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在位时期，是藩镇最猖狂的年代。这是因为：在经济方面，强藩控制运河要道，江南财物不能送到关中。尤其严重的是：两税法实施几年以后，钱重货轻，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纷纷破产逃亡，社会矛盾尖锐化。另外，和唐德宗的政治态度及作风也有密切关系。德宗刚愎自用，怀疑朝臣，拒谏饰非。对藩镇则处处将就姑息。他信赖的只有宦官，任意扩大他们的权势，朝政日益腐败。
唐宪宗登基以后，吸取了德宗的教训，在某种程度上改革了内政。
首先，注意纳谏任用贤才。元和元年（806），左拾遗左拾遗：掌供奉讽谏，左右拾遗各一员，从八品上。元稹上书，恳请宪宗恢复太宗时期谏官随宰相议事的制度，以便“开直言，广视听”。唐宪宗立即召见他，听取他对朝政的意见。翌年十二月，白居易作新乐府百余篇，这些诗多是反映人民疾苦，讽喻时政的。诗篇传到宫里，唐宪宗看了很受启发，他立即提升白居易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承命撰拟有关任免将相、册封太子等文告，号“内相”，唐后期常以翰林学士升宰相。，作皇帝侍从和顾问。大宦官吐突承璀是宪宗最宠信的人。元和五年，翰林学士李绛揭露这个宦官专横跋扈，目无大臣，唐宪宗认为李绛说得太过分了。李绛痛哭流涕，慷慨陈词，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股肱，不能负陛下之托，见问题不讲。宪宗听了这些话，当面称赞李绛是忠臣。唐宪宗终因他事惩办了宦官吐突承璀，并且提拔李绛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掌起草诏诰之事，正五品官。，仍兼翰林学士。
唐宪宗不仅比较注意纳谏，而且能任用贤才。永贞元年（805）八月，他刚即位，荆南献毛龟。唐宪宗宣称：“朕所宝唯贤”（《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敕令日后不许献奇兽异禽。因此宪宗任用的宰相，有不少是当时贤才。例如杜黄裳，德宗时只能担任管理国家祭祀礼乐的太常卿。宪宗登基以后，杜黄裳很快被擢为宰相。平定西蜀，恢复两河（河南、河北），宪宗朝出现中兴局面，都从杜黄裳开始。杜黄裳虽然只当了一年多宰相，但他在元和初年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继杜黄裳后任相的，有武元衡和李吉甫。李吉甫任相时期，积极支持宪宗削藩，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他请中书舍人裴垍推荐贤才，然后用于朝廷，当时“天下翕然称得人”（《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裴垍传》）。李吉甫以后，裴垍执政，他为人器局峻整，执法严肃，刚正不阿。过去“谏官言得失，大抵执政多忌之，惟（裴）垍奖励使尽言”。他所提拔的如裴度、韦贯之、李夷简，皆“为辅相，号名臣，自它选士，罔不精明，人无异言”（《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裴垍传》）。李绛和裴度，分别在元和六年（811）和十年为相。李绛勇于直谏，对于平藩多所建树。而裴度则是公认的贤相。
第二，改革两税。前面已经谈到，两税法是以钱计税，而百姓纳税时，主要是用粮和绢。这里便出现一个以绢折钱的标准问题，假若价格标准定得合理，纳税者便不会吃亏，不然，必然会加重负担。在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匹绢3 200文，十年以后，绢价下跌至1 600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裴垍执政以后，针对上述问题，对两税法进行两项改革：一是调整了纳税物折价标准。尚书省为了适当减轻纳税者的负担，制定一个低于市场实际价格的折价标准，这个标准谓之“省估”，即尚书省所定的“虚估”（低于市场实价的折价数）。具体实施办法是全国州县征收两税绢粮折价时，一律按“省估”计算，不许以当地市场的实价来折收百姓税物。二是改革了两税钱物上贡、送使、留州的比例。元和三年（808）以前，两税钱物分配比例不合理，送节度使的部分较大，助长了他们的割据实力。从元和三年开始，改为节度使只许留用其直属州上交的税物，假若不够用，再报请朝廷分收余州少数税物。这样一来，减轻了人民一定的负担，也限制了节度使的财源。因此“江淮以南，少息肩矣”（《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裴垍传》）。
第三，整顿改善漕运。南北朝以来，长江以南逐渐开发。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转到江南，当时唐政府的经费基本上依靠江南八道。因此，扬州和长安之间的漕运，便成为朝廷的生命线了。在代宗时期，著名理财家刘晏任转运使后，对漕运做了不少改进，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而且节省了运费，每年从江淮运到关中的粮食百余万石。这个数字比开元年间的运输量相差甚多，主要原因是由于跋扈的节度使对漕运的干扰破坏。德宗初年，漕运一度中断。兴元元年（784），朝廷夺回汴州，运河又恢复航运，当时韩晃主持把江南粮食送到陕州。从贞元元年（785）开始，朝廷设法控制运河，沿运河要地派重兵把守，但镇守运河的悍将骄兵从贞元八年（792）至十五年，在汴州一带曾五次劫夺漕运物资，漕运仍然不断被破坏。
唐宪宗登基以后，针对上述问题，设法改进漕运。首先，削平了运河沿岸的藩镇割据势力。其次，于元和四年（809），在原通济渠的要冲，新建立一州——宿州（今安徽宿县），以加强运河险要地段的管理。宿州是由原徐州的符离县和泗州的虹县合并而成的。第三，派干练官员出任转运使，如李巽、卢坦、李鄘、柳公绰都曾主持过这一事务，督运江淮物资以供关中。其中以李巽的成绩最显著，他任转运使时期，运河的漕运粮数超过刘晏时期两三倍。
元和年间整顿漕运以后，使江淮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关中。这样一来，使经济重心和首都联系更加密切，从而巩固了唐王朝的经济基础。唐宪宗削藩的胜利和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经济改革的另一表现是改善蠲复方法。唐朝有一个惯例，每逢灾年或皇帝即位大典时，朝廷都要发布“德音”，大赦天下，减免赋税。当时有权势者便利用这种机会因循观望，拒不纳税，一旦赦文下达，便免交赋税。不仅当权的官员如此，地方豪猾也不按时交税。至于贫穷安分守己的百姓，由于不堪里胥的追索逼迫，一天不敢违误，等到“德音”下达，赋税早已完纳。因此，长期以来，历年“德音”下达以后，不仅百姓未得实利，而且助长豪猾拖欠国赋之弊，这是赋税征收制度中的严重问题。元和十年（815）三月，唐宪宗批转了京兆府的奏疏，决定从元和十年开始，凡皇帝“德音”下达后，假若百姓已经完纳当年的赋税，可依据“德音”规定免交第二年应纳之税。
第四，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唐朝后期，逃户甚多，户籍紊乱。有些州县户口虽少，仍然保持原来的机构，官员甚多，人浮于事，浪费国家资财。李吉甫任宰相时，设法解决上述问题，裁减内外官808名，同时还裁汰诸流外官1 769名，大大节省了开支。
第五，改善财政管理，建立收支计簿制度。德宗时期，财政管理非常混乱，甚至户部也向皇帝进奉羡余。裴延令管户部时，此风更加恶化。他还在正库以外设置别贮库，实际就是将国库财物转移到别贮库，以便单独献给皇帝，争取皇帝的恩宠。宪宗刚登基不久，经度支使的奏请，下诏取消别贮库，并入正库。元和六年，宰相李绛兼管户部事，下令取消户部进奉羡余的制度。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批转了中书门下省的报告，正式规定户部、度支使、盐铁使三个机构，于每年十二月，把一年当中各项收支的具体数字报告朝廷。如果那些部门尚有剩余钱物或赤字，也须一一上报。这样做以后，一面使朝廷了解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以便及时提出处理办法，同时也可以减少弄虚作假和营私舞弊问题。
第六，积极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元和年间，李吉甫在高邮修筑堤塘，灌田数千顷（《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常州刺史孟简，在武进修治孟渎，“长四十里，得沃壤四千余顷”（《唐会要》卷八十九）；宣州南陵县有大农陂，系宁国县令范氏所修复，溉田千顷（《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洪州刺史韦丹，在南昌设有很多陂塘水门节制江水，溉田一万二千顷（《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韦丹传》）。以上这些灌溉工程，对江南农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漕运的改善和江南农业的发展，使东南地区的财物源源不断从江南运到中原和长安，这些物资由朝廷支配以后，保证了削藩战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