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六年时间里，他所推行的政令可以用“简单”二字来形容，这主要和他隐形的执政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朱载垕并不像他的父亲嘉靖皇帝那样喜欢干一些炼仙丹集青词玩弄女性的荒唐之事，应该算得上是一位还算靠谱的君主。也许是性格使然，隆庆皇帝在执政方面表现出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的缺憾。如此一来，在其执政期间，帝国的权力运行为后世埋下了太多的伏笔。
比如说辅政的各大臣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就是朱载垕的隐形权力留下的祸患。
皇帝既然喜欢当甩手掌柜，这就为那些内阁官员的明争暗斗腾出了巨大的空间。官员之间的争斗变得尤为激烈，就连宫中那些掌权的太监也都裹入其中。先是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罢相，徐阶作为首辅挤走了高拱。不久后徐阶自己也被时势淘汰出局。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内阁迎来了一场大风波。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朱载垕召高拱复入内阁，兼掌吏部事。从此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就集中到高拱一个人手里，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也就是首相。
高拱能够入阁，完全是宫中太监从中周旋的结果。朱载垕是个宽厚之人，但是因为他和大臣平日里联系极少，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够左右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往往是那些伺候在身边的内监。隆庆初年最得朱载垕信任的太监是滕祥、孟冲、陈洪，这帮人有事没事就喜欢领着朱载垕吃喝玩乐，消磨皇帝的意志。
这难免会让人联想起，唐文宗时期的当权宦官仇士良，这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将坏事做尽,却依然能够享受到皇家的最高礼遇。他在晚年向身边的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新唐书·仇士良传》）。仇士良在这里就是告诫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侍候皇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要让他一天到晚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全靠身边的太监，那么宠信和权柄也就也就自然落在了太监的身上。
有人将仇士良这一套经验称之为“迷龙术”，可见随着年代推移，宦官们的心机越来越深。凡事只要用心，裤脚管下的虱子早晚也会爬上头顶。而仇士良那一套免费教材——“迷龙术”也因此成为宦官成功创业的必修科目。
徐阶显然没有将这帮“迷龙术”的传人放在眼里，最终吃了亏。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被强行离职退休，便是因为和太监关系紧张，导致滕样、孟冲、陈洪等一帮太监在皇帝面前集体中伤。等到高拱入阁以后，文官集团与太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尽管如此，可仍然无法圆满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时，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料高拱推荐陈洪。等到陈洪出缺时，高拱再次绕开冯保，推荐了孟冲。几次三番，冯保在失望之余更加仇恨高拱。这也为后来，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付高拱，埋下了伏笔。
高拱重新入阁以后，张居正处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一边是自己的老师徐阶，一边是权力新贵高拱，自己夹在中间，所走的每一步都要步步惊心。热衷权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是要想让权力之花常开不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拱对于张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张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合内阁的主旋律。传闻徐阶的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在大学士的朝房里，高拱看见张居正，便半真半假地问起这事。因为是当着众人的面，让张居正有些下不了台。他当时脸色就变了，然后极力否认。经过这样一番剖白以后，高拱才出面予以澄清，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如此一来，这件事才算勉强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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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机构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就剩下了两大高手。那就是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将会是帝国文官集团中的最佳拍档。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事情，并不代表即成事实。所谓拍档，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至少有一个人并不认为权力中央可以容纳下两大高人的存在，此人就是张居正。
在张居正看来，帝国的官场就像是一个炫目的舞台，而他却又是个不喜欢跳“双人舞”的演员，他要把所有的聚光灯的光芒都集中他一个人的身上。在官场打拼多年的张居正也明白这个道理，要实现第一男主角的梦想，那就要将高拱挤出权力舞台的中央，可这又谈何容易？
高拱在帝国权力核心层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大臣们也都唯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期盼着帝国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美妙画卷。
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而且是非常要好的那种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场需要朋友，需要那种真正能够抛去利害计算的朋友。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朋友，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可以说都是两个世界的人。高拱比张居正整整大了十二岁，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讲究权力排序的年代里，高拱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
帝国的文官在起步阶段都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逢进必考。建国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实际上控制所有举子命运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帝国的人才选拔权仍然掌握在文官自己的手中。皇帝其实是很想将这种选拔权揽过来的，比如说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终极推手。
在殿试结束而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是一个形式。参加殿试的资格是先通过由礼部官员负责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
在这层层的考试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皇帝而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方面，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盟谊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在帝国科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都被放到最后一位，所以更谈不上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理由控制社会的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社会权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会为帝国文官集团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