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穷财惫，国难日蹇，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人大胆调整，重请陈云“出山”，使“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较好的改变。
刘少奇没有心思编他的“文选”
少奇同志在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所建立的功勋、体现的品德、留下的著作，应该列入我们的党史、国史的重要篇章。我作为帮助少奇同志工作过一段的人员，有责任把我直接听到的、看到的以及间接听到的、看到的，尽可能地讲出来，给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材料。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重要的事情，几十年来反复地想，反复地理解，细节可能忘了不少，但重要的事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我想到一件事、一个问题，就列一个问题，写下来，没有什么秩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还只是题目。从何说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这一段讲起。讲完这一段再讲其他的问题。讲“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就从1962年讲起，这是一个标志，实际上，要往前追溯。
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我没有去，胡绳去的。在会议进行到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少奇同志也参加了批判。可是他对胡乔木讲：你给主席说说我的意见，批判，到这个会议为止，不要往下传达了。少奇同志是怕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纠“左”工作因此半途而废。
胡乔木前思后想，十分为难，在征求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后，没敢给毛主席讲。这样一来，“庐山会议”批彭的文件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把“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中断了，全国各级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层层批，层层戴帽子。
本来经过九个月的纠“左”，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但也只是到干部这一层，五级干部会。本应该是干部想通了以后，到群众中去纠，但这时还没开始。
各地“左”的错误也不平衡，有的地区很严重，有的地区好一点。比如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在“大跃进”初期，他们也是一样的“左”。可是到1959年三四月“上海会议”以后，他们感觉到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回去在领导机关、在干部中间开始作自我批评。像他们所在的地区，情况就好得多，但原来“大跃进”的那个“左”，也还没有纠正。河南、安徽、甘肃、青海几省一些地方，等到“庐山会议”的东西下去以后，正好火上加油，就更“左”了。
“庐山会议”后没有几个月，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的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几个人正陪同毛主席读书，那时毛主席的心情好像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那些事情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到1960年的春天，“信阳事件”暴露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上告的越来越多，反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的秘书室派人下去了解。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人下到信阳进行调查了解，回来跟我讲：老邓，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 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事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刚一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想像，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民干部，难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农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对人民有仇恨哪，对分了他们地、斗争了他们的那些农民有仇恨嘛。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些人照样在农村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对我们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才会造成这样前所未有的严重情况。就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底下，1960年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下去，要在那类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我记得当时甘肃的陇东有一个什么大案，贵州的一个什么地方也有一个大案，作为了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少奇同志要钱瑛大姐去调查，也说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
陶铸同志，他当时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才发现，干这些事情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向下一级一级压他们，他们本来作风也不好，就这样，上下造势，互相促进，互相支持，造成这样严重的情况。从这时开始感觉到农村情况、农村问题不简单。暴露这种问题的地区也就越来越多。根本问题是“左”。
接着，1960年6月，来了个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粗暴地对我们党搞突然袭击，要我们跟莫斯科“对表”。这次会议是彭真同志、康生去的，事先没有预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很气愤。北戴河会议讨论起草和定稿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信，进行了回答。赫鲁晓夫不顾国际信义，立刻撕毁合同，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止设备供应，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小平同志告诉苏联人，你们给我们这么大困难，“我们准备吞下去”。这样一来，内忧又加外患，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
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周总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主张对经济战线来一个调整，提出了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也就是要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由于农村问题最先暴露，调整农业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也是这个时候，毛主席要周总理主持起草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后来叫做“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的下达，是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刘少奇在对这个文件草案进行审改时，加了这样的话，“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我们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下来，绝不允许对它有任何侵犯，特别是从上面来的侵犯。已侵犯了的必须赔偿，否则，就要破坏生产力，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等。这说明少奇同志在农村问题上是清醒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过头来说一下，为什么少奇同志老是没有把心思转到编“刘选”上来呢?
1960年毛主席带我们几个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胡乔木在读书期间主要负责编《毛选》第四卷。读完书以后，过了春节了，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乔木向毛主席汇报第四卷编辑情况，汇报了差不多一个来星期。全部工作报告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肯定，说：好，可以出版了。还讲：我的选集就出到第四卷，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为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在不出。又说：过去说过多次了，要出刘少奇的“文选”，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来了，应该把出刘少奇的“文选”列上日程。胡乔木回来传达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民主革命补课的问题，一个对苏谈判的问题，一个应付布加勒斯特会议的问题，小平同志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搞“刘选”的事。好像到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才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要编辑出版刘少奇文选。指定负责人是康生、陈伯达。他们便筹划组织，选定编辑队伍。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要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而且农村严重情况的材料已经反映上来，使毛主席意识到，农村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不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不能务虚名而招实祸。这时“农村十二条”已经下达，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是他觉得农村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进一步了解。他就此讲，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要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提出每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要亲自抓两个公社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还讲，他自己也要亲自去作调查。接着组织了三个组：陈伯达一个组，跟毛主席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要求散了会就要下去。
这个事情一来，陈伯达要找人，其中找到了原来康生准备组织参加编辑“刘选”工作的人，一个我，一个许立群。在当时中宣部的教育楼会议室里召集开会。陈伯达讲：毛主席要我作调查研究，我没有人不行呀。康生讲：你把这些人都抽走了，我这个“刘选”的编辑工作怎么办? “刘选”的事，也是你陈伯达的事，你不能不管啊!陈伯达说：要管，要管，可是现在我得听毛主席调动，他调我去，不能没有人帮我忙啊。我跟你保证，调查回来，不但他们参加，我也一定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这样，邓力群和许立群跟陈伯达调查去了。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得到证明，后来的事实也都证明，光有“十二条”的确还不行，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进一步作出新的规定。
我们一到广州，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这个人长得不起眼，是个小个子。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刮“共产风”的问题。在大队内部，几个生产队之间平调嘛；在生产队内部，大家吃大锅饭嘛。他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村的好转，不能是真正彻底的好转。
于是，大家同他争论。他说，既然你们认为你们那个办法好，那我也没有办法，但只要让我这个公社按照我们的情况去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内部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我保证解决我这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呀，政治问题呀，情况可以根本好转。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一个人，孤立啊，很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
我们刚到，听了省委这样一个汇报，找他谈。陈伯达马上把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证实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那里，也传到了田家英那里，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了解更清楚了。这时毛主席又回到广州，他叫胡乔木、田家英都来广州，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大家分工负责，各搞一段，然后由乔木统改一遍，陈伯达再统改一遍。这时广州召开“三南会议”(华东、华中、西南三地区)；北京少奇同志召开“三北会议”(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这个条例出来，毛主席便把“三北会议”的人调到广州，两个会议合起来开，变成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还把他的信发给大家，说：你们看，只有“十二条”还不行，批评了认为有了“十二条”就行了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具体。这样，会上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有修改，有补充，有提高。
少奇同志还在期间主持了几天的会议。他在会上说的有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他说，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文件讨论完了以后，毛主席讲：这还只是我们的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应该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三个组都拿了这个草案，原来在哪个地方调查的，就回哪个地方去征求意见。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到北京郊区大兴、顺义调查。周总理也利用陪同外宾外出的机会，在湖北、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向省委、县委负责人进行调查。后来又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作深入调查。少奇同志到了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他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作了几十天的蹲点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尽快向毛泽东报告。
少奇同志1961年5月中旬回到北京，接着在召开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他就明确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反了几年，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可以考虑。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 “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这是少奇同志经过调查，有了切肤之痛的呼声。
我们回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说还有问题。还有些什么问题?在胡乔木调查的那里，农民说公共食堂不解散不行。因为条例草案上这时还维持办食堂。农民反映说，每家每户自己烧饭，可以这样吃、那样吃，要节约吗，今天多吃了一点，明天就少吃一点，劳动多吃一点，不劳动就少吃一点，有杂粮也凑合一点、粗细搭配一点。力、公共食堂就是吃一样的东西，大锅饭不能满足不同需要，并且造成严重浪费。我们在广东作了一个生产队70多户的挨户调查，他们中劳动力强人口少的人家，对草案七分按劳、三分供给，还保留了三分供给制的尾巴有意见。的确，同等的劳动力，同等的贡献，家庭人口少的就少分，家庭人口多的就多分，明显不合理，明显会伤害劳动积极性，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反映上去，也得到了重视。1961年5月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总大家征求来的意见，去掉了草案中保留的两个尾巴，一个食堂，一个三分供给。
但是还有一个大队核算和小队核算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广东我跟陈伯达讲过。他说，这个问题按照“三包一奖”可以解决了。实际上没有解决。到了1961年11月，王任重根据湖北的经验，说核算单位留在大队这一级不好，还是下放到生产队为好。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又作第二次条例的修改，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了。这说明，原来郑州会议就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前没有落实，到了这个时候才全面落实。从1961年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原则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