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个实实在在的草根皇帝，出身寒微。就因为他自己曾经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吃过苦中苦，便不再希望自己的子孙遭同样的罪。他对诸子藩王的后代及后代的后代都作了制度上的规定，予以实实在在的特殊待遇的保障：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一年俸禄上万石，府置官属。身边的护卫队少者三千人，多者达万人。衣食住行，亲王们只比皇帝差一等，公侯大臣见了这些亲王也要行跪拜之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
藩王们及其后代能够拥有如此优厚的福利待遇，谁还有心思干事创业。他们只需要无忧无虑度年华，四体不勤混日子就可以了。
温饱思淫欲，将来又不愁荣华富贵，不生白不生，皇族子孙繁衍如滚雪球似得疯狂壮大。这帮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的皇室子孙，生生拖垮了帝国的财政，也使得后来的那些皇帝们在“当家”时财政陷入困境。
尽管朱元璋给诸子藩王的福利待遇极高，但他有一样始终不愿意给他们，那就是政治权力。
朱元璋不让藩王们插手地方政务，所有的地方事务治理权统统归于朝廷任命的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吏所有。朱元璋这么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诸子藩王的权力，防止他们做大做强，威胁到中央的权力。那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骨肉相残的血腥一幕。
朱元璋的分封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诸子藩王成为独挡一面的军事中坚力量，以此来拱卫中央皇室。目标很明确，措施却不靠谱。朱元璋在这里的做法很让人纠结，他一方面限制藩王参与帝国政务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赋予诸子藩王以极大的军事权。
洪武五年(1373)，距离朱元璋第一次诸王大分封过去了四年时间。朱元璋下令成立“亲王护卫指挥司”，规定藩王一年享有的俸禄上万石，府置官属。身边的护卫队少者三千人，多者达万人。
到了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时，朱元璋又进一步地扩大了诸子藩王拥有的军事权力，不仅规定诸子藩王拥有藩国内护卫军的军事权，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就连藩国所在地镇守军的军事指挥权也归给了藩王。这样以来，地方藩王的军事权力得到毫无限制地扩张。
明朝建立之初，东北、西北、云南、四川等地区还没有完全平定，徐达他们连年征战，到了洪武十四年统一大业基本告一段落，而此时诸王也基本长成。朱元璋本能地对外姓大将不放心，洪武中期以后，每逢战事，有统兵大权的不是将领而是诸王。也因此，后来大杀功臣之时，无论是蓝玉还是被牵连的武将，他们都只能束手就擒--手里无兵无卒，如何与朝廷对抗？
朱元璋对这种分封安排是非常满意的，认为内有朝廷，外有亲王，大明朝必能安稳如磐石一般，"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如此"。
他自己得意之时，却有人浇冷水。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下诏广求直言，他的本意是要通过直言来打击中书省的权力，却没料到被平遥训导叶伯巨的奏章气到了。平遥因为明代城市遗留保存得好，现在是个旅游名胜，可在明初，也只不过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小县城罢了，担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对于朱元璋来说更是远在天边的小蚂蚁。可这只小蚂蚁上了一道奏章说："皇上您对诸王的分封太过奢侈，秦、晋、燕等封国城郭宫室的规模不亚于南京城，他们手中又握有重兵。臣怕数代之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时候再削地夺权，恐怕会酿成大祸。
什么大祸？无非是像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那样的局面。
朱元璋看到奏章勃然大怒：狂妄之徒竟敢离间我们骨肉之情。叶伯巨被抓到南京，没多久就死在狱中。
叶伯巨虽然死了，但他的话就像诅咒一样在朱元璋死后得到了应验。
从明初朱元璋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分封制的表象来看，经过洪武时代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大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朱元璋时代的使命，具有巨大潜在危险的功臣勋将随着洪武年间的“胡惟庸谋反案”和“蓝玉党案”的展开而被杀戮殆尽。
朱元璋通过分封制，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培养成为大明江山的拱卫者与“中流砥柱”，完成了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家国一体化”，出现了“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理想格局。他希望的和谐画面，是朱家的子孙都能够拱卫大明皇室，看家护院，将自己的不朽功业万代相传。
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朱元璋所做的一切对于接任帝国大位的第二代君主朱允炆来说，是如此的痛苦并尴尬着。他眼睁睁地看着朱元璋用左手将江山交给了自己，又用右手将兵符交到了诸叔藩王的手中。虽然皇叔们的藩邸大多分布于远离帝国心脏地带的北方边境，但是这些人一旦要有了非份的念头，整个帝国也就成了一座随时都可能会引爆的火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