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致加西亚的信》是我在一天吃完晚饭后花了几乎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完成的。这天恰巧是1899年2月22日，即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三月份的《菲士利人》杂志的出版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也许是因为这天精神太好了，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我写下了它。当时我正努力地教育那些不务正业的城市年轻人提高自我反省意识，重新振作起来，以摆脱从前那种浑浑噩噩、百无聊赖的生活。
创作的灵感源于喝茶时的一次短暂辩论。在辩论中，我的儿子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美西战争中真正的英雄应该是那个叫安德鲁·罗文的中尉：罗文中尉孤身一人出发，却把艰巨的任务顺利地完成了。他找到了加西亚将军，把信交给了他。
他的话像火花一样在我的头脑里闪了一下，我幡然醒悟：对的，孩子说的是对的！所谓英雄，就是成功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为这一发现而兴奋不已，于是我平复了一下心情，离开和儿子讨论的现场，便迅速提笔写下了这篇文章。当时我并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儿，尽管这篇文章的标题还没有拟好，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所有的这一切在这篇文章被刊登在《菲士利人》杂志上被彻底改变了：
杂志第一版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不久，请求加印的定单也很快飞过来了，10份、50份、100份……当一家美国新闻公司发来订购1000份杂志的请求时，我忍不住问一个助手，究竟是哪篇文章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他回答说：“是有关加西亚的那篇文章。”这让我惊喜不已！
而且，更大的喜悦还在后面，就在第二天，纽约中心铁路局的乔治·丹尼尔也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报中明确无疑地写着：“将关于罗文的文章印成小册子的形式，10万份，小册子的封底上要求印有帝国快递广告，请予以报价，并确定最终的到货期限。”
10万册——这在当时那种印刷设备极端简陋的条件下，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在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我立即作了报价，并向丹尼尔先生保证我们能够在两年内提供足够数量的小册子。
丹尼尔先生愉悦地接受了我的条件。但事情的结果却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仅这种形式的小册子，丹尼尔先生一下竟然销售了将近50万册，而其中的近三成都是由他自己直接发送的。除了这种小册子的形式，这篇文章在国内还被两百多家杂志和报纸上刊登和转载，甚至还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当丹尼尔先生正在派发《致加西亚的信》小册子期间，时任俄罗斯铁道大臣的西拉克夫亲王正好也来到纽约访问，刚好由丹尼尔先生负责接待，并负责陪同他参观这座城市。在游览的过程中，丹尼尔先生顺便向他提起了这本小册子。亦或许是发行数量特别巨大的原因，这本小册子引起了亲王的兴趣。
亲王回国后，便立即安排人把这本小册子翻译出来，并且分发到每一个铁路职工的手中，作为必读的职业书籍。
接着，其他国家也纷纷引进和翻译了这篇文章，从俄罗斯到德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印度甚至中国。
在日俄战争期间，甚至每一位上前线的俄罗斯士兵身上都带着一本《致加西亚的信》这样一本小册子。
日本人在整理战场上战死的俄罗斯士兵的遗物时，自然而然地发现了这本小册子，由于每个士兵都会随身携带，这使得日本人认定这本小册子一定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价值所在。很快，这本《致加西亚的信》便被翻译成了日文。日本天皇甚至还下了一道诏书：每一位日本政府官员、士兵乃至平民百姓都必须人手一册《致加西亚的信》，以学习这种精神。
《致加西亚的信》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迄今为止，《致加西亚的信》这本小册子的发行量已高达4000万册。尽管是说我自己，但作为一个事实我不能不说：在一个作家的一生当中，在所有的写作事业当中，是从来没有人获得过如此卓越的成绩的，也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够迅速达到如此惊人的销售量！
而这些事实也让我越来越相信，历史本是形成于一系列偶然性的事件！
阿尔伯特·哈伯德
1913年12月1日
东方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