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呕心沥血写作《资本论》花费了4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留下了浩繁的创作手稿。马克思为构建他那庞大而又深邃的劳动价值学说耗费了毕生精力，生前仅来得及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马克思去世之前《资本论》其余各卷均未能问世，哪怕像手抄本之类也未曾见流传于世间。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的夙愿，精心整理马克思的手稿，直到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方能与读者见面，而第三卷延至1894年才得以公诸于世。从第一卷的正式出版到第三卷的公开面世，期间相距27年。至于《资本论》第四卷的问世时间更晚。恩格斯临终之前深知已来不及完成第四卷的整理出版工作，只得托付给考茨基等人。1905年至1910年，考茨基终于将第四卷分别整理出版。考茨基在整理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自作主张地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再加上其他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第四卷的版本实际上被否定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本论》第四卷最早的版本，已是前苏联于1954年至1961年间重新根据马克思手稿整理出版的俄文版本。如果以这一版本的问世时间为准，《资本论》第四卷的真正问世相距第一卷的正式出版已经遥隔一个世纪之久。
纵观迄今所有的经济学著作，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没有如此漫长的问世经历。这个绝无仅有的问世经历毫无疑问地左右了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时，正值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这本著作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又被翻译成俄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等各种外文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而到了《资本沦》第二、三卷问世时，欧洲革命正转入低潮，人们对《资本论》的关切程度已远不如前。可见，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主要形成于《资本论》第一卷广为传播的时代，当《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间隔将近二三十年之后出版时，人们对《资本论》的认识早已经典化、公式化了。
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在20世纪初叶以前苏联传入中国，传播进来的基本上也是几成定式的解释框架和经典原理。这些经典原理也都是出自于《资本论》第一卷，以致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只涉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我们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普遍关注乃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更不用说《资本论》第四卷至今仍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按照思维习惯，既然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解过程中已经形成经典化、公式化的解释框架，即使以后《资本论》再出现其他各卷，人们一般也只会用既定的解释框架去解读它们。可问题在于，《资本论》的逻辑框架是递进的，第一卷的解释框架不能够涵盖以后各卷更高层次的内容。当《资本论》第三卷一问世，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的洛里亚，他质疑《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为此恩格斯随即驳斥了洛里亚，同时也阐明了《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谁料想这一事件竟然引发出关于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著名世纪大论战，这场论战在西方学术界从19世纪末一直争论至今，延续一百多年尚未结束，其中不乏有大师级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参与。可惜这场论战仅仅在西方的学术圈内展开，我国学术界始终也未介入这场大论战，因为我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已经被束缚在既定的解释框架之中了。这个解释框架源自于《资本论》第一卷，尔后我们又运用这个解释框架去解读《资本沦》其余各卷。可是世纪大论战的主题远远超越了这个既定的解释框架，其争论焦点不是如何运用书一卷的解释框架去解读其余各卷的问题，而是争论如何认识第三卷与第一卷对立统一的问题。我们局限在即定解释框架的视角内，自然不会明白这场论战的意义所在。
从迄今的大量研究成果来看，要揭开马克思“价值转形之谜”，还无论如何不能跳过《资本论》第四卷。因为第四卷是马克思阅读前人著述留下的读书笔记和思考提纲，其中必有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整体思考和逻辑架构。可以想见，在第四卷尚未问世抑或人们根本不知道还有第四卷的一个世纪之前，单凭第一卷所形成的解释框架，怎么能够解释清楚或真正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呢？假如《资本论》四卷在当时能够同时全部问世，或许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不会产生这么多误解，也不会有这么多疑义。然而时光不会倒流，历史没有假如。《资本论》独特的问世经历，对后人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划上了擦抹不去的历史痕迹。今天要想深化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唯有消弥《资本论》问世史造成的已有影响，重新从整体上来阅读《资本论》，由此形成新的带有整体性的解释框架，以此来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真谛。
（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