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到了楚汉相争的关键阶段，刘邦又一次受困，通知韩信及另一位大将彭越前来会战，这两个人都没能如约前来，刘邦一筹莫展，又是张良给他出谋划策：“楚兵眼看就要失败，而韩信、彭越没有得到划分的封地，他们不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君王如果能同他们共分天下，他们马上便会前来；如果不分，事情就很难预料了。君王如果将从淮阳到海边的这一片土地尽划归韩信，从睢阳以北到谷城这一片土地尽划归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方很快便会失败。”
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韩信与彭越便分进合击，大败项羽于垓下，迫使项羽自刎乌江，而将刘邦推上皇帝的宝座。
刘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项羽大方，为了掌权不吝封侯之赏，笼络住了人心，因而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终使一代英雄更替，一个王朝新生。
刘邦是个农民，在起事之初，没有贵族出身的项羽那么多的霸气，而更多了一些农民的狡黠和精明。他看出来，在当时那个乱糟糟的形势下，群雄并起，有枪就是草头王，天下原本不是哪一姓哪一家的，韩信也好，彭越也好，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去称霸称王，根本用不着他的恩赐，他们让他授封，这是推崇他、抬高他，他不费一弓一矢，只用一个虚名，便拉住两位大将为他卖命，他何乐而不为呢？这个无赖皇帝的小九九拨得是很精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的辅佐他才得了天下。
补充新鲜的血液
年轻人朝气蓬勃。敢想敢做，没有太多旧有思想的禁锢，能够大胆启用年轻人作为自己的贵人，是成大事者的特征之一。
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贵人并非一定是那种老成持重的人，有时候年轻人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三国时代的孙权能够大胆启用年轻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孙权用人方面能够知人善任，突出表现在一生中四次都督的任命上。统领东吴兵马的都督依次是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四人为东吴开疆辟土、开展外交、抵御外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孙权任命的第一个都督是周瑜，周瑜是他的哥哥孙策推荐的，孙策临终前曾嘱咐他说：“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请教周瑜。在孙刘联盟抗曹的问题上，东吴主降派占据大多数优势，虽然孙权不想投降，但最有权威的谋臣张昭也主张投降，孙权只能沉默不语，等到周瑜一到，在全体谋士、武将的大会上，对曹操的兵力作了一番极为精辟且具有强烈说服力的分析后，孙权马上下定抗战的决心，他下达命令，委任周瑜为大都督，把军权全部交给周瑜。这次任命，可谓有胆有识。面临曹操率领的号称百万之众的大军，面对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占优势的局面，若没有胆量，不可能做出战的决定；没有识，他也不可能肯定周瑜的见解，而委以全部军权。这次授封，是在文武大会上以闪电般的形式举行的，尤能看出孙权的英雄气概。
孙权任命的第二个都督是鲁肃。鲁肃与孙权相交已经很久了，可谓相知甚深，但他对鲁肃的任命，是由于周瑜的推荐。周瑜将死之时，上书孙权，其中一条建议是：“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孙权读过遗书后，哭着说：“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赖哉？既遗书特荐子敬，孤敢不从之。”于是即日便命鲁肃为都督，总领兵马。这里，表面上看，是孙权不能忘情于周瑜，对他的遗言又不好不听，所以说：“孤敢不从之。”但实际上，孙权早有意如此，所以这样做，一来是表示对周瑜的深情，遵从他的遗嘱，是对有功者的尊重；二来，他对鲁肃本来也就很了解，周瑜遗嘱中提到这一点，正好合了他的心意，所以立即采取果断的任命行动。鲁肃初投孙权时，二人就甚为投机。有一次二人交谈国事，鲁肃为他举策，要“鼎足江东”，扩展疆土，创帝王之业，二人谈了差不多一夜。赤壁之战，鲁肃力排众议，也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周瑜死了之后，比较起来，武将中有勇的不少，有谋的特别是有谋而能担任主帅的可以说没有；文官中白面书生居多，而吕蒙、陆逊还尚未充分出头露面，鲁肃战略眼光远大，又尽忠竭力，任命他当都督是很适宜的。果然，鲁肃在任期间，巩固了孙刘联盟，起了很好的作用。
孙权任命的第三个都督是吕蒙。吕蒙原是陆口守将，没有担任大都督的职务。他和陆逊密谋取荆州之时，把守将的名义让给没有名望的陆逊，自己以养病为名，上书辞职。目的是麻痹关羽，使他专注抗魏，不复防矣。一切布置就绪，关羽上了圈套，东吴方面开始行动。可在这里又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孙权召吕蒙商议曰：“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设计袭取荆州，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如何？”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的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
吕蒙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用人原则——用人必专，不专必败。所谓专，就是指在一定职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作为三军统帅尤其如此。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出现不专的情况，吕蒙说了两种：
一种是命令一个人负主要责任，却又命令自己的亲信或亲属当副手。名为副手，实际上他还有一层亲信或亲属关系，就会要求与主要负责人平起平坐，或甚至压倒他。这样在处理问题时就不可能专一，形成不了一致的意见，在紧要关头，导致失败。孙皎是孙权的叔伯兄弟，其亲可知，如果他不听节制，法不能加于他，就不好办了。正是从这一点考虑，吕蒙拒绝和孙皎一同领兵。另一种是后起的年轻领导负主要责任，却令老资格的当副手，这也容易造成不协调的局面，吕蒙说的周瑜和程普就是这种关系。程普刚开始以老臣身份不听周瑜调遣，可后来看到周瑜确实真正有才才表示佩服。这里是程普修养比较好，若是换了一味计较个人地位高低的人，那要取得胜利就很困难了。
孙权任命的第四个都督是陆逊。刘备大军出川之时，孙权向文武官员问计：“蜀兵势大，当复如何？”回答他的是“默然”。以致孙权不得不深深叹息：“周郎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今吕蒙已亡，无人与孤分忧也！”所谓“无人”实际上是有人，只是此人这时还没有出来。因为这时形势尚不十分紧张，一般将领似乎也可御敌。等到刘备大军深入，不准东吴求和，孙权无计可施的时候，陆逊才被举荐出来，以不知名的身份，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任，这就显示出人才的重要，特别是杰出人才的重要。起用陆逊担任彝陵战役的指挥，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是因为他年轻，二是因为他没有名气，三是因为他是个书生。从一般情况上看，年轻经验不足，没有名望就不能服众，书生就不懂军事。但是陆逊却突破了一般的情况。阚泽保荐陆逊时说：“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关公，其谋皆出于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这一次因为反对陆逊当都督的人太多，所以孙权的行动更加明朗、严肃。这个时候的孙权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掌领江东已经二十二年，在用人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所以他一听到阚泽的保举，心中就豁然开朗，随即以不同前三任都督的任命仪式，庄严地授封。他命人连夜筑坛，次日召集百官聚于坛前，请陆逊登坛，拜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赐以宝剑，令掌六郡八十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彝陵之战，应归功于陆逊，但如果没有孙权大胆启用年轻人的胆识，陆逊也不能大显身手。
这四次重大的人才选拔使用，充分体现了孙权的知人之明和用人的胆量，对他事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孙权的选人用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大胆起用年轻人才，委以重任，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如周瑜被任命为大都督统管东吴兵马、领导赤壁之战时，年仅27岁。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岁。资深的张昭对孙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孙权不但没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更加重用他，把鲁肃留在身边，参与机要。吕蒙20多岁时就被封为横野中郎将，陆逊被授封大都督时年仅30岁。正是这些年轻人才形成了东吴旺盛的生命力，使孙权能够独霸江东。
大胆启用年轻人，固然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如果你作为上司已经看准了，就不要再犹犹豫豫，否则的话贵人便可能从你的身边悄悄溜走，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困龙犹有上天时
“困龙犹有上天时”，贵人并不一定就是那些时下得志的显赫人士，那些处于底层，郁郁而未得志的人一旦抓住机会便可能一飞冲天，而如果你能在其落寞时，施以援手，那么他日这个贵人必能十倍地回报于你。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年轻时，有一年河南大旱，他的堂叔袁保恒被调往开封帮办赈务，袁世凯随堂叔赴开封，本想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到开封的第二年5月，袁保恒却因染上当地的流行病去世。袁世凯失去靠山，料理完后事后，只好又郁郁寡欢地回到了故乡项城县。
对于袁世凯来说，自从7岁随嗣父袁保庆离乡，先后转赴济南、南京、北京、开封，在都市断断续续生活了将近12年。在此期间，都市的繁华、官场的风气，他已了如指掌。因此，他是不甘心在闭塞的故乡淡泊一生的。因此袁保恒去世以后，他回到项城，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人诗酒生活。
袁世凯生性喜欢多事，又好出风头，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要的一些房屋和费用，都由他一个人负责。由于这个缘故，大家也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了。
袁世凯先后筹办了两个文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房。由于袁世凯出资捐款，在当地却也吸引了一批文人雅士。
这一日，袁世凯正在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袁世凯延纳入室，两厢坐定，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遂结拜换帖为兄弟。此人就是后来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长袁世凯4岁，当时正为陈州授馆课童，由于家道败落，已是穷困潦倒。袁世凯晓得徐世昌一文不名，无北上应试的盘缠，便慷慨解囊。结果，徐世昌此次赴京赶考，果然榜上有名。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徐世昌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以后，袁世凯宦海生涯30年，徐世昌是袁最知心的谋臣。
1879年秋，袁世凯第二次参加乡试，但再次落第。这对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袁世凯盛怒之下，烧毁了所作的所有诗文。
科举没希望了，但总不能坐吃山空啊，想来想去，袁世凯想到了捐官。但捐官得需要一大笔钱，这对于当时的袁家来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因为袁保恒死了，等于折断了袁家的一个擎天柱，莫说捐官，连在一起生活下去都已成了问题。
因科举无望，袁世凯不得不为筹措金钱而费周折。开始，袁世凯曾向内弟——于氏夫人的弟弟借钱。没想到这位小舅子不但不给，反而挖苦说：“你还是在家呆着好些，就你那德性，莫说上北京，就是上天京，也是老和尚上供——白扔面。”一句话把袁世凯弄得难堪极了。
但是，这却从反面给袁世凯一个教训，不蒸馒头蒸口气，他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可。
最后，袁世凯的一位远房亲戚借给他100两银子，让他北上活动谋事。同时袁世凯的嗣母牛氏和生母刘氏由于爱子心切，也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给袁世凯，袁世凯才启程上路，从北京辗转于上海、潮州，联系父辈的门生故吏，以图谋取进身之阶。然而，初出茅庐的袁世凯失败了。袁世凯带着措资北上至京，想通过他父辈的老关系，谋取一官半职。而京城却是公子王孙们挥金如土的地方，和他们打交道寒酸不得。所以袁世凯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呼朋引伴，讲究玩乐，想给人留下大户人家子弟的印象。结果，他官没有捐上，所带的盘缠却被一伙腥臊乱赌的人全给骗去了。
这真叫破屋偏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正在袁世凯苦于无法向家人说清，走投无路时，恰巧遇上曾经资助过的徐世昌。这时的徐世昌已是点了翰林的京官。徐世昌问明了究竟，便拿出一笔款子，资助袁世凯回乡。
袁世凯知道，项城老家绝对不是发迹之地，因此，他很快又南下到了广东潮州。因为袁世凯的父交周馥在潮州任潮州府知事兼办潮关。周馥，曾任李鸿章文牍，很为李鸿章所器重。袁世凯在周馥手下干了一段时间。周馥帮助他捐了一个正五品官的同时，给李鸿章写信，把袁世凯推荐给他。终于，袁世凯发迹了。
后来，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时，他的那位小舅子从乡下跑到天津，找到袁世凯，希望能借姻亲而谋个一官半职。袁世凯倒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话说：“外面无事可做，还是在家里呆着好些。”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这位小舅子又从乡下追到北京，袁世凯只见了他一面，支了一些路费，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倒是当初借给他100两银子的那位远房亲戚，袁世凯还了他5000块大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