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选择周王作为削藩的第一道突破口，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周王府里有人在这个关节点上站出来告密，周王朱橚在密谋造反。
朱橚不是一个懂政治的人，准确地说，他应该更像一个学者型的人物，是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他曾经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并参与编写科技著作《救荒本草》。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藩王，不专心搞学术研究，偏偏跳出来想要学人家造反。建文帝正愁找不到借口向藩王们下手，那就先拿周王朱橚开刀。
建文帝正要准备下手之际，告发之人又提供了一条更为重要的线索：周王要谋反，背后有燕王朱棣在撑腰。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朝廷削藩从周王下手是再合理不过。而朝廷一旦对周王采取行动，这就等于斩断了燕王朱棣的手足。所以建文帝要动周王，按照常理来说，燕王朱棣不会坐视不管。
要是朱棣出兵来救，那么他就会背上谋反者的同谋的罪名；如果朱棣不出兵而是出面为周王说情，那也能将其算作同谋。这样以来，无论朱棣怎么做，建文君臣都能够找到收拾他的理由。自古以来，皇帝想要收拾谁，还没有碰上找不到理由的时候。
周王朱橚和哥哥朱棣是由马皇后收养的，在藩王当中，他和自己的哥哥燕王朱棣年龄是最长，资历也是最老的。亲兄弟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的兄弟关系亲一层，朱橚与朱棣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说的。有了朱棣的撑腰，朱橚并不安心只做一名学习型藩王，他居然也动起了做皇帝的念头。
朱橚在暗中做起了准备，打算找个时机造反。可还没等他付诸实施，一场大灾难正悄然来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儿子朱有爋会告他谋反。按照大明的规制，周王的大儿子朱有爋被立为世子，也就是未来周王府惟一合法的继承人。可作为周王的次子朱有爋并不这么认为。他听人说了，最近建文朝廷正准备对尾大不掉的诸藩王下手了，自己何不乘机去上告，将父亲周王朱橚的不轨谋反行为全部讲给朝廷听。这样既可除掉兄长及其支持者父亲周王，自己就可以稳稳地坐上周王府第一主人的位置。
周王次子朱有爋上告周王谋反，建文朝廷听说后喜出望外，这样的事情来得太及时了。
建文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派曹国公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带兵北上，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给周王朱橚来他个突然袭击，确保削藩能够首战告捷。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这是帝国新旧权力集团交替的时间段，虽然用的还是洪武的年号，但这时候建文帝上台后已经有三个月了。建文朝廷放出风声，说是接到北方密报，蒙古地区的一些北元残余势力最近有南向的迹象，为加强北方防务，防止北元的南侵，今朝廷决定派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军北上。
客观地说，建文君臣唱得这出戏并没有跑调。李景隆的军队是一路向北，周王朱橚没有什么疑心，因而也就没有做好负隅顽抗的准备。但当李景隆的军队经过开封，快要走过时，他们突然转向，迅速包围了周王府。
周王朱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做了俘虏。李景隆马上取出皇帝朱允炆的诏书，当众宣读。接着就将周王府一行人押往京师南京，周王及其诸子被废为庶人，流放到荒远的云南蒙化并被关押起来。
建文帝削藩首战告捷，给当时建文朝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也表明了建文帝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作为的帝王。
建文帝废了周王，马上就将周王所犯的罪行写成敕书，然后颁给诸王，让他们来给周王议罪，这一招也的确够狠的。谁说书生不懂得治国谋略，建文帝此举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一是拿祖制来压服藩王。按照祖制：藩王有罪，皇上主持，诸王集体议定；
二是博取天下人的信服。向天下公开周王的罪行，昭示皇帝武力削藩并不是师出无名，而是周王造反，逼我动手；同时也在敲山震虎，让其他藩王都要循规蹈矩，没事不要学周王自取灭亡；
三是敲山震虎。建文帝拿周王开刀，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他以此来试探燕王朱棣的反应。
京城的暗哨不断传递来皇帝要削藩的消息，而朱棣在北方的风沙中睁着头狼似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京城的方向，他的心比北方的冬天还要冰冷。从北京到南京，千里的路程难道自己这一辈子都无法逾越吗？
他想不到的是，一身书卷气的朱允炆下手会这么狠，刚上台就要自己的叔叔们开刀。周王朱橚已经被拉下马，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作为诸藩之首，他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这场劫难的。
回想起三个月前父皇朱元璋刚死时，文弱的朱允炆戒备森严，就连他们这些藩王叔叔回去奔丧都不让带军队，谁知道那份所谓的遗嘱是不是朱元璋钦定的。
朱棣无数次地在自己的内心做过算计，在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博弈中，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如果真要与朱允炆撕破脸皮，也不是现在。抵抗中央，那就是造反，就是全民公敌。不光要具备一定的军事武力以外，还要出师有名，否则他朱棣就可能成为千夫所指的乱臣贼子。失道寡助，这仗还没等到开打就已经输了七分。更何况他的三个儿子这时候还在南京为朱元璋守孝，等于是留在朱允炆身边做人质。现在出兵，搞不好就赔了儿子又折兵。
朱允炆想借着周王之事激怒朱棣，这一切并没有逃过燕王朱棣狼一般犀利的眼睛。
正在朱棣如坐针毡之时，南京方面已经将周王的罪诏送到了他的手上。他读出了罪诏的弦外之音，每个字都像插在自己心头的一把刀。
朱棣酝酿了很长时间，决定以儒制儒。既然自己的侄皇帝任由一帮儒生摆布，动不动扛出儒家大旗，那自己索性就和他玩一场以儒制儒的好戏。
朱棣在给呈给建文帝的敕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如果周王所作所为形迹暧昧，希望陛下能够念及亲情，将其饶恕，以此来成全骨肉之恩；如果周王造反之事已经坐实，先帝早已定下的祖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希望陛下能够能够遵照祖制，识大体顾大局。（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明太宗实录》卷1））
这句话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建文帝看了这封敕书之后，念及骨肉亲情，竟然萌生了不再削藩的念头。
朱允炆的文弱个性又一次暴露无遗，他将治国当作三岁孩子过家家，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斗争已经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只是对立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而已。一旦停下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帝国权力核心层已经摆明了削藩的态度，这时候忽然罢手，朱棣和其他藩王又怎能信服。他们只会认为这是缓兵之计，更大的风暴将会随之袭来。
在这个问题上，黄子澄和齐泰二人还是还是看得很通透。无论最后的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拉弓就没有回头的箭。他们反复地规劝建文帝：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建文帝迷乱的心又逐渐坚定起来，将削除不法藩王的行动进行到底，剪除藩王集团的势力。
建文朝廷投入无限的热情来对待削藩这件事，官员也纷纷找机会站出来告发诸藩王所犯下的不法之事。当然这些官员也不是满嘴跑火车，那些雄霸一方的藩王很多时候也的确过于嚣张。当年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后人的福利待遇，在帝国的体系中有要求：藩王的地位虽然皇帝和皇太子，却比那些帝国官员们的地位要高多了，也就是说这些帝国官员往往受制于藩王。
在如此高下悬殊的权力体制面前，帝国的权力枷锁对于藩王们来说，往往是形同虚设的。朱元璋如此袒护自己的子孙，那么官员们也不愿意没事给自己找事。藩王常常作出僭越帝国法度之事，所辖地区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如今建文帝“开门纳谏”，而且纳的都是检举藩王的谏言。官员们放下先前的心理负担，纷纷出来检举和揭发。
京官们忙着从地方收集情报，地方官员也没有闲着，整个大明权力系统弥漫着削藩前的紧张空气。于是有告齐王的，有告岷王的，还有告湘王的。湘王朱柏也是个文雅的读书人，性情收敛，并不招惹是非。这次也被人告发，一时又无法为自己澄清。觉得自己身为藩王，地位尊贵，哪里能够受得了狱史的羞辱。读书人犯起，思忖再三，关起家门自焚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