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为定，无所谓绝对的。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蔡元培：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黑暗中的曙光
◎天主教哲学教父
奥古斯丁的哲学是建立在之前主教们打下的基础之上的，之后欧洲便陷入了混乱，人们一边忍受着深刻的苦难，一边期盼着美好的来世。在将近五百年中，基本上没有出过伟大的哲学家，因此，奥古斯丁也被称为中世纪教父哲学的最伟大代表。
奥古斯丁是非洲人，生于公元354年。幼年时，他在母亲的教育下学会了拉丁语，但在学校学习希腊语的过程中，他却饱受学校的残酷惩罚，因而他很讨厌希腊语。青春期以后，奥古斯丁为情所困。16岁的他在迦太基与一位妇女相爱，并且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时，他的母亲开始考虑他的婚事。不过后来，他又与一位少女订了婚，并和以前的情人断绝了联系。可是她的未婚妻太年幼了，要等两年之后才能举行婚礼，于是，他耐不住寂寞，又有了一个情人……
奥古斯丁的良心却越发不安了，在举行婚礼前，他终于决定信仰宗教，终生不婚。19岁时，奥古斯丁在西塞罗著作的引导下再次研究哲学。他阅读了大量拉丁文哲学著作，独立研究通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就在这时，他信奉了摩尼教，同时也醉心于占星术。他认为，神是巨大的物体，他本身则是其中的一部分。
紧接着，奥古斯丁去了罗马。尽管他依然保持和摩尼教徒的交往，但他却开始怀疑教义的正确性了。他同意摩尼教“我们犯罪，是因为某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天性使我们犯罪”的看法，但也认为学院派主张怀疑一切是对的。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相信恶魔具有实体。
青年时的奥古斯丁富于热情，放荡不羁，但内心总有一种促使他追寻真理与正义的冲动。他的名著《忏悔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奥古斯丁和同伴偷摘了邻居的梨，他一直为这件事耿耿于怀，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因为当时他并不饥饿，而且他自己有更好的梨。他认为，他之所以偷邻居的梨，是出于自己对邪恶本身的爱好。这使得这件事的本身变得更邪恶。
在现代人看来，这种“思想纠缠”简直是一种病态，但在奥古斯丁生活的那个时代却是正确的。
后来，奥古斯丁放弃了教会职务，来到米兰担任修辞学教师。这时，他遇到了安布罗斯，逐渐被安布罗斯的慈祥感动，并喜欢上了天主教。但由于从学院派学到的怀疑主义的作怪，他并没有立即投入到天主教的怀抱。最后，还是在母亲的帮助下，奥古斯丁决定改信天主教，并接受了洗礼。
晚年时，奥古斯丁担任了希波的主教，之后一直居住在那里。他被自己的罪恶意识纠缠，生活因此变得很严肃，哲学思想也变得缺少人情味。不过他的神学思想与他的生平一样，多彩多姿，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罗马教会。
◎忏悔录（节选）
天主，请你俯身听我说。人们的罪恶真是可恨！一个人说了这样的话，你就怜悯他，因为是你创造了他，但却没有创造他身上的罪恶。
谁能告诉我我幼年时期犯下的罪恶？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刚出世一天的婴孩也是如此。谁能对我追述我的往事？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吗？从他们身上，我能够看到我已经无法记起的自己。
但这时我犯的是什么罪呢？是否因为我哭着要吃奶？假使我现在如此迫不及待地，不是吃奶而是取食与我的年龄相适合的食物，一定会被人嘲笑，理应受到指责。由此可见，我当时做了应受到指责的事情，但那时的我不可能懂得别人的指责，根据情理我也不应受到这样苛刻的指责，何况我们长大以后就完全弃除了这些状态，我也从未看到过某个人不分好坏而一股脑儿铲除的。但假如我哭着要有害的东西，对不顺从我的有害要求的行动自由的大人们、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谨慎的人，我发怒，要打他们、损害他们，对他们不屈从我的意志而加以责罚，这种种行动，在当时能看成是好事吗？
可见婴孩的纯洁仅仅是肢体的稚弱，而并非本心的无辜。我见过也体会过孩子的嫉妒：尚且不会说话，就已经会面色像死灰，眼光狠狠地盯着跟他一起吃奶的孩子。谁没见到过这种情况？母亲和乳母自称能用某种方法来加以补救。不让一个特别需要生命食粮的兄弟靠近丰满的乳房，这是无罪的吗？但人们对此都能迁就容忍，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然，而是因为这一切将随年龄的增长而消失。这是唯一的理由，因为若是在岁数较大的孩子身上发生相同的情况，人们是绝不会视而不见的。
主，我的天主，你赋予婴孩生命和肉体，正像我们所见到的，你使肉体具有器官、四肢、漂亮的外貌，同时又赐予生命的全部力量，使他们保持全身的和谐。你命令我在这一切之中讴歌你，赞美你，歌颂你至高无上的圣名。因为你是全能的、至善至美的天主，即使你只是创造了这一缘由，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你相提并论：你是万物唯一的真正的本源，化育万物的至善至美者，你的法则主宰一切。
主啊，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我已想不起，只能倾听别人的话，并从其他孩子身上较为可靠地猜测这一时期的生活。把它列入我生命史的一部分，使我感到很惭愧。这个时期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都已被遗忘在幽隐的黑暗之中。我是在罪孽中长成的，我在胚胎中就已经犯了罪。我的天主啊，何时何地你的仆人才算是无罪的呢？现在让我抛开这段时期吧；既然我已记不得任何踪影，那我和它还有什么关系呢？
是否我告别了幼年时代而进入到童年时代，或者是童年来到我的身上而代替了幼年？但前者并没有远逝，它能到何处去呢？但是它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而是成了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了。根据我所能记忆的，从此以后，我开始学说话了，这也是我后来注意到的。并不是大人们按照一定的程序教我学习语言，就跟后来读书一样；是我自己，凭借你，我的天主赐给我的智慧，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肢体的各种动作，试图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使之服从我的意志；但不可能表达出我所要表达的一切，使人人理解我的全部心情。
一段被遗忘的时代
中世纪时期，教会内部发生了一场有关“道成肉身”的纷争，主角是亚历山大大主教区利罗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这场纷争的结果是区利罗被尊为圣徒，而聂斯脱利却被斥为异端。
区利罗是个狂热分子，拥护神人一体论，身为大主教的他曾数次煽起屠杀犹太人的运动。区利罗之所以有很大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曾对一位名叫希帕提娅的贵妇人施加私刑，而希帕提娅犯的罪过，仅仅是醉心于新柏拉图哲学和研究数学。
聂斯脱利认为，在基督里有人位和神位，因此，他反对称童贞少女为“神的母亲”。他认为童贞少女只是基督的人位母亲，而基督的神位（上帝）没有母亲。
大体说来，苏伊士河以东的教会赞同聂斯脱利的主张，苏伊士河以西的教会赞同区利罗的主张。双方决定，在公元431年召开以弗所宗教会议解决分歧。然而，率先到会场的西方主教们反锁了大门，将东方的主教们堵在门外。随后，在区利罗的主持下，他们快速通过了拥护区利罗的决议。
这就是聂斯脱利被斥为异端的过程。不过聂斯脱利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反而形成了在叙利亚和整个东方声势很大的聂斯脱利教派。
在整个中世纪，波伊提乌受到了人们的传诵和赞扬。
波伊提乌是古罗马晚期的政治家、哲学家，曾在东哥特王国任执政官。在哲学上，他糅合了基督教神学、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学说，引起后来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因用拉丁文注释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等著作，对中世纪的逻辑学影响很大。
他在狱中写就的著作《哲学的慰藉》是一部纯柏拉图主义的书。虽然《哲学的慰藉》一书不能证明他是不是基督徒，但却能证明他受到异教哲学的影响远比基督教神学的大。
波伊提乌声称只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还坚持说自己追随上帝是听从了毕达哥拉斯的命令。在伦理观念方面，波伊提乌有很多与斯多亚派吻合的地方。波伊提乌认为不完善就是缺陷，这也代表着存在一种完善的原形。
《哲学的慰藉》中，丝毫没有迷信和病态的迹象，也没有过分强求遥不可及的事物的倾向，书里呈现的是一种只有纯哲学才有的宁静。这种宁静出自被判死刑的波伊提乌之手是令人赞叹的。
尽管东哥特国王狄奥多理克处死了波伊提乌，但他们始终是朋友。波伊提乌曾经受命为狄奥多理克改革币制，加上他渊博的学识和对公益的热忱，他足以成为当时绝无仅有的人物，即使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他都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修道运动
修道运动发源于大约4世纪初叶的埃及和叙利亚。所谓修道运动，又分为独居隐士的修道和住修道院僧侣的修道两种形式。公元250年，埃及诞生了第一位名叫安东尼的隐士，他在一间茅屋独居了15年后，又在荒漠里独居了20年，从此声名远扬。
大约在公元305年，安东尼开始出世讲道。公元320年前后，埃及人帕科缪创办了一所修道院。在这个修道院修道的人过着集体生活，集体进行宗教仪式，最终赢得了基督教的认可。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修道院。
最初，修道院完全独立于教会组织之外，是一项自发运动。后来，阿萨纳修斯结合了修道院和教士，还确立了修道僧兼任祭司的规矩。紧接着，他又把修道运动带到西欧。为了促进这项运动，杰罗姆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奥古斯丁则把它传到了非洲。
在修道僧还没有被教会组织接受时，教会因他们而闹起了宗教纠纷。这主要是因为不能区分哪个是真诚的苦行僧，哪个是贪图修道院舒适的生活才做了修道僧的。还有一个原因，即修道僧往往以狂烈的方式支持他喜爱的主教，这往往使宗教会议陷入异端。
在修道运动早期的遁世修行阶层，除了宗教指定的书籍之外，修道僧再也不会多读一本书。除此之外，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把道德当做避免犯罪的方法。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修道僧倒是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
在西方修道僧制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本尼狄克教团的缔造者本尼狄克。
本尼狄克从20岁起就在一个洞里住了三年。他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创立于公元530年，为了更好地管理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他又制定了适合西欧风土的“本尼狄克教规”。当时，有这样一个不值得提倡的规定：越能极端地苦行的人，就越有可能被认为是神圣的人。本尼狄克改变了这个规定，并进一步规定：必须经过修道院院长许可，才能实行超过教规以外的苦行。
按照“本尼狄克教规”的规定，修道院院长是终身任职的，而且权力极大，在教规和正统教义允许的范围内，他可以用任何方法管理修道僧，而修道僧不能任意转投修道院。
任何组织一旦创立就很难以缔造者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们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天主教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本尼狄克教团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这一点。可是，就像耶稣会为天主教会而大感吃惊一样，本尼狄克教团也会让本尼狄克本人大感吃惊。不过，从学术的发展方面看，这对于本尼狄克教团而言这也并非坏事。
教皇国的真正建立者
以“格列高利”为名的第一代教皇就是大格列高利。大约是在公元540年，大格列高利出生在罗马的一个贵族之家，因此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公元573年，他当上了罗马市市长，但很快他就离开了政界。这以后，他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家产用于建造修道院和救济贫民，而他自己也专心苦行，成了一名虔诚的本尼狄克派教士。
再后来，教皇贝拉二世任命大格列高利为他驻东罗马帝国的全权公使，常驻君士坦丁堡。因此，从公元579年至公元585年，大格列高利一面在东罗马帝国代表着罗马教廷，一面与东罗马帝国的教徒们辩论。在宗教方面，大格列高利取得了成功，避免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远离真实的信仰。但在政治方面他却失败了，因为他没能说服东罗马帝国皇帝向伦巴德人开战。
之后的五年，大格列高利当了自己创立的修道院的院长。教皇逝世后，大格列高利做了教皇。大格列高利刚当教皇时周围的环境很艰难，不过，这样的环境正适合他大展身手。
当时，拜占庭帝国已经衰败了，没有领主的西班牙和非洲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伦巴德人趁机洗劫意大利，法兰西也处在南北之间的内战之中，等等。时代的混乱甚至使一大批主教失去了作为人们楷模的荣耀。虽然罗马主教被公认为是教廷中地位最高的人物，但他的权力仅限于主管教区之内。继任教皇以后，大格列高利就做好了用全部的精力和智力同困难搏斗的准备。大格列高利主要通过通信的方法行使他的权威。他通信的对象，包括全体罗马世界中的主教和世俗国家的统治者。
大格列高利还编著了一部教规，含有对主教们的劝告，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初期。为了让主教们愿意接受这部法规，他把它定义为“主教们的职务指南”。这部法规满篇都是对主教的忠告，包括劝告他们不要玩忽职守，等等。
此外，在谈到主教与世俗国家的统治者的关系时，法规告诫主教们说，不要批评世俗国家的统治者，因为如果他们不听从教会的意见，那么他们自然会受到地狱劫火的威胁。
总体来说，大格列高利写的信既彰显了他独特的性格，又不乏趣味。如果不是给皇帝或拜占庭宫廷的贵妇人写信，那么他在信件里的口吻就像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既有称赞，也有训斥。总之，他总是能毫不犹豫地利用权限发号施令。尽管他是出于职责的需要而用特殊的语气命令他人，但这一切的本能根源却是他身为罗马贵族的自负。
大格列高利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直觉，在他任教皇期间，极大提高了罗马教皇的地位和职权。
物质也具有思考能力
经院哲学家约翰·司各特是中世纪后期唯名论的代表之一，他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主张泛神论，倾向于斐拉鸠斯教派。他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深受数学、经验科学和反托马斯主义运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神学与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