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采访，那是我去参加开罗电影节，采访小组也一同前往。《一声叹息》获奖的当天晚上，电影节主席在着名的“米娜别墅”举行酒会招待各国影人。那里富丽堂皇，1943年，决定命运的“开罗会”曾在那里举行。我和刘震云端着香摈酒在这座宫殿般奢华的别墅里穿行，可想而知，当时的委员长作为灾民的领袖，与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相晤于此地，其心情绝对没有我和刘震云这般轻松，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不会比我们好。
丘吉尔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委员长，拒绝为华提供战略物资的援助。罗斯福总统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丘吉尔和蒋介石坐到一起。
罗斯福对丘吉尔说：必须援助中国，以使他们留在战争中。您应该知道如果中国脱离战争，对美国公众说来，会比对俄国脱离战争更为关心。中国人使150万日本军队陷在那里。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中国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们的会谈。
我想，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情，一定包含着委员长对河南灾情的陈述。
剧本经过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终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刘震云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初步创作。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心灵无不为之所震撼。这期间，我也为这样一部影片的问世建立起庞大的观众队伍，用贺岁片的影响力初步完成了《温故一九四二》投向市场的观众基础。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这样的一部影片如果处处都要妥协，即使拍出来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祷，“一九四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得以温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从亚健康状态下摆脱出来，不仅能抽烟，而且能喝酒了，但拍电影的事却陷入一筹莫展。这时，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是旅美作家刘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笔朴素也幽默，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感情，让人读了壮怀激烈。为了让读者对我的创作冲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把这篇散文收录在这本书里，供大家阅读。这里就不再多说它的内容了。
我买下这篇散文的电影改编权，同时请原作者刘齐担任改编工作，又约了摄影师赵非和作者一起，3个人讨论改编方案，谈了一个星期，开始大家都很冲动，越到后来，越觉得改编的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完全陷入编故事的状态，直觉告诉我，这样编下去，影片会很好看，但原来散文里的魂却丢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节都像是装上去的假肢，和原来自然生长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排异，而原来的树木又长不出新枝。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在他拍摄前，“剧本论证中心”请我们帮忙论证，看了剧本之后，我找到张艺谋和王斌，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他们。
我说：这种人物关系过于独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戏，但一落实到剧本上，处处显得非常被动，处处都在为说圆了这么一事拼命的编，编到后来已经完全丧失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那种自然生动，直奔着一种人为的、概念的，“人性”主题驶去。
就像挖一锹土，原本里面应该有挖断了的树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还有裹着泥土的石头子，抓一把潮湿的泥土，闻一间还有一种孕育着生命的气息。可现在的这锹土，不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是筛过了，又晾干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树根、蚯蚓一类的东西摆放在了里面，是一锹没有生命的假土。
《老吴太太》的改编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养成一棵榕树。这一发现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来又失去了创作冲动，所以当作者把剧本改编完成后，我几乎失去了阅读的勇气。我得承认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觉不爽，立刻移情别恋。《老吴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宫。
由此我也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供读者静心地去阅读，一旦把它翻译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
时间到了9月底，我的2002年还是一张白纸。虽然这期间我也监制了两部电影《卡拉是条狗》和《关中刀客》，但我一直认为监制只是一个行政职务，与我个人的创作无关。
这个时候，刘震云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怀着秋收的喜悦到我的工作室串门来了。
刘震云和我们工作室人都很熟，大家见面亲如一家。弟兄们也都随着我尊称刘震云为“刘老师”。其中有两个人见到刘老师的态度截然不同，一个叫中磊，一个叫小文。中磊每次见到刘老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招刘老师不痛快，说出的话没有一句入刘老师的耳。
中磊30岁刚出头，人称小帅哥，旗下拥有无数漂亮的女演员，电话一个接一个，每个电话在刘老师听来都觉得非常暧昧，似有无穷耐人寻味的秘密，随便说出一个都会令人激动不已。于是就会引出如下一番对话。
比如中磊刚刚接完手机，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望着人到中年，好奇心强烈的刘老师。
刘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啦，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中磊：那我就不回答吧。
刘老师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准备，又问：是女的吗？
中磊答：我下了班不接男的电话。
刘老师：长得比舒琪好看吗？
中磊反问：你觉得舒琪好看吗？
刘老师：我就是打一比方，你急什么呀？
中磊：我就不认识难看的女孩。
刘老师：是你一叫就能来的吗？
中磊：叫不来张三叫李四呗。
刘老师：我还真不信，你叫一个来让我们看看。
中磊：我一人偷着乐的事，干吗非让您信呀？
刘老师：那我就认为你说的都不是实话，其实给你打电话的都是男的。
中磊随手拨通手机，递给刘老师。
电话里传来一个妹妹水灵的声音：中磊哥！你在哪儿呢？
中磊挂断电话，问：刘老师，满足您的好奇心了吗？
刘老师愤然答道：全是他妈的破鞋。
小文和中磊相反，对刘老师永远是热情过分，见了刘老师必先单腿下跪，接着就是热烈地拥抱，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恭维话，说的语无伦次，把刘老师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
小文有个特点，思维太快，嘴跟不上，所以话说出来都是半句半句的，不了解人的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比如初见刘老师时，他想说：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崇拜您五体投地，今天见到您三生有幸。但他的表达则省略为：大名如雷贯，崇拜五体投，今见三生有。
再比如他心里想着三件事，说出来却省略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在这里给大家学学，然后我再帮您翻译。
他原本想说的三件事，分别是：萨达姆把武器专家都藏起来了，美国逼他要人。俄罗斯用麻醉气体解救人质，已经死了一百多人。《东方时空》报导说，有一家医院把一次性使用的心脏起搏器，回收后再次卖给患者二次使用，院长做工作，当事人不说实话。
但他说出来的句子却是：萨达姆把人都藏起来了，人质已死一百多，心脏起搏器二次使用，院长都急了不说实话。
小文每天通过看电视、上网、读报、偷听敌台等方式，接收到大批小道消息，信息量极大。见到刘老师特别想一口气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往往适得其反，一件事也没说清楚，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望着一脸茫然的刘老师，小文充满歉意地说：您要是想去哪儿，我开大汽车侍候您。这时我得赶紧帮他翻译给刘老师，他是想告诉您，去年他丢了的那部本田车，警察已经在哈尔滨给他找到了。
小文是前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女婿，谈恋爱时，有一次骑车带着老司令的女儿吴巴璀，闯过一次红灯。
巴璀紧张地提醒他：警察！
小文一边猛蹬，一边说：你可真不如你爸爸，老司令连政变都敢搞，你连红灯都不敢闯，真给你爸爸丢人。
小文就是这么一性格的人，好动不好静，生性乐观，乐于助人，为老司令的晚年带来了不少乐趣。每次他到工作室来都是神出鬼没，眨眼的功夫来了，眨眼的功夫又不见了。他的身体出奇得好，冬天也只是外面一件夹克，里面一件衬衫，头上还永远冒着汗。每逢刘老师来工作室，都要包饺子自娱自乐，甭管包了多少，只要小文在，永远不够吃。
工作室还有一人，是跟了我多年的制片主任，名叫陆国强，圈里的人都叫他小陆。小陆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只要见了刘老师也会变得有一肚子的话要向刘老师倾诉。而且说出的话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令刘老师这等老谋深算的人也大为吃惊。
比如一次在开罗，小陆陪着刘老师在尼罗河畔散步。刘老师感慨，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严重，但最大的腐败还不是贪污腐化，最大的腐败就是不负责任又大权在握。
小陆却对此不以为然，还安慰刘老师说：这就像家里有一块蛋糕，谁都不喜欢吃，但你要扔了，老太太还会舍不得，愣是要扔，老太太一准跟你急，结果蛋糕没扔成还弄得全家都不痛快。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着它，不去想它，有一天发霉了，长毛了，甭你动手，老太太自己就消不声地把它给扔了。
日后刘老师向我说起这件事，对小陆的“蛋糕理论”蕴含的深刻道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小陆平日少言寡语，但每天都要用光两块以上的手机电池，也就是说，他的话都在手机里说完了。
刘老师对我说，他印象中凡见到小陆，必是正在戴着手机的耳机，自言自语。说话的神情也和平时判若两人，接起电话，不卑不亢，话语流畅；放下电话，一脸谦和，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一句整话。
我对刘老师说：他已经习惯了通过电话与人沟通，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态度，也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且越是在开车行走时，他的思维越活跃，打固定电话就远不如打手机，似乎不在移动中，判断力和表达能力都会大打折扣。
在影视界中，有两种人分分秒秒都离不开手机。一是制片主任，二是经纪人。他们可以在手机里讨论条款极其复杂的合同，谈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真到见面时一切尽在不言中。很难想象，一天不允许打手机，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沮丧。我和小陆一起去美国出差，看见他手里没有手机，我都会感到不安，好像跟在我身边的不是小陆，是一个陌生的朋友。我曾在讨论剧本时，宣布所有人都关掉手机，但我发现，小陆想方设法改成振动也要开着机，对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理解，想必是手机里有着巨大的诱惑，让他如此担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哪怕只有两个小时。为此，我曾生出这样的念头，百年之后，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张侃侃而谈的嘴；那小陆的墓碑就应该是一个手机，墓志铭上写着：“正在通话中”。
中磊和小文、小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都不是爱喝酒的人，但只要是刘老师来了，三个人都能陪着刘老师喝到尽兴。
刘老师有一个特点，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的那么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在我的工作室里蔚然成风，弄得每个人都变的猴精，说话都倍加小心，生怕被对方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9月底刘震云来工作室的那天，我向他诉说了改编《老吴太太》的苦恼，郁闷找不到正确的途径。
刘老师说：创作有两种途径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选择了后一种途径就势必会导致影片里到处结满了假肢。你们半途而废是明智之举，你又多拍了一部电影有多大的意义呢？张艺谋、陈凯歌今年拍的电影，无论其规模大小，成败如何，有一条两部电影的创作途径是一式的，都是“向艺术要艺术”写出来的剧本……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则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唔唔，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密，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呢？我不怕！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