度与顾鳌等聚在一起，杨度说：“现有一些女中豪杰，久有参政之愿，我们何不趁此时机，劝其于帝制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有朝一日帝制实行，她们何患不得位置。应以这一意思去鼓动女界，定会有人出来担此责任。”
顾鳌等深以为然，并提出有一“自由文明女子之领袖”安静生，谓“此女善于社会中活动，若让彼担任组织，不患不成一绝大团体也”。
杨以为然，故委派薛子奇去联络这位安小姐。
安静生，山东人，是当时北京活动能量颇大的一位“女权”活动家。此女毕业于女师，与革命党人有过交往，在社交场中酬应周至，手段圆通，是一不甘寂寞之人。
当杨度派薛子奇往访安静生时，正值安与两位女友在谈恢复女权，参与政权之“妙策”。
薛子奇听了她们的一番议论后，单刀直入地说：“你们所谈之事，皆为皮毛，无助于远大目标。现在有一个最正当、最可靠的机会，抓住它，便奠定了以后争取绝大权利之根基，鄙人现特以此机会拱手奉献诸位女士，诸位万不可失之于交臂。”
安静生问薛何种机会，薛便将杨度等人的意思予以转达。安兴趣大增，问若组此类请愿团，需要办何手续？
薛答：“须先起草请愿书一篇。”
安说：“此实是给我出难题，这请愿书我们恐怕写不出来。”
薛曰：“这请愿书可由我找人代办，至于运动同仁，则由君任之。何如？”
安女士慷慨应允。不到十天，安静生集合起十来位女子，薛子奇亦按时提供了请愿书稿一份及女子请愿团会章和宣言各一则。
宣言说：“吾济女子，群居噤寂，未闻有一人奔走相随于诸君子之后者。而诸女子亦未有呼醒痴迷醉梦之妇女以为请愿之分子者。岂妇女非中国人耶？”
“抑变更国体系重大问题，非吾辈妇女所可与闻耶？查约法内载中华民国主权，在全国国民云云。”
“既云全国国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万万中，女子占半数。使请愿仅男子而无女子，则此跛足不完之请愿。不几夺吾妇女之主权耶？”
“女子不知，是为无识，知而不行，是谓放弃。……于是不揣微末，敢率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
于是，“女子请愿团”成立了。
“二万万女同胞”有了自己的“旗帜”，这使得袁世凯好不得意。
“女子请愿团”大旗刚刚打出，北京城内又出现了另立门户的“妓女请愿团”。
北京八大胡同，历来是达官贵人、将军名士游历之地。
一段时间内，八大胡同内操皮肉生涯的妓女们，经常从那些颇有地位身份的嫖客口中听到无论何人，此时若上书请愿赞成帝制，他日定会有特殊奖励。
于是乎，有那么几位与政界要人关系密切的走红妓女，希望尔后也有封典之荣耀，纠合起一批同仁，也上书劝进起来，大有不落安静生之后之状。
领衔者为一叫花元春的妓女，这位“女中豪杰”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宠爱之人。这个所谓“妓女请愿团”的请愿书后来没有收入杨度等人编印的请愿书集之中，这是杨度的意思。
传说袁世凯看到这份妓女请愿书后，对“十三太保”说：“这妓女也来劝进，倘若日后真能登极，将何予以相当之酬报？”
杨度在一旁说：“此亦不难，请皇上于登极后，按所具请愿者名单，赐以特别商标，虽皮肉生涯，亦属新朝旷典也。”
袁世凯听后大笑。
后来，杨度等考虑到这妓女议事也太近于轻亵，故未让这份请愿书予以刊用。
“妓女请愿团”之外，还有“乞丐请愿团”。这乞丐也组织起来请愿，亦是大名鼎鼎的筹安巨子杨度的主意。
杨度对梁士诒凭借其掌握的雄厚财力，与自己在策动组织请愿活动中争功，颇有微言，常思有什么高招可以引起世人瞩目。
一天，杨度驱车经过闹市区，见有乞丐两人在吵架。其中一人说：“似你这等无法无天，都是因为共和民国没有王法的缘故，假使皇帝复生，决不会让你这等东西如此横行。”
杨度闻听此言，忽有所悟：“连乞丐也信仰帝制也！这不正是一个可作奇妙文章的好题目吗？”
想到此，不禁大喜。回家后杨度急令身边人召集各路乞丐之首领，给他们上了一堂“请愿”行帝制的课，并许以凡列名请愿者，发饷银一元。管乞首领则给百元，限三天内召集完毕。
于是，京城内外乞丐，风涌而至，一天之内，前来“请愿”行帝制的乞丐达万余人。
凡稍识文字者，都自行在请愿书上署名，目不识丁者，则由他人代为画押。
这样，后来各界请愿书上列名最多者，居然是乞丐请愿团。
“乞丐请愿团”请愿书具名画押后，杨度兴奋不已，他暗自思忖：皇帝见之，必然喜欢，这正可让梁士诒等甘拜下风矣。
后来，杨度将此乞丐请愿书呈送袁世凯，杨对袁说：“古史颂帝王之德，谓泽及枯骨。今吾皇之恩义，下逮乞儿。……乞丐而能如此，吾皇之盛德溥及群生可知也。”
袁世凯闻此谀言，亦大喜曰：“皙子辛苦，需运动费几何？”
杨度答道：“此实吾辈自愿为之，绝不劳一文运动费。此乃乞丐之举得闻吾为筹安请愿之首唱人，乃推彼辈中首领为代表，衣冠求见，出书言如此。按彼辈之意，但求吾皇正位后，遍设栖流所、习艺厂，广施冬衣赈米，使之幸免饥寒足矣。”
对于运动乞丐请愿，杨度颇以为自豪，后来他常常对人说：“这乞丐请愿团，要较妓女请愿团强百倍。因丐者同系公民，不过稍贫贱耳，况更能博得泽逮穷黎之美名，故皇上视此举极为隆重。”
上举几例，足可以证明，恢复帝制的丑剧，完全是在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导演下进行的。
所谓“请愿”之民意，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联系到前面所提袁世凯的代表杨士琦的宣言，堂皇且明确告诉参政院，他的大总统是国民公举的，如果国民多数要公举为皇帝，他也只能服从。国民请愿是正确的，不过他身为总统，主动叫国民请愿改革国体，与地位“似难相容”，说不出口，你们参政院对此要深加注意。
如此之宣言，何异于面授机宜！
筹安会明目张胆鼓吹帝制，煽动请愿，违反《约法》，触犯《刑律》，完全是个反动组织，必须予以取缔。
因此，筹安会成立后，李诲即上呈总检察厅，控告筹安会“叛逆昭彰，动摇国本”，“倡导邪说，紊乱国宪”，“弁髦法纪，罪不容诛”，要求将孙毓筠等“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
同时上呈内务部，指斥该部根本不应该核准筹安会成立，更不应派军警保护“六君子”私宅，蔑视法令，故为宽纵。
贺振雄和梁觉亦上书肃政厅，周震勋上书大理院，分别对杨度、孙毓筠等提出弹劾、起诉，要求司法机关将他们严拿归案，解散党羽，取消机关，以维国体而杜乱源。
贺振雄在呈文中写道：
“何物妖魔，竟敢于青天白日之下，露尾现形？利禄薰心，蛊惑众听，尝试天下，贻笑友邦？”
“窥若辈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于不仁不义之中，非圣非贤之类，蹈拿破仑倾覆共和，追崇帝之故辙，贻路易十六专制魔王流血国内之惨状，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贼、白狼枭匪（按：此乃对白狼起义之诬称），其计尤奸，其罪尤大。
“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谁？即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诸贼也。
“振雄生长中华，伤心大局，明知若辈势毒弥霾，言出祸至，窃恐覆巢之下，完卵俱无，与其为亡国之奴，曷若作共和之鬼；
“故敢以头颅相誓，脑血相披，恳请肃政厅长代呈我大总统，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千祸国贼等，明正典刑，以正国是，以救天亡，以谢天下人民，以释友邦疑义……”
总检察厅厅长罗文干为此特往见司法总长章宗祥，章答称：“国家不安而能筹安，岂非人民的幸福”。
气得罗文干挂冠而去。肃政厅亦上书袁世凯，指出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会议议长，竟“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以致引起“人民惊疑”。
近来人心不安，主要是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因此，应将其“迅予取消，以靖人心”。
事情越闹越大，人民起来反对，司法检察机关出来干涉。
然而，权大于法。袁世凯凌驾于人民和法律之上，他的权术开始发生一定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