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是原子能所所长。他受命到苏联谈判，因涉及问题太多，也不知道去过多少次。当时，虽然口头上讲中苏友谊牢不可破，但实际上苏联在军事高技术方面，对我们是有戒心的。连聂老总、宋任穷同志去参观，都只能在厂房、车间外面，透过玻璃窗看，不让进车间里看。所以，即使在当时，事实也已教育我们只能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科学家可爱的书生气
宋大哥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了。三强没调二机部以前，当过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长。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他是代表团团长。
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我说他有书生气，是因为这么一件事：三强访问苏联回来很快就找到我。他来的时候气鼓鼓的，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没有搞哇!”
我说：“三强，你冷静冷静。”他带着一股气对我提意见，很直爽，没有拐弯抹角。我很欣赏他这个态度。我又说：“你先等一等，听我给你讲一讲。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弹哪。这是国家最绝密的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绝密的单独规划。不能在这么多人中讨论这个规划。你认为没有列入紧急措施就是不重视，不支持了吗?”他当时最关心的是想从科学院调些人去，怕我们不重视，不愿意给人。我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量支持你，你这个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比‘四项紧急措施’还重要。‘四项紧急措施’是为你服务的啊!”
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我懂了。”
支持钱三强点将调兵
钱三强说：“我还想从科学院调几个人。”我问：“哪几个人?”他说，除原子能所的科技专家外，我还要更多的人。因为还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九院)搞设计，我没有人不行。另外，还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仪器要大大加强，才能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三强说：“我想调李林。”李林当时在上海冶金陶瓷所，掌握一台电子显微镜。我说你调李林，李四光先生会高兴的。他就这么一个女儿，老俩口在北京。但是，她丈夫邹承鲁先生在上海生化所，留美回来学生物化学的。李林我可以给你，我另外培养搞电子显微镜的，先为你服务，把李林调给你。问题是我还要把她的家庭工作做好。我要和邹承鲁谈好，我亲自与他谈。不然夫妻俩分开，不好嘛。我说，先让他在上海安心工作，科学院已决定由贝时璋先生在北京开展生物物理研究，将来请他到贝老那里工作，夫妻团聚。这既是国家需要，也照顾了他们家庭，这样把邹承鲁谈通了。不然，谈翻了，不好办哪!科学院有很多科学家自尊心很强，要尊重他，让他发挥所长，邹承鲁这个人非常好。后来贝时璋先生开辟生物物理研究工作，正式请他来了，这正是他的长处，后来做了很出色的工作。
三强又要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同志去，我说可以。邓稼先去了，我们另外找学术秘书。科学院能做学术秘书的人有很多，对稼先同志来说当学术秘书也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所长。后来，稼先同志去，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中起了很大作用。
三强又将科学院的王承书调到二机部，她工作很出色，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我对三强说科学院的院刊编辑汪容自己提出愿意去搞原子能研究，编辑院刊他是主角，我另外找人来编。他后来到原子能所理论组彭桓武那里，搞核物理理化研究。
后来，三强说，我还想要些人，最重要的是要科学院沈阳金属所的副所长张沛霖，我也同意他带一批人去了。张沛霖的功劳是把铀变成金属。氟化铀原来是气体。要把它变成反应堆元件需做大量的工作，这是沈阳金属所承担的。张沛霖对金属锆有研究，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当时对三强说，你有任务尽量让我们各所承担。这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我都请三强同志和副院长裴丽生同志专门到各个所一项一项地检查二机部研究工作的落实情况。
三强后来又找我说，科研任务还需要很多仪器，特别是光学仪器，例如高速摄影，还要调科学院的一些人去。我说这个问题科学院要研究，要和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商量，他是所长。后来决定让副所长龚祖同带一批科技人员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机所，主要为二机部的工作服务。因为二机部好多工作单位在西北一带，实验基地也在西北某地，要什么仪器，提出来让西安光机所研究，而且要他们制造出来。后来在全国成立了好几个光机分所，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起的作用很大。三强提出的要求，我们科学院几乎全部答应了。三强虽然在二机部工作，家还住在科学院中关村14号楼，条件不错，他夫妻俩都满意。他开始每天遇事就找我。他找我，我就见他、支持他，他不断地提要求、调人，要研制新东西等等，我们就积极地支持和承担任务，帮助他解决问题。
攻克“三大技术难关”
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矿石里能提出的天然铀同位素235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此外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当时科学院有四个最知名的化学研究所都有优秀科学家担任所长，号称“四大家族”：一个是上海有机化学所庄长恭老先生；一个是长春应用化学所的吴学周先生；还有北京化学所的柳大纲先生。此外，大连化学物理所也是非常强的，那里有张大煜先生。我对三强说，科学院几个化学所承担你的任务，哪个所能够承担什么任务你都清楚，让哪个所承担什么任务你提出来，我们安排，都选最好的人为你做工作。
当时上海有机所只有研究力量没有生产力量，不能够提供产品。我到科学院以后，让各所建立小工厂，上海市委还送给我们若干小厂，给研究所当实验工厂。而且，还选最好的老师傅。我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那里请来了许多老工人，很不错。我说你铁道部有几千人的机车车辆厂，选一批最好的工人老师傅，来支援科学院吧，我们各个研究所里也搞附属工厂。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不自己搞不行。要建立研究室，要研制设备。有的买得到，有的买不到，要自己做。另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科研人员设计图纸，让工厂做才行。所以，我们从铁道部选了不少老师傅。我在北京中关村专门召开老工人会，我说你们是金手艺，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东西!老工人听了非常高兴。另外，从部队技术兵种的复员兵中，挑选了数千名有技术的战士当工人，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厂就停顿了。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氟油。苏联专家一走，浓缩铀厂因为没有氟油而停工了。科学院以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主，其它所配合，终于研究出来自己的氟油，并把上海一个小厂要了过来。这个厂有个工人当厂长，叫杨庆年，很能干。他不但配合研究室把氟油研制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厂生产，保证了供应。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顾子恺也有贡献。氟油我们自己能够供应，浓缩铀厂的机器就又能运转了。那个小厂，我去看了多次。我看那个厂长有培养前途，就给他连提3级。为什么提3级呢?他当时是20级，提3级，够17级。17级就能够参加17级以上干部会议，那时候重要的事都是先开17级以上干部会议，各所都是这样的。然后，再向党员传达。当时边伯明当所党委书记，人不错，很开明。那时，我们院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所长都很好。老边说：“张副院长的话，我们照办。”结果别的人对我有意见，怎么给一个工人连提3级?我说他有功!
第二是“真空阀门”。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最后把铀一235浓缩起来。那个时候，苏联“真空阀门”不给了。没有“真空阀门”，我们生产不出浓缩铀。科学院的上海冶金陶瓷所，当时已经分成两个所：一个是冶金所，吴自良任副所长；一个是把陶瓷研究部分改为硅酸盐所，严东生任所长。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最强的科学家李薰、师昌绪，再有张沛霖副所长。我们科学院主要依靠上海冶金所、沈阳金属所，苏联专家没撤走前，我们已经开展研究了。这就叫两手准备，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早就想到万一他不给怎么办?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这个关，搞“真空阀门”。结果这个关攻破了!攻克这个项目，除科学院金属所、冶金所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有条件的工厂等。这样，我们的浓缩铀厂才能生产。这时宋任穷调走了，刘杰同志当二机部部长。他一见我的面，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呀!我的工厂能生产了!”当时，刘杰非常激动地感谢我们帮助他解决了关键问题。这项成果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得了特等奖。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有准备了，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要高能炸药。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到甘肃某地建立一个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药，专家主要有于永忠等。有了高能炸药，才能做高能的引爆。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黄耀曾带着一些人支援。还有五机部的一个所，也去人参加。他们合作又把高能炸药研制出来了。 最后，是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观测，这主要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光机所等承担的任务。这些单位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共同商定各个类型的15项测量技术方案，所采用的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仪器。后来，各所派技术骨干到现场参加核爆试验，全部按时完成了任务。还有其他所，在现场做了很多试验，当时其他部门也参加做试验，但大部分现场试验和观测是科学。院完成的。 钱三强功不可没 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但题目是刘杰与三强商量后提出的，为组织安排这些题目起了作用。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就爆炸了氢弹。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却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那么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当然，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主要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们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时间最短的。二机部是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一批专家外，还从一些高等院校调去朱光亚、周光召等科学家，他们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三强最感谢的就是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二机部帮助很大。所以，我当时说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我们科学院早在1958年8月1日就研制成功第一台计算机。要我去讲话，我给它一个提法，叫做“有了”——“中国有了计算机了!”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老实讲是按苏联的图纸搞的，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嘛。。接着，我们自行研制第二台，1959年9月，104机出来了，也是电子管的，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务。这个所即后来的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再过一段，第二代计算机出来了，晶体管的，科学院半导体所搞的。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所以，三强一见面，就感谢科学院的计算机。
三强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特别怀念他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比如说要科学院各个所来配合承担任务，你选什么任务，他能提出题目来请你承担。他懂，他在法国跟着约里奥·居里做研究工作，发现过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组织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正如前边所说，有一点书生气，人很直爽，有意见就提。他是科学家，当了二机部副部长，这样的待遇是不多的。我讲了他的优点，也讲了他的弱点，但我要说：“书生气比官僚气要好得多!”
此外，原子弹爆炸试验数据的采集，科学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个试验主要是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进行，可以针对各种建筑物、各种生物，包括铁笼子里面的猴子、兔子等等试验它的破坏力，看它们受原子弹放射性的危害程度有多大。中国科学院的许多所都派人到基地参加试验了。
钱学森为国献宏猷
钱学森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最好的学生，还有郭永怀、林家翘都是冯·卡门最优秀的学生。他曾经自豪地说过，匈牙利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是钱学森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是受到美国迫害，经过奋斗，于1955年回国的。科学院派人到深圳罗湖桥接他，请他到科学院工作。我们成立力学所，请他当所长，后来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参加“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担任综合组组长，作过一个很精彩的关于核聚变问题的学术报告，为科学规划的制定出了许多好主意，特别是他亲自起草和制定的关于火箭喷气技术，实际就是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我看了很受鼓舞。郭沫若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欣然挥毫，题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数风流。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天际游。”
钱学森任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了好多优秀科学家。我们在中关村建起了力学所大楼。因为空气动力学要搞风洞实验，中央拨出500吨钢板供力学所建风洞。这个风洞虽然不大，但已经可以进行科研试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