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文宗时期，牛僧儒、李逢吉等相继担任宰相。统治者苟且偷安，政治腐败，各地节度使更加嚣张。但是，武宗登基以后，李德裕任宰相，他支持唐武宗重振朝纲，会昌年间一度出现崭新的政治局面。
李德裕最初是一个关心民瘼的地方官。长庆二年（822），他担任浙西观察使，曾请求朝廷减轻浙西农民部分负担，并拆毁寺院淫祠2 500余处，浙西各地“人乐其政”。文宗太和三年（829）八月，征为兵部侍郎，因受李宗闵的排挤，于第二年十月，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到达成都，最关心的是西川边防的安全问题。他刚一到任，便对西川的防务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不仅深入战士中间，而且和少数民族接触，具体调查西川至南诏、吐蕃之间的山川、城邑、关梁、道路险易、广狭远近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对西川周围的形势了若指掌，然后依据实地调查的结果，绘制两种地图：一是南部边防形势图，二是西部边防形势图，作为加强西川防务的依据。
其次，整训部队，裁汰老弱残兵4 000余人，招收新兵1 000余人，合计边防军共三四万人。与此同时，每200户中，抽出一丁当雄边军（民兵），给以严格训练。这些人平时务农，战时当兵，既加强战备，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接着，李德裕特聘请安定人制甲，河中人作弓，浙西人造弩，把西川部队用全国最精锐的武器装备起来。
另一方面，李德裕根据西川的边防形势，筑了杖义城，以防青溪关方面南诏的侵扰。在西川、南诏、吐蕃的三角地带，建御侮城，扼守两大防区的交界地带。在西部设立柔远城，以防吐蕃的进犯。
经过李德裕一年多的惨淡经营，西川的形势显著好转，不仅社会经济逐渐发展，而且边防十分巩固。太和五年（831）五月，李德裕与南诏当局交涉，使之放还西川工匠、僧道等四千余人。另一方面，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主动投降，使沦陷42年的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重新收复。维州是西川通往吐蕃的咽喉，收复维州对防御吐蕃奴隶主入侵，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宰相牛僧儒对李德裕怀有成见，忌妒他声望高，因此竟下令放弃维州，并将悉怛谋交给吐蕃，被吐蕃杀害。
以上是李德裕任地方官时的主要政绩。会昌元年（841）以后，李德裕在唐武宗朝当了6年宰相，掌握全国军政大权。他针对唐朝后期政治积弊，进行重大改革，使武宗时期出现了新局面。
首先，平定刘稹叛乱，巩固国家统一，扭转了长期内弱外强之局。
会昌四年（844）四月，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死。他的侄儿刘稹密不发丧，准备自为“留后”。当时唐武宗召集延英殿会议，研究刘稹问题。参加会议的大臣，多数人主张默认刘稹独立，只有李德裕坚决主张维护国家的统一，打击刘稹的分裂割据活动。他认为昭义镇所管五州，邻近首都，假若任其割据，他随时要威胁朝廷。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昭义一直属于朝廷，如果听之任之，将来势必影响全国。
唐武宗问他：用什么方式制服刘稹？如果打起仗来，朝廷是否有胜利的把握？李德裕说：刘稹胆敢对抗朝廷，他是想依靠河朔三镇的支援，假若河朔三镇不和他合作，刘稹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李德裕提出打击刘稹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先派专使亲临河朔，对成德王元逵和魏博何弘敬明确说明，河朔三镇从代宗以来便世代担任节度使，迄今已近百年之久。目前朝廷仍然承认这种局面，不加干涉。昭义镇与河朔情况不同，它历来属于朝廷，决不允许刘稹分裂出去。其次，朝廷专使对三镇节度使应提出明确要求，在平定刘稹的战役中要和朝廷分工合作。因为邢州、磁州、洺州与河朔毗邻，委托王元逵、何弘敬代替朝廷收复，贼平之后，必有重赏。至于泽、潞二州，由朝廷派兵直接攻取。第二步，组织好各地武装力量，从四面八方同时下手，围歼刘稹。
李德裕的破贼策略得到唐武宗的支持，武宗表示全力消灭刘稹叛乱，不论何人不许阻挠消灭刘稹的作战计划。
这年七月初，讨伐刘稹的四路大军开赴前线。北路王元逵军进攻尧山旗开得胜后，八月攻克邢州，唐武宗传令嘉奖。接着，李德裕派王宰协助魏博何弘敬军，进攻磁州（今河北省磁县）。李德裕发现负责攻取潞州的李彦佐作战不力，立即调石雄为晋绛节度使，接替了李彦佐。唐代宫乐图石雄军进入阵地以后，引兵越乌岭，接着破丘寨，进展迅速。这年十二月，太原发生了杨弁叛乱，使平定刘稹的战役暂时受挫。会昌四年春节以后，河东军消灭了杨弁的叛军，收复了太原，又集中兵力对付刘稹。当时刘稹的部将搜刮民财，内部“忷忷不安”，而其部分地区又被朝廷的讨伐军占领，处境非常困难，刘稹的败局已定。邢州（今河北邢台）守将裴问杀城中骁将四人，投降了王元逵。洺州守将王钊向何弘敬投诚。磁州守将安玉听说洺、邢二州已被讨伐军占领，也放下了武器。
这年八月，泽潞守敌闻北方三州已全部投降，刘稹的大将郭谊、王协等杀了他们的主子，迎接讨伐军入城。到这时为止，历时13个月的刘稹之乱，终被平定。
由于朝廷讨伐军的胜利，收复了5州31县，从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防止分裂局面的扩大。
这次平叛战争中，李德裕取消了宦官指挥军队之权，使前线指挥官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不受牵制；又有一个正确的作战方案，随时掌握几个战场双方的作战情况，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赏罚严明，及时鼓励立功人员，因而战争得了胜利。
其次，组织反击回鹘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保卫了边区的安全。
回鹘位于娑陵河流域（今色楞格河），8世纪以来日渐强大。安史之乱时期，唐政府曾联合回鹘贵族，协助平定内乱。
安史之乱以后，回鹘虽然退兵，但是他们强迫唐政府进行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实行不等价交换：一匹马换40匹绢，动至数以万匹，而且换来的多老羸瘦马。唐政府国库因而空虚，数十年还不清马价。此外，唐政府每年还须送回鹘两万匹绢，作为助唐收复两京的报酬。
唐武宗在位时期，回鹘被黠戛斯击溃，这个民族分裂为几部分，其中有的投奔吐蕃，有的向唐朝投诚（如嗢默斯），还有一部分活动于天德、振武（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部）一带，窥视唐朝边区，以求一逞。
会昌二年（842）七月，乌介可汗公然提出无理要求，向唐政府索取大批牛羊粮食。宰相李德裕作了义正辞严的答复：“我们用牛耕田，向来不准宰杀，羊的数量也很少，无法供给。如果须要粮食，可以提供三千石，必须用马交换。”乌介可汗看了唐朝政府的答复，不仅没有改变态度，反倒变本加厉，向唐朝方面提出领土要求，声称要借用边防前哨天德城，而天德城是唐朝北方门户，战略要地。乌介可汗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唐政府的拒绝。会昌二年八月，乌介可汗令回鹘军悍然越过把头峰，突入大同川（今山西御河），兵临云州（今山西大同市），掠河东牛马数万匹。
宰相李德裕针对当时边区形势，当即作了反击回鹘的具体部署。首先，立即调陈、许、徐、汝、襄阳兵，开赴太原、天德，准备反击。其次，九月，李德裕任命刘沔为招抚回鹘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李思忠为河西都将招抚回鹘使，各路大军经太原北进，并令刘沔屯兵雁门关，加强了防卫力量。
会昌三年八月，回鹘大举侵入振武。唐将刘沔派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3 000骑兵为前锋，刘沔领大军殿后。石雄军掘地道偷袭可汗牙帐，发动了猛攻，大败回鹘于杀胡山。乌介可汗被唐军射伤，带数百骑逃窜，回鹘兵失掉了统帅，全军陷于混乱状态。唐军乘机大举反攻，结果斩敌首万余级，收降两万余人，取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这次战争是安史之乱后边区防御战的最大胜利，它不仅保卫了北方的安全，而且壮大了唐军的声威，大大鼓舞了士气。
其三，打击寺院地主，巩固中央集权。周武帝时，佛教势力曾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是隋文帝以来，统治者又极力恢复发展佛教。唐初继续利用佛教，武则天掌权后，佛教势力迅速发展起来。
佛教势力的膨胀，一方面浪费民间资财，同时由于寺院土地的扩大和僧侣的增多，必然减少国家税源。因此，从李唐建国以来，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多数人都反对佛教，其中著名的人物有付奕、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叔明、彭偃、韩愈等。但是，在唐武宗以前对佛教只是从理论上反驳，没有多大实际效果。到了唐武宗时期，反佛斗争发展到了新阶段。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佛教势力继续扩大，寺院地主控制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严重破坏国家税收和徭役来源。加之武宗时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役，前后近两年之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国家财政发生很大困难。为了解决上述困难，有必要销毁寺院，解放劳动力，没收寺院资财。在这方面李德裕是具有实践经验的：他在浙西曾拆毁寺观1 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毁寺观兰若千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五年（845），李德裕将浙西毁佛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唐武宗坚决支持李德裕的毁佛主张，派御史分道督察，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全国拆毁寺院、招提、兰若44 600余所，还俗僧尼260 500人，奴婢150 000人，没收土地数十万顷。
大量肥田卖钱归户部，中下等地分给还俗的僧尼及奴婢，每人10亩，种田者变成两税户。
会昌年间的毁佛，实际是唐政府和寺院地主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斗争。由于这次毁佛的胜利，从而扩大了唐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会昌末年，全国税户共4 955 151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1/3，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