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包产到户”终究与公共食堂的生命力不同。公共食堂在1961年5、6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办不办由农民自行决定后，便一哄而散，农民毫不惋惜。要驱散“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阴魂”，却遇到了农民兄弟和一些基层干部的抵制。在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 基层干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湖县委宣传干部钱让能。在1962年安徽批判“责任田”的办法时，他直接向毛泽东写报告，态度鲜明地维护并保荐这种做法。他写道： “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委常委1962年3月20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真所谓它的一出现，就以它的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包括邻县邻省的边界地区)广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总认为是‘好’了‘对’了，记得去年春，我在执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我10多年来(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见闻。
“推行这一办法的结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1961年是太湖人民在精神上、物资(质)上的一个新的根本性的转折。荒、逃、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熟(荒地变成了熟地)、健(体质健康了，有病的也不多了)、生(妇女怀孕了，江塘公社甘岭大队668个人，1962年怀孕的就有60个妇女)。
“自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一次调整，没有哪一次不都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它(责任田)比1955年的初级社来说，其优越性可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级社来，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
“责任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未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仍然是按劳取酬；它并未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仅是比较复杂琐碎，适合于分散的农活去分散做。……国家征购任务照交，公社、大队的公共积累照收，这又怎么能说是瓦解削弱了集体经济呢?
“急急忙忙的收回责任田，吵吵闹闹的指责是‘单干’，很可能一部分是好心同志不知底里。一部分还是以‘本本主义’的观点害怕农民不跟我们走。……无论下乡也好，出差在轮船码头等车休息也好，许多农民有关责任田这方面的道理，与我在省听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道理，则完全相反。许多奇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有不赞成‘责任田’的各种议论，我想请到这里一闻一见，是会有很大教益的。我很担心，省委决议1962年内就要大部分改过来。根据这里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他不会相信空话的，你做不出样子，证明比他的办法优越，除掉强迫命令，我看是扭不过来”。
“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站在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f|怕80％甚至90％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道理呢?……请求主席直接派人前来调查，以达弄清是非，……像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的太湖县能够在一年内而且还是在那样大旱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的问题，那么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也未始不可试行这个办法”。
在中共中央内部，持不同意见者的代表人物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1960年至1962年，邓子恢率领工作组到福建、黑龙江、广西、湖南、河南等省，就如何改善经营管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听取了省、地委同志的汇报，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此基础上，他表示了对“包产到户”的支持。
1962年5月24日，邓子恢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意见》指出：“在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以人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自留地、自留山、饲养家禽家畜和经营其他家庭副业)这种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的”，“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可惜这种想法尚未被全体干部所完全理解，他们不适当地把农民依靠自己劳动、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看作资本主义，而又过于害怕它对社会主义起破坏作用。”
在5月中央会议上，邓子恢说：要分析“单干”的原因，广西“龙胜县那里有60％‘单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一个小村庄只有三四户，两个村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很远。这种情况下的‘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只要按照国家要求完成上调任务，实际还是社会主义的。”他还说：有些山区，就让他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产品，有什么不好。
7月11日，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着重讲了生产责任制问题。他说：1957年决定包产到队，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可以包到户，1958年以来取消了这个办法，现在有的地方恢复了，有的地方没有恢复。“我们的集体劳动有的同志理解为像军队操练一样，把单独在一块地上干活叫单干”，“有的同志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不对的。”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农民的私有性是突出的，凡是包产到户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样，没有区别，没有包产到户的，自留地搞得特别好。因为包产到户了超产是他的，责任心强，肥料也多。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许的。”
邓子恢认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这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好办法。个体生产的危险性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够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中，国民经济的骨干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在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重述了上述观点，并根据毛泽东批发陶铸、王任重《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座谈会记录)》提出的：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统一计划安排；集体劳动；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四条原则，强调合乎四条原则的生产责任制不能说是单干。对不符合四条原则的责任田，他是不赞成的，但也不赞成采取硬纠的办法。
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了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华东局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出席会议的人，对一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赞成和不赞成的却各占一半。邓子恢发言认为：安徽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错误。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山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黄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7月，邓小平在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也是邓小平“猫论”的最早论述。邓小平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同时，他也声明，这只是初步意见，可能不算数，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7月初，陈云也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提出：可以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
1962年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湖南省宁乡炭子冲同干部和社员谈到农村工作的几个政策问题时说，总的讲不能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但是，有些零星生产，如田塍、荒山可以包产到户，收入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在这些方面，包产要包死。在此前后，刘少奇还说过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的话。它也表示过，可以考虑包产到户的意见。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已经开始对农民“包产到户”的发明创造进行分析并不同程度地作出肯定和支持。这是自苏联30年代和中国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农业必须是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管理传统观念的根本性突破，也是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具有重大意义。
包产到户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再要强行扭转，恐怕只有毛泽东有这般“神力”了。
夭折
60年代初，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颇有些紧张。首先，中苏矛盾激化，两党在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以及对对方的国际国内政策看法方面的分歧，逐渐成为两党激烈争论的焦点。中国认为苏联在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复辟。4月，在苏联策动下，我国新疆3县6万余居民逃往苏联；5月，苏联又制造了伊犁暴乱。印度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挑起中印领土争端。台湾在积极策划窜扰我东南沿海地区，要“反攻大陆”。美国不但插手我国台湾，还插手东南亚，侵略越南。国内由于经济严重困难，各种矛盾也呈激化状态。
黑云压城城欲摧。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深切地感觉到了这种压力的沉重。他在担忧“和平演变”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对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于是也更加严重了。另外，农民问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61年他就多次说过：“中国有五亿农民，如果不团结他们，你有多少工业，鞍钢再大，也不行的，也会被推翻的。…‘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再次站出来，力挽狂澜。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这个时期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1962年2月，毛泽东把他十分信任的田家英叫去，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调查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田家英组织了一个17人的调查组，于3月到了湖南农村。调查组兵分三路，分别到湘潭的韶山大队(毛泽东家乡)、湘乡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进行调查研究。
在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