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法治，限制贵族官僚恣意横行。这些活动，有利于社会发展。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惩罚，那些作恶的就能悬崖勒马。由此可见，赏罚问题必须严肃对待。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法治，他把法治作为施政纲领，用赏罚两种手段推动各种事业前进。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他首先抓了国家立法工作。任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中的刑罚，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其中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间完成，即《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唐初又定“令”1 546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626）的制敕，把3 000条精简为700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政治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范。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断以律”。所谓“律”，就是刑律，是用以定刑判罪的条例。
唐太宗的立法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立法要慎重、稳定和简明；二是法律和伦理道德相结合。他反对经常变更法律，变更多了必然陷于繁琐，以致使执法人员无法遵循，具体执行时容易营私舞弊。另一方面，太宗主张简化法律条文，反对把一种罪分为很多条。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唐初法律经过几次删改以后，条文确实大大简化了。
唐律体现了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密切结合。西汉统治者用《春秋》断狱；东汉以来，法律逐渐与三纲五常结合，至唐更进一步，有意识地使“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序）也就是说，统治者把暴力专政和思想统治结合起来，使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为封建主服务。
为了使国家的“律、令、格、式”能贯彻执行，唐朝还设有御史台，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唐太宗主张严惩贪污分子，当时京官“犯赃者”必须上报皇帝，处以重刑。凡主管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者，一尺杖百，十五匹判处绞刑。
唐太宗还经常派负责大臣到各地访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贞观二十年（646），惩罚一批犯法官员，其中判死刑者7名，流徒数百名。例如沧州刺史常辩，由于罪行严重，唐太宗在朝集使（各道驻京代表）面前杀了他，以便叫各级官员严以律己，不敢随便贪污。
法治精神贯彻的好坏，关键在皇帝的态度。魏征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说，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臣下很难守文奉法。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皇帝有生杀之权，自己守法是比较困难的。程咬金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执法较严。例如他叔父江夏王李道宗，过去给皇朝建立过战功。但是他犯了罪，同样被逮捕下狱，并“免官，削封邑”。他的另一个叔父李道彦，由于无端挑起和党项的冲突而遭失败，结果“坐减死徙边”。宰相高士廉，是太宗的亲属，因犯法和扣压大臣给皇帝的信而被降级，“出为安州都督”。甚至对于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如吴王恪，因好打猎，损害了农民的庄稼，被御史柳范弹劾，结果“免官，削户三百”。又如岷州都督高甑生，原是秦王府的老部下，犯罪以后，有人在太宗面前说情，唐太宗说：“从太原起兵以来，功臣很多，现在如果不处罚高甑生，将来国家法令就无法推行了。凡是给朝廷立过功的人，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如果犯法，无论什么人都要以法制裁。”
唐太宗在执法方面也能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一旦发现执法有错，便及时改正。贞观元年（627），鄃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唐太宗要杀他。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进谏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所有的。裴仁轨犯了轻罪，却受死刑，这样就把刑法捣乱了，别人就不好依从了。”唐太宗很高兴，不仅撤销了自己的错误判决，还破格提升了李乾祐的官职。
州刺史庞相寿，因贪赃而罢官。由于他是太宗的老部下，恢复了他的官职。魏征反对说：“秦王府的旧人现在当朝官的很多，如果犯法都徇私，恐怕影响不好。”于是唐太宗对庞相寿说：“我现在是国君，不能因为你是我的故人，就徇私情。”
广州都督党仁弘犯罪当死，唐太宗觉得他过去有功，而且又年老体弱，想免他死罪。太宗自己不愿开曲法的先例，于是他召集一些老臣说：“法是大公无私的，不可因私人感情而破坏，以致使国法丧失威严。现在我思想上同情党仁弘，企图赦免他，这就是乱法。这种想法上负于天，我要向上天请罪三日。”房玄龄说：“生杀之权操在人君之手，用不着这样谴责自己。”在取得群臣的谅解以后，取消了党仁弘的死刑，把他削职为民。
由于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作用，使唐初逐渐形成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风气。因此当时的“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敛迹，无敢侵侮佃人”（《贞观政要》卷一）。
唐初法治另一特点是重证据重事实，反对逼供。在唐律的《断狱》篇中规定，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根据具体情节审察罪状，反复查证。假若证据不足，还需要拷问被告时，不许单人进行，必须和所属长官一同立案审判拷讯。凡违犯上述规定者，要打60大板。另一方面，假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确凿，具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即使被告人自己拒不认罪，也可以根据罪证来判决。不仅如此，而且唐律还规定，政府除了解犯罪者的行为和后果以外，还要了解犯罪的动机是否是出于有意识，把犯罪的情况作出全面分析以后，再量刑定罪。例如长安令杨纂，在处理“袁氏妖逆”案件时，在审查后找不到可靠犯罪证据，就没有定罪。又如，当刑部尚书张亮揭发侯君集约他共同谋反时，唐太宗说：“这件事如果叫大理寺审理，侯君集必要矢口否认，如果他以‘两人相证，事未可知’为理由来反驳，我们毫无办法。”因此，唐太宗未处理这一问题。不仅叫侯君集照常当官，而且按原计划把他的画像陈列在凌烟阁。但是，后来侯君集谋反之事暴露了，太宗根据其罪证判他死刑，枭首示众，并“籍没其家”。
另一方面，贞观年间还注意保护好人，严防坏人栽赃陷害。《唐律》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这就是说，以其诬告别人罪状的刑罚来处分诬告者。例如高甑生就是因为他诬陷大将李靖，把他削职徙边的。
为了减少错案，唐初允许被告人自己申辩。法官如果拒不接受，有意阻挠被告人申辩，即使是犯罪行为，要打50或100大板。
唐太宗时期，虽然也有冤假错案，但一般能够及时纠正。例如，刘世让原是并州行军大总管，突厥贵族非常恨他，用反间计，诬陷他与突厥可汗通谋叛国。皇帝信以为真，不加细察，便杀了刘世让，其财产也被查抄没收。到了贞观时期，突厥投降的贵族说：“过去刘世让根本没有与突厥通谋，你们当时中了反间计。”唐太宗重新调查了刘世让的案件，证明刘世让无罪，就给刘世让平了反。当时还有一个大臣刘文静，他是太原起兵的发起人之一，是李唐王朝建国的元勋。被河东大族裴寂诬陷，惨遭杀戮。唐太宗掌权以后，发现了刘文静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追复官爵”。
由于贞观时期法治较严，重视证据，严禁逼供，所以当时判死刑者很少，唐太宗在位时期史书记载只有2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