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里，两国之间不知有多少人冒着惊涛骇浪，不顾生命危险，或者东渡，或者西来，对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作出贡献。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就是唐朝的鉴真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
垂洪四年（688），鉴真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14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两京游学。他的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像》活动以他所主持的扬州大明寺为中心，主要在淮南地区。佛教史书说他有著名弟子35人，各自倡导一方，弘其师教。可见他在淮南等地，威望很高。
鉴真除了被传授戒律以外，还学习了建筑和医药知识。给鉴真受菩萨戒的道岸法师，是当时著名建筑家，唐中宗曾委任他修筑长安的荐福寺和小雁塔。景龙二年（708），鉴真在长安从弘景受具足戒。弘景是道岸的师兄，精通医学。他跟从弘景和道岸学了很多医药和建筑知识。
鉴真特别热心社会活动，在10年期间，主持建寺80余所，铸像无数，开慈悲院救济贫民，设无遮大会行平等供，亲自给贫病的人煎药。在经常和群众接触中，他掌握了多方面的文化知识，团结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技术人员。所以鉴真东渡虽然为了去传戒律，但是实际是以僧团的组织形式，用集体的力量，把当时最成熟的唐代文化系统地介绍到日本去。
天宝元年（742），日本高僧荣叡和普照从长安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大师，除了听他宣讲戒律以外，还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几位弟子东渡日本。鉴真支持日本僧众的要求，但是，弟子们认为，“远涉大海，百无一至”，因而都不愿东渡。这时，鉴真发出庄严的誓言：“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弟子们深受感动，有二十多人决心跟鉴真一起东渡。天宝元年（742），正在准备东渡之际，计划随鉴真东渡的道航和如海发生了冲突。道航认为如海水平很低，不够出国资格。如海大怒，便到淮南采访使那里诬告道航入海要与海盗勾结。采访使班景倩听了密报大为震惊，后来虽然查清是如海诬告，但采访使仍然把船只没收，禁止他们出海。
第二年十二月，鉴真率领普照、荣叡、祥彦、思托等17个僧侣，并同玉作人、画师、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共85人，乘军舟东渡。不幸在余姚郡狼沟浦遇到风暴，船被击破。过了一个月，鉴真一行再度下海。又因风急浪大，离岸不久，船又触礁破坏，不得不重新上岸。余姚太守把他们安置在县的阿育王寺。
天宝三载（744），正准备东渡，越州僧侣向州官控告，说日僧荣叡欺骗鉴真渡海逃亡。结果荣叡被捕，第三次东渡未能成行。
此后，鉴真一面派弟子法进和两名随从带着“轻货”到长乐郡去买船，一面备办粮食和用品，筹备第四次东渡。鉴真自己率领祥彦、普照、思托等三十余人，以巡礼佛迹为名，向南进发，经过临海郡，到达天台山，然后经过临海、黄岩等县，准备南下永嘉郡。这时，留在广陵的鉴真弟子灵祐等人，出于对鉴真的爱护，不愿他远适异国，请求采访使劝阻鉴真不要过海。采访使派人追踪到临海郡，把鉴真迎回广陵。各地信徒听说鉴真又回到广陵，都来庆贺慰劳。鉴真严厉批评灵祐。灵祐为求得师父的宽恕，每夜从一更站到五更，连续站了60天。各寺僧众共同替他说情，鉴真才宽恕了他。第四次东渡计划又没有实现。
天宝七载春，鉴真又计划造船，备办物品，准备第五次东渡，鉴真一行六月二十七日从广陵（今扬州市）渡江，经江南运河，由晋陵郡（今江苏常州市）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等待季风入海。十月十六日正式起程。离开海岸两天以后，遭遇台风，14天后船飘到海南岛南部。他们上岸后在大云寺住了一年，又到崖州（今广东琼山县南）。鉴真在这里主持建筑佛殿，造释迦木像，登坛传戒，讲律度人。后来从澄海县（琼山县西南）登舟，到达海康郡（今广东雷州市）、象州（今广西象县）、白州（今广西博白县）、梧州（今广西梧州市）、始安郡（今桂林市）。他们在始安住了一年，南海郡太守卢奂派人迎接鉴真。鉴真一行从始安沿桂江东行，经苍梧到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日僧荣叡在端州逝世，鉴真哀恸不已。鉴真在南海郡（今广州市）住了几个月，又向始兴进发。鉴真在南方频经炎热，眼睛患病，治疗无效，双目失明。
鉴真过了五岭，沿赣水北上，到了庐陵郡（今江西吉安县），他的得意弟子祥彦又死去。之后，鉴真沿浔阳顺江东下，回到扬州，住在龙兴寺。
天宝十一载（752），日本遣唐使从长安回国途中，日本大使副使到了扬州延光寺，拜会了鉴真，敦请他继续东渡日本。
鉴真虽然已经66岁，而且扬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仍然决心东渡传戒。这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鉴真一行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东渡。廿一日漂到阿儿奈波岛（今冲绳岛）。十二月七日到益救岛（今屋久岛）。十八日离开益救，二十日抵九州南部的阿多郡。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四日，到达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的欢迎。
这次到达日本的共24人，除上述活着的人外，还有昙静、义静、法载、法成、仁韩、灵曜、怀谦，以及西域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胆波国人善聪等。其中有建筑师、画师、雕刻家，以及医药、刺绣、铸写等方面人才，他们实际是一个文化使节团。
从天宝十四载开始，鉴真在日本工作了10年之久。
首先，他宣教授戒。这一年四月，鉴真在卢舍那佛像前设置戒坛，当时圣武太上皇、光明太上皇后、孝谦天皇及皇后、太子和公卿以下官员受戒者四百余人，同时日本高僧灵祐、贤景等八十余人，也都弃旧受新。755年秋季，开始给一般人受戒，只有受戒的人，才成为合法的信徒。
与此同时，鉴真携带并宣讲天台经疏，给日本的天台宗奠定了基础。天台宗在平安时代大大发展，对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宣教传律以外，鉴真及其弟子等在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领导创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讲堂和一些重要的经像法物，可以代表我国盛唐建筑雕刻最高水平，是日本艺术的明珠，日本人民视为国宝，至今保存完好。唐招提寺及唐禅院的建筑艺术，对日本的天平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鉴真又是医学、药物学家，他给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在日本，曾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问世，据说这就是他的处方记录。当时日本药学初兴，药物真伪混杂，日本天皇下令“辨证”。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嗅觉，识别药的品种，鉴定药的性能，给日本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据说现在日本东大寺传的“奇效丸”，就是鉴真传到日本去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的药袋上，仍然画着鉴真的图像。
广德元年（763）三月，鉴真开始患病。弟子们为他造了肖像，现在仍然保存在唐招提寺的开山堂，这就是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坐像”。这个像“顶骨秀，颧骨张，鼻梁高，唇紧闭，静含脸，浮微笑”。很正确的表现了鉴真的意志和性格。
五月六日，鉴真在招提寺逝世，终年76岁。
在中日友好关系史中，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热爱中国的日本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于公元689年生于日本本州大和。他父亲名叫阿倍船守，在日本中央政府中担任中务大辅（相当五品官）。阿倍仲麻吕“性聪敏，好读书”，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本国度过的。早在他诞生前五十多年，日本便开始进行“大化革新”，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模仿唐朝。当时设立了大学寮，教授《春秋》、《尚书》、《礼记》等典籍。大学寮定员400人，招收正五品以上子弟入学。根据阿倍仲麻吕的家世，他本来应当在国内入大学寮学习，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被选拔入唐朝留学。
开元五年（717）十月，阿倍仲麻吕随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与阿倍同时入唐的，还有著名学者吉备真备等人。
阿倍到长安后，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各种经典的博士，是全国的知名学者。太学的课程有《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等必修课，另外还有《孝经》、《说文》和时务策等。由于唐朝科举考试要考诗赋，太学中也学作诗赋。太学的修业时间是9年，在九年期间，学生至少要精通两种以上经典，经考试合格以后，由太学推荐，参加礼部举办的科举考试。
阿倍仲麻吕在著名专家指导之下，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他不仅精通几种经典，而且善作诗赋。这期间由于热爱中国，他改姓名叫“朝衡” （或晁衡）。
大约在开元十六年（728），他担任了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从这时候开始，阿倍仲麻吕便正式参加了唐朝政府工作，长达40年之久。
早在太学学习时期，他便结识了储光羲。储光羲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人，阿倍仲麻吕经常和他一起唱和，感情十分融洽。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储光羲风闻阿倍仲麻吕准备回国，特为他写了《洛中贻朝校书衡》一诗，表达对朝衡惜别之情。但是这一年他并未能成行。
开元十七年（729）阿倍仲麻吕转任“补阙” （从七品），属于门下省。“补阙”是皇帝侍从，对皇帝和中央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有权提出批评建议。地位虽不甚高，但接触中央高级官员的机会较多，所以职务相当重要，是中央政府内的清贵官职。在这一时期，阿倍仲麻吕结识了赵骅、魏万等人。魏万号称“王屋山人”，是唐朝进士，和阿倍仲麻吕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有一件衣服就是用仲麻吕送的日本衣料做的。魏万很喜欢这件衣服，经常穿着。
4年以后，阿倍仲麻吕离开门下省，担任仪王“友”。这个仪王就是唐玄宗第十一子李璲。“友”是一种官职，据《唐六典》记载，亲王府设置“友”一名，从五品下。“友”的职务是陪伴亲王，和亲王共同学习、游乐，并以封建道德教育亲王。从此阿倍仲麻吕可以在贵族和高级官员中活动，是唐政府信任的官员。
正在这个时候，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的邀请来到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在长安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除结识了贺知章等人以外，还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正因为他和李白具有深厚的友情，天宝年间，传说阿倍仲麻吕归国途中在海上遇难，李白听到这个噩耗极为伤感，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诗悼念他的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悟。”李白以明月殉海喻人之遭劫难，足见诗人对晁衡的高度赞美。至今在日本史籍中仍然记载着这首诗。
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救，天宝十二载（753）从交趾辗转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这一时期，他除了和魏万、赵骅交游以外，又和诗人王维、包佶等人结成亲密朋友。阿倍仲麻吕回国时，王维送他到海边，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的五言诗，抒发惜别之情。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王维与晁衡的深厚友谊，在“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的诗句里，王维心随神往地写出对阿倍仲麻吕东渡的艰险，具有安危与共和患难相关的至诚情感。
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和中国文人交游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日两国友谊的桥梁。他虽然是唐朝官员，实际执行日本大使的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例如：天宝十二载（753），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以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会见唐玄宗。会见以后，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吕介绍使团参观唐中央政府的府库和三教殿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以“特进”（正二品散官），授副使大伴古麻吕以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从而加深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大历五年（770），阿倍仲麻吕在中国与世长辞，终年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