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下自由的类别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如果读者不继续读下去的话，就会对旧制度下的法国有着极其糟糕的印象，也不会理解大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
人们四分五裂，自暴自弃，政府高度集权，日渐专政，读者也许会想，独立的精神早已随着公众自由的丧失而消失殆尽了，其实不然。政府虽然独揽大权，但是要想使每个公民完全臣服为时尚早。
在许多专政的规章制度中，自由依然存在着，不过现在的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自由。要想搞清楚它对我们有何利弊，就需要仔细考虑。
当中央政府取代了所有地方机构，中央集权日益充斥整个行政领域时，一些原来就存在的或是它自己所创立的某些规章制度，连同那些古老习俗、旧风尚，乃至权力的滥用，都阻碍了它的发展，许多人的内心深处对它仍然有着抵触的心理，并且在无数人的心中都完整保留了它的一定的坚固性和鲜明性。
那时的中央集权已经具有了同今天相同的性质、步骤以及目标。不过权力方面还有不同。在金钱的驱使下，政府卖掉了大部分的官职，同时也就失去了官员的任免权。因此，各种欲望之间是彼此制约的关系：对金钱的贪婪抑制了政府在政治上的野心。出于需要，政府不断地使用工具，但那些工具并不是政府创造的，政府也没有能力捣毁它们。 结果政府的专制的意志，经常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被削弱。那些奇怪而有害的公职制度成了阻挡中央集权的一种政治保障。公职制度的构建能削弱政府的权力，淡化它的影响。
而且当时的政府还不能像今天的政府这样可以任意分配各种各样的恩惠、援助、荣誉和金钱。因此，当时政府的诱惑性手段和强迫性手段都是很有限的。
政府自身并不清楚其权力的真正边界。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并不受法律的明确保护，也没有牢固地确立下来。政府的行动领域已经很大，但是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却相当谨慎，就像是一个人行走在黑暗而陌生的国度，步履蹒跚。在这黑暗中，政府权力和所有权力的边界被隐藏了起来。虽然这样便于国王剥夺臣民自由，但更有利于捍卫自由。
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短浅，出身卑微，政府在处理问题时畏首畏尾。当读了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的来往信函时，你肯定会讶异于看到一个平时如此蛮横、如此专制的政府在遇到一点点人民反抗时就不知所措，忍气吞声。一点点批评和一点点反抗都会让政府方寸大乱，惊恐万分。然后政府就会停下来，犹豫，商议，寻求折中之法，采取温和的步骤，这一切都是在它固有权力的范围之内所做的。路易十五的自私和其后王位继承人的仁慈都有这个倾向。这些国王从未想过他们有一天会被人罢黜。他们没有丝毫的不安和恐惧。但他们的后继者却因恐惧而时常感到冷酷与不安。他们蹂躏的只是些最普通的老百姓。
任何形式的特权、偏见、误解都不利于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法制社会。正是这些偏见与特权燃起了人们对于独立的渴望并且使人们奋起反抗强权。
虽然贵族们有时会向政府寻求帮助，但他们从心底鄙视行政当局。即使让他们放弃旧有的权力，他们仍保持着先辈的铮铮傲骨，既仇视奴役，也仇视法规。他们毫不关心人民的自由，任凭政府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他们无法忍受政府对自己的掌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冒险进行必要的反抗。在大革命爆发时，虽然贵族们最后与国王站到了同一阵营，但仍然傲慢地对待国王，尤其是国王的代理人。相比于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来说，反而是贵族对国王态度更恶劣，用语更自由。贵族们强烈要求享有三十七年代议制政府时所有防止权力滥用的措施。当我们读到贵族宣泄自己不满情绪的陈情书时，我们可以感觉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但可惜的是，人们没有把贵族放到法律的约束下，却把贵族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特性中除去了最精华的那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一个历时几百年的阶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它庄严而又荣耀，自信满满；它习惯于受到人们的优待，于是成为了整个社会机体里最富于抵抗的那部分。它不仅充满朝气和阳光，它还以身作则，为其他阶级注入活力和生机。将贵族彻底铲除也会使它的敌人元气大伤。它是无可取代的。它本身也不会再复生；人们可以重获先人的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拥有他们的心灵。
从那时起，教士们在国内事务问题上对国王只是一味地盲从，只要国王稍有嘉奖，他们就大肆阿谀奉承，但是在当时他们是最独立的一群人，他们享有无上的自由，并深受人们的尊重。
各省已丧失了自主权，乡镇也仅有一点点自治权。没有国王的准许，贵族们聚在一起议事时人数不得超过十个人。法国教会一直到最后还保留着定期会议。在教会内部，教权本身受到种种限制。低级的教士在这里是受保护的，可以免受上级的暴虐。在这里主教拥有的权力是有限的，下属不用担心迫于主教的压力而屈服于国王。我无意对教会这一古老的体制妄加评论。我只是想说明：教会并未让教士们的心灵受到政治奴役。
许多基督教徒都有贵族血统。他们把贵族身上自豪与强烈的独立意识带到了教会。另外，他们都出身上流社会，享有各种特权。这些封建特权严重威胁了教会的道德领袖作用，但却使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都保持着独立精神。
正是土地所有权赋予了教士们思想、需求、感情以及公民的热情。我曾耐心阅读旧的省三级会议特别是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报告和辩论，因为在朗格多克有更多的教士参与公共管理事务；我还读了一七七九年与一七八七年召集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我带着当代的思想去阅读，结果惊讶地发现，因为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中的许多人都学识渊博，受人爱戴，就他们为修建道路或运河而撰写报告来说，他们以内行人的眼光论述修建原因，以渊博的知识和技艺从各个方面探讨增加农业产量、保障居民福利与促进工业繁荣的最佳方法，他们同那些负责同类事务的普通人（非神职人员）相比不相上下，甚至还技高一筹。
同那些根深蒂固的观点不同，我大胆地猜测国家剥夺天主教教士的一切土地所有权并将其全部变为教会津贴，这种做法只有利于罗马教廷和世俗的君主，人民在这过程中几乎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自由。
对一个毕生都屈服于外来权威，在本国又还没有家室的人来说，唯一可以将他牢牢地维系在土地上的就是地产，砍掉这条纽带，他便不再有任何归属感。在那个他碰巧出生的国度，他像陌生人一样生活着，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和他有直接关系。良知方面，他只能依靠教皇；生活方面，他只能仰赖君主。对他来说，教会就是他的家乡。每一次政治事件中，他的判断标准就是这对教会的利益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教会能长盛不衰，其他的事都无所谓。在政治上他最原始的立场就是漠不关心。这样的人就是基督教的杰出成员，但在其他地方他就是平庸的公民。 在作为指导儿童的老师和整个国家的品德导向的团体，有着这样的情感和思想，是不会不让整个民族的灵魂在处理公共生活问题上变得软弱的。
人们有必要重读一遍一七八九年教士等级的陈情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由人们地位的改变所引起的思想革命。
教士在陈情书中往往表现得不够宽容，有时过分留恋以前所享有的特权，但尽管如此他们同第三等级或贵族一样，仇视专制制度，支持人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他们宣称个人自由不应该仅靠某个人的承诺，而是要受到人身保护法之类的法律的保护。他们呼吁摧毁国家监狱，废除特别法庭，要求公开辩论，法官终身聘用，录用有才能的公民，是任用的唯一标准。他们还提倡征兵要人性化，不要侮辱和欺压人民，每个人都要服兵役；可以赎买领主权力（这些权力源于封建制度，是自由的对立面）；人们可以自由劳动，不受限制，废除内地关税；兴办私立学校：每个教区必须设一间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农村地区均设慈善机构，诸如济贫所和慈善工场，大力鼓励发展农业。
在政治领域，他们更加强烈地提倡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力，人民可以召开议会，制定法律，就纳税问题自主地投票表决。他们认为未经本人同意或其代投票表决，不得强迫任何法国人缴税。三级会议必须年年召开，成员自由选举产生，他们必须在国民面前公开讨论一切重要事宜。经三级会议讨论制定出的法律成为普遍法律，任何惯例与特权都不得与它相违背。三级会议负责制定预算，监控王室的花销，三级会议的代表享有豁免权，大臣必须对他们负责。各省也要求设立三级会议，各市都要有市政府。关于神权问题则只字未提。
尽管他们成员中某些人恶名昭著，但总的来说，没有哪国的教士比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教士更有卓识远见，更加开明，更加忠诚。他们不会一味地固守私人道德，固步自封，而是更具备公共道德和坚定的信仰：面对迫害时，法国教士的所作所为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开始研究时对教士充满了偏见，但结束时却对那些教士满怀敬意。确实，教士的缺点是所有行业组织本身所固有的，不论是政治组织也好，宗教组织也好，当它们紧密联结成联盟时，就会彼此侵占，斤斤计较，并且本能地、盲目地维护本团体的特权。
旧制度的资产阶级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更善于体现独立精神，甚至结构上的弊端也有助于这种独立精神。正如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在职位占有率上远比今天要高，而中产阶级同样想获得这些职位。但是注意时代不同。因为当时的大多数职位都不是政府能授予或撤销的，所以任职者的重要性大增，他们不必受政权的摆布。换句话说，今天迫使那么多人唯命是从的原因，在当时恰恰使他们受到尊重。
导致资产阶级脱离人民的那些豁免权使资产阶级沦为了假贵族。在那些假贵族的身上也常常体现出真贵族般的傲慢与抗拒。众多的小团体把资产阶级瓦解成许多小部分，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忘记了集体利益，一心想着小团体的利益和权力。在这里人们一起捍卫共同尊严和特权。没有一个人会滥竽充数。人们生活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舞台虽小但很明亮，台下有观众，时而报以掌声，时而起哄。
当时镇压叛乱的方法远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因为当时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平息每一次叛乱；相反，它充满反叛之声，尽管法国还没出现政治自由，但仔细听，自由之声已从远处传来。
那个时代，受压迫者只能通过司法机构传达呼声。法国已经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上成为了一个专制国家。但因为有司法制度，我们仍是个自由的民族。旧制度下的司法体系复杂、繁琐、低效而且费用昂贵。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是司法机关并不受制于政府。当时，屈从是贪污行为的一种形式，这实际上是最毒的恶果。这种严重的弊病，不仅侵蚀着法官，而且毒害了人民。不过，当时司法机关却没有受其毒害，因为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提拔，这两点就决定了司法的独立性。因此，即使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收买法官。
虽然国王从普通法庭手中夺取了几乎所有的涉及政府的诉讼审理权，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对法庭心怀畏惧。尽管国王可以阻止法庭审理，但也不敢阻止法庭听取控诉和陈述意见。由于司法用语还有古法语的风格，所以喜欢用传统的专用术语，法官们经常把政府的行为直截了当地称为专制与武断。法院时不时地干预政府使得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反而成了自由的保障。这正是所谓的以毒攻毒。
在司法系统内部及周围，旧思想依然活跃在新思潮中。比起公共事务，高等法院对它们自身的事情更为关注。不可否认，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法官们表现得很勇敢，其精神也激励着周围的人。一七七○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时，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丧失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但是面对国王的权势，没有一个人卑躬屈膝。不仅如此，不同种类的法院，如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院，虽然并未受到恐吓和威胁，但当来自国王的处罚已成定局时，他们情愿共同承受处罚。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首席律师们甘愿与最高法院共命运。他们哪怕抛弃荣华富贵，也三缄其口，不会在声名狼藉的法官面前出庭。就我所知，在各民族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这是类似环境下发生的最伟大的事情了，这就发生在十八世纪，发生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附近。
在许多方面，司法习惯成了民族习惯。什么事情都要经讨论决定，每个决定都由法院裁决，这种与奴役制完全不同的做法已成为普遍思想，都是对正常程序的遵守。旧制度也就只在这方面对教育有所贡献吧。政府也从司法用语中借鉴了很多。国王坚信颁布法令时必须解释缘由，下结论时必须阐述原因。所以御前会议在颁布法令前冠以长篇大论，总督派遣地方官员传达指令。在古老的行政机构，如法兰西财政官或市政府中，人们公开讨论各种事情，经辩论后才作决定。所有这些习惯和形式，都是专制统治的障碍。
只有人民，尤其是乡村地区的人民，猛然发现自己除了用暴力手段反抗压迫之外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这里所列的那些抵抗事实上远不是普通民众能做得到的，人们要想利用这些手段就必须找到一个地方，一个能关注人民并听取人们意见的地方。但是除了一般平民，在法国只要够勇敢，即使被迫屈从也能继续反抗。
国王以首领而非主宰者的口吻对国民讲话。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在一道法令序言中他说道：“我们光荣地领导着一个自由、慷慨的国家。”他的先辈中已经有人用古语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在感谢三级会议的大胆谏言时，他曾说：“比起农奴，我们更愿意同自由的民众进行对话。”
十八世纪的人并不渴求幸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奴役的根源。这种欲望并不强烈，但又无比坚定，很容易同个人品格混在一起，如热爱家庭，崇尚道德风尚，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对于教义不冷不热但也严格遵守。它使人变得虔诚，但排斥英雄主义，它会让人变得规矩但怯懦。与现在的人相比，十八世纪时的人们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
当时的法国人喜爱享乐。与今天的法国人相比，他们的习惯更无拘无束，感情思想更加混沌。但是他们对我们这种体面并节制的肉欲主义一无所知。在上层阶级中，人们更愿意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即使在中产阶级中，人们也从不是完全沉溺在金钱中。他们常常放弃安逸的生活，去寻找更崇高、更高雅的享乐。他们不仅仅追求金钱，还为快乐而拼搏。当时有个人用古怪但自豪的口吻写道：“我了解我的民族，他们精于铸造和挥霍金银，但他们从来不拜金，他们随时准备重拾古代的价值观：光荣、慷慨、大度。”
此外，我们必须慎重，不能简单地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去衡量一个人有多卑劣，这样做容易有误导性。不管旧制度下的人们怎样屈服于国王权威，但如果一种政权虽合法却有争议，常遭人蔑视，不为人尊重，人们利用它为所欲为，那么旧制度下的人们是绝不会屈从于这样的政权的。他们从没有遭受过类似的奴役。国王能在他们心中激发起种种情感，这是专制的君主们办不到的。但大革命将这些情感从他们心中连根拔掉，所以导致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畏。他们会服从国王专横的命令，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义务，因此他们往往在对国王的依赖中，保持着自由的头脑。对于他们来说，服从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人们是被迫做一些事情的；但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微不足道。服从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从中产生的奴性思想。不要瞧不起我们的先辈，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但愿我们能够在发现他们的偏见与缺点的同时，发现一点他们的伟大！
因此，如果你认为旧制度是个卑屈与依附的时代就错了。那时自由远比今天普遍，当然那时的自由没有规律，时断时续，总是以阶级划分，总是牵扯到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这种自由允许人民违反法律、对抗专制，却无法给人民提供最自然、最必需的权力。这种自由，尽管范围有限、形式扭曲，但依然富有成效。就在中央集权制试图逐渐压制个性、玷污心灵，使一切都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时候，正是自由保留了他们天生的创造力，培养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和信仰，孕育了他们的骄傲，使得他们在一切热爱中只想着荣誉。自由塑造了那些充满活力、充满自豪、敢于创新的天才。我们将见证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后人既敬畏又钦佩的对象。法国培育出了如此美德，说明法兰西仍是一片自由的热土。
但是，如果说这种无序又不完备的自由，为法国人民推翻专制制度创造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也使法兰西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不适合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自由的法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