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要一说起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大家心里都会产生对他们是否清廉的怀疑。权力太大，而掌握权力的又是有着这样那样缺点的人，因此难免会出现不廉洁的行为。但是，一个官员有些时候的所作所为，不能简单地用“清廉”还是“腐败”来下结论。这样一种情形，同样适合于明朝的首辅张居正。
学生的反噬
事业上最可悲的事莫过于被人反咬一口，尤其是当这人还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时，更令人心寒。张居正不幸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学生刘台因为不满张居正的批评，因而捏造事实，攻击他腐败。最终张居正依靠着神宗的信任渡过了难关，而造谣者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按照时间顺序，最先出来检控张居正腐败的是一个叫刘台的人。刘台是个什么样的人？据史料记载，刘台在出来检控张居正时，官居巡按御史，也就是进行监察的官员。
大家都知道，在明朝，御史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明朝就是一个注重监察的朝代。按照制度规定，这个刘台的确有权检控张居正的腐败行为。可是，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刘台与张居正不仅同朝为官，而且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刘台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所取的一个进士。那年，张居正担任主考，刘台前来会试，按照古话，他就是张居正的门生，这两人是师徒关系！
这就让人觉得纳闷了：这个刘台为什么要告自己的老师呢？他真的是那样大义灭亲吗？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正受宋明理学熏陶的明朝末年，儒家的伦理观念几乎就成了天大的人生准则，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要严格信守。这些伦理观念之中，就包括了学生对老师的敬戴。在必须对之尽忠尽孝的天地君亲师之中，老师虽然排在最后，但是也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任何冒犯老师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自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么，刘台为何要冒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弹劾自己的老师呢？起因还是要从万历三年的辽东大捷说起。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明朝取得了少有的抵御外敌的胜利——辽东大捷。辽东一直就是让明朝政府、尤其是让张居正最为担心的边疆。这次的胜利，着实让张居正高兴了一阵子。然而，他很快就陷入了郁闷之中。怎么回事？原来，按照规定应该由辽东巡抚张学颜进行的奏报，却被巡按御史刘台捷足先登，抢先报了喜。有人会觉得奇怪：捷报到来，张居正还有什么好郁闷的呢？这样想的人其实并不明白明朝的官职制度。按照明朝的官职制度，巡按和巡抚的职权是根本不同的。明英宗正统四年的时候，对于巡按御史的出巡事宜曾经作过如下的规定：
“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
这里说到的总兵、镇守官就是巡抚，而风宪官则是巡按，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巡按没有过问军事的职权。具体到辽东来说，这里巡抚的全衔叫做“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换句话说，军事上的事情，都属于巡抚职权的管辖范围内。虽然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一方面随着时代的久远，某些规定容易失去原先的约束力，另一方面这个规定本身也容易让人混淆，因此深明政治制度的张居正早就意识到，对于这一点必须严加要求。他在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
“窃谓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张居正的意思是：巡抚和巡按的职权是不同的，巡按的职权是振作纲纪、检查奸邪、提拔贤哲和处置贪官，而巡抚则是负责准备钱粮、征收赋税、训练军备和安抚百姓的。但是，现在却存在巡抚和巡按的职权混乱，相互侵权的事情，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明显，张居正最担心的就是巡按侵越巡抚的职权。在他看来，巡按的这种行为是在“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因此是“大谬”。为了纠正这种错误，他在这封信中，明确地列举了巡按和巡抚的不同职权：巡按的职权是“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而巡抚的职权则是“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大致说来，前者就是负责监察，后者就是负责军务，绝对不能够“舍其本职”，侵越对方的职权。
张居正的这种严格要求是有他的道理的。从历史上的战例来看，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巡按太多干涉巡抚的职权行为，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比如就在取得辽东大捷的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三边总督石茂华就因为御史过于着急地督促作战，只好轻率冒进，结果导致作战的失败，损失惨重！在这次失败后，张居正平息掉心中的怒火，给石茂华写了一封信进行告戒：
“今之时政，与先年异。公受分陕之寄，凡事当守便宜，谋定而后发。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议也。”（《张文忠公全集·答陕西督抚石毅庵》）
在这里，张居正明确地要求边疆的督、抚在军务上要自主，不要受到御史的干扰和牵制。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张居正已经去世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杨镐镇守那时已经岌岌可危的辽东，由于受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一阵紧似一阵的督战，只好贸然进兵，结果造成了辽东战场的空前大败。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失败，跟明朝急剧衰落的大局脱不开关系，即便是没有督战也难以取得胜利，那么万历三年的军事失败就完全是巡按侵越巡抚职权的结果了，因为那时的明朝经过张居正大力地开源节流后，国力已经得到了增强，应付局部战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如此看来，张居正对巡按和巡抚之职权进行明确分工的要求是既有法律规定，也有事实依据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决策。
在了解了明朝官职制度和现实的情况之后，大家就应该能够明白张居正的郁闷了。按照规定，军务上的事情是归属巡抚管的，而报军功同样是军务，因此也属于巡抚的职权管辖范围之内。刘台既然是一个巡按御使，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报军功了。可是，他却捷足先登，虽然是一件好事，却同样犯了大忌！
有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张居正的郁闷没有必要，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人家不就是来报喜吗，就算是侵权抢了正式报喜人的先，也是出于好心，何必揪住一点儿小错不放呢？这样想的人其实是不懂得管理的。管理上最需要严格要求的就是职责明确，谁有什么样的职权，谁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都是必须明确规定并得到严格执行的。不然的话，一个人侵越另一个人的职权，不仅会出现能力不胜任的错误，而且还会使被侵越职权的人得到推脱责任的借口。无论哪种情形，对于需要负责的事务来说，都不是让其得到妥善解决的好事。
从这个角度讲，作为首辅的张居正是非常懂得管理的，他的郁闷也正是由于自己的手下（并且是学生）违背了自己三令五申的规定。在他看来，刘台抢先报喜的行为，就不再是一点小错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侵越他人职权的行为，因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样一来，张居正就决定对刘台进行严厉的斥责，甚至处罚。
张居正心中肯定这样想：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大力整治一下侵越职权的行为，今后官员们就会更加忘乎所以了，自己对之负责的可是一个泱泱大国呀！出了纰漏谁担当得起？狠狠地处罚自己的学生，官员们见自己不徇私情，说不定就会换来他们的恪尽职守呢！
另一方面，刘台同样觉得很郁闷：自己不就是抢先报了个喜吗？老师犯得着把自己拿来严厉地斥责一番？老师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况且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刘台的道理是这样的：我们大明朝的监察权是很大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就掌握在我们御史的手中。按照规定，地方长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和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以及镇守重要关口的总兵官，当然还包括后来添设的巡按、巡抚和总督。巡按、巡抚和总督虽然也设在地方上，而且都有各自的管辖区域，然而他们却是都察院的官，也就是负责监察地方的御史，因而只是名义上的地方官。
由于这个原因，巡按、巡抚和总督这些名义上的地方官就有权力节制甚至比他们官位高的地方官。我刘台作为辽东的巡按御史自然是御史，可他张学颜身为右副都御史以及辽东巡抚也是御史啊！我们都是行使监察权的御史，为什么他可以调度军队，而我来报一个喜都不可以呢？有了这一番道理，刘台自然是很想不开了。加上被自己的老师张居正严厉地斥责了一顿，越发觉得憋屈了！
其实，我们如果跳出刘台的道理来看，就会发现他根本就是在钻牛角尖！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知大家发现没有，钻牛角尖的人往往都是在一个问题上特别想不通，而不能从更大的环境考虑问题。刘台在对抢报军功这件事情的认识上，就犯了想不通的错误。
公允地说，刘台的道理是有些说服力的，因为同为御史，为什么巡按就不能干涉军务，甚至连报功都不行？这里的确显出了明朝官职制度上的死板！刘台提出的疑问，事实上是在质疑明朝官职制度的合理性。然而，制度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是个需要先在理论上讨论的问题，在讨论得出结论之前，还不能把它运用到现实中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再是制度在理论上是否合理，而是其在现实中是否实用！
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那样，历史上的事例已经证明，不允许巡按侵越巡抚职权的制度规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实用的，它的确能够保障官员们各司其职、权责明确地干好本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各种胜利。然而，这个刘台却不知道这样跳出来想，他只知道在那里探究明朝官职制度的合理与否，却不明白任何制度都有其缺陷，难以完美，因而只要能够实用就好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讲，刘台不仅在钻牛角尖，而且还不明大体，是个近乎迂腐的书呆子！
我们作为外人虽然能够知道刘台在钻牛角尖，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啊！他还在那里为遭了张居正的严厉斥责而郁闷呢！不止郁闷，他甚至产生了报复张居正的心思。于是，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刘台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正月上疏把自己的老师张居正弹劾了。刘台虽然是个书呆子，但是文笔的确不错，告起状来有条有理的，我们不妨把他的上疏摘抄如下：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贿狼藉，及骤列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所援引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无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官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末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
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在这个上疏的第一段，刘台上来就指责张居正没有包容的胸怀，接着就说从明朝开国以来，就废弃了宰相这个职位，一直以来大臣也没有谁敢自称为相的，可是张居正却这样做，真是违背祖宗的法令。
从第二段开始，刘台就列举了张居正违背祖宗法令的行为：首先是张居正在任用内阁人选上的唯亲是举和任用贪污的官吏，完全不顾明朝的廷推制度；第三段则批评张居正的考成法是他自己的创设，根本没有遵循祖宗的法制；第四段则排列了许多关于张居正的坏事，比如献白燕和白莲、强取豪夺辽王的家产……
刘台认为，张居正的富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富甲全楚”，实在是个大贪官，自己就算是再受张居正的恩情，也不能看在眼里不管不顾。于是，刘台豁出去了，一纸上疏弹劾了张居正。
面对弹劾的应对
这个上疏的核心是在论证张居正“吾守祖宗法”这句话的虚假，围绕这个论点刘台列举了很多个方面的事由，以证明张居正是个根本无视祖宗之法的人。这些事例之中，最严重的包括任用人才上的擅权、创设考成法的变法等。最后，我们关心的问题来了：刘台直指张居正为官腐败，作风不清廉！他的理由是张居正为“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而且“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官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总之，在刘台看来，张居正的贪污，“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原因是张居正没有当多久首辅，就“富甲全楚”、“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他的话语里有猜测的成分，因为他只是疑问为何张居正上台不久就很有钱了。所以，为了让神宗相信，刘台还讲到了自己和张居正的师徒关系，说自己对张居正本来很感恩，只是由于“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因而“敢讼言攻之”。
刘台的上疏自然让张居正感到震惊和沮丧。自己是刘台的老师，前朝虽然有过学生弹劾老师的事情，但是从明朝开国二百多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却被自己给遇上了，这对于张居正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除了震惊之外，张居正还觉得非常沮丧，自己虽然斥责了刘台，可是他显然没有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竟然上疏弹劾，用语极其歹毒，一副准备置自己于死地的样子。自己的学生不能理解自己，还要反咬一口，不能不让张居正觉得沮丧！
然而，刘台的上疏已经到了明神宗的手里，张居正还是要想法回应神宗的。自己身为老师，的确不适宜太过于动怒，也不适宜强加辩驳。于是，张居正再跟神宗见面时，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依法，巡按御史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彼时臣仅请旨戒饬，刘台已经愤愤不已。后来御史傅应祯妄言下狱，请旨穷诘党与，当时并不知道刘台和傅应祯同乡亲近，从中主持，因此刘台妄自惊疑，全不顾忌，对臣泄恨。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惟有一去以谢刘台。”
短短几句话，既道明了事情的起因，也道明了自己的态度。最厉害的是，张居正搬出了要辞官不做的法宝，这自然能够让神宗又担心又同情！于是，明神宗起身扶起了跪在御座前面，眼泪簌簌直下的张居正，并亲切地对他说：
“先生起，朕当责台以谢先生。”
张居正这时的态度异常坚决，他回到家后，仍然上疏请求神宗允许自己辞官。越来越担心张居正会走掉的神宗，只好小心翼翼地下旨慰留：
“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监，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
或许这次张居正受的刺激的确太大了，虽然明神宗已经表明了站在他这边，永远支持他的态度，但是张居正还是觉得，刘台是自己的学生，就连学生也不能理解老师的意图了，自己就算是留下来，还有谁能够明白自己的用心呢？这是不利于今后自己的行政管理的！于是，张居正在收到神宗慰留的圣旨后，再次上疏表明自己的去意：
“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被言乞休疏》）
张居正说自己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处理的是皇家的事情，是在代皇上说话，因此有人说自己是作威作福，试想整天纠缠于皇家事务的人，自然不是威就是福了。因此，自己以后只要改革，就会有人说是违背祖宗法令；自己以后只要遵照既有制度管理，就会有人说是专权。而且，现在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只要自己在一天，这些人就会觉得不便，就要想办法除去自己。而且由于自己处理的事务本来就很容易被人说成是作威作福的事情，因此张居正希望神宗能够明察，免得损害了自己的名节。现在，就让自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张居正说得也有道理，只要有人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就算是自己的言行有那么一点点的遭人怀疑，就会被说成是犯了滔天大罪，神宗就算是在支持自己，也不能帮助自己卸掉身上的疑谤，因此还不如离去。对于这样的请辞，神宗自然不会同意：
“卿精诚可贯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阴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张文忠公全集·被言乞休疏》）
神宗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张居正身负国家重任，自然吉人天相，不会遭到奸邪之人的危害的。而且他也非常信任张居正，不是随便哪个人就能说动他的。
不仅如此，神宗还派了司礼监太监孙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劝张居正不必介意“畜物”之言，“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此外，还赐了一些酒食。
皇帝都把话说成这样了，张居正哪里还有请辞的理由？其实，张居正是不可能走的，因为他是那样的热爱权力，权力可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工具，岂能说丢掉就丢掉，那可是自己打拼了很久才如愿以偿得到的。只不过，这次他遇到的问题太严重了，他不得不出此苦肉计，进一步争得神宗的信任。他在回复神宗赏赐的上疏中说：
“夫事推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诸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张文忠公全集·谢恩疏》）
张居正这时自然要表示感谢了，他甚至还找到了一个让自己宽慰的办法，那就是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让其他所有事物都理解的，何况人！既然这样，那些诬赖自己的人所说的话，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这样一来，刘台就倒霉了！“就是因为这个家伙乱讲话，才弄得我费了那么多口舌苦留张居正！我可要好好惩罚他一下！”神宗恶狠狠地想。于是，他下旨道：“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意思是说，要内阁拟旨，将刘台交付廷杖一百，然后充军。这廷杖可不是好受的，明朝的很多官员就是被廷杖活活打死在朝廷上的。眼看刘台就要遭此厄运，幸好张居正上疏求救，结果刘台才免去了那一百廷杖，得了个“除名为民”的处分。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弹劾张居正腐败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还需要追问：张居正为何要救刘台？很多人会说，这是张居正念在师徒之情而放了刘台一马！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只是凭借着想象！我们来看一下张居正的书信就可以明白他的心思了：
“仆今所处何时也？主上举艰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权踏贵戚，奉法遵令，俯首贴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剚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高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盖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复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离明允断，诚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恳恳救之者，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这里，张居正讲出了自己救刘台的真正意图：“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意思是说，他不是想做什么沽名钓誉之事，而是为了达到“安社稷”的目的。的确，张居正还需要去沽名钓誉吗？他的心思，早已放在了掌握重权，实现抱负的事业上了！由此说来，张居正之所以要救刘台，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什么意思？试想，如果因为别人告自己腐败，就把别人赶尽杀绝，那未免也有欲盖弥彰的感觉。因此，他的做法是：暂时放刘台一马，等到事态缓和了，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由户部尚书张学颜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接着再由辽东巡按于应昌与江西巡抚王宗载严加调查，最终使刘台得到了流放浔州的下场。这就是政治家的作风：一切从大处着眼，却从来不会忘记细节！
张居正腐败吗
辽王的妃子王氏，也出来控告张居正腐败。她的控告牵扯出了张家和辽王府的几代恩怨，这更加增添了“张居正是否腐败”这个问题的神秘性。
讲完了张居正第一次被人检控腐败的故事，再来看另外一次。这次检控发生在张居正已经去世之后，告发的人是上文说过的辽王的妃子王氏。在刘台的弹劾里，曾经说辽王的家被抄了以后，辽王府的家产全部落在了张居正手里。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呢？我们不得而知。由于刘台的失败，他的弹劾里提到的这件事情自然也就成了诬告之言，没有谁会相信！可是，就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王的妃子王氏就上疏申冤。在她的上疏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庶人金宝万计，尽人居正府矣。”辽王的冤魂重现人间了！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很想知道辽王是谁？张居正和他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张居正怎么会因为辽王而两次坐上腐败分子的被告席？要知道，张居正死后之所以会遭受抄家的劫难，很大部分原因都要归结在辽王妃子王氏的这次上疏告状上。让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投射得更远，回到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去看看张居正和辽王之间恩怨的开始。
嘉靖十六年时，在张居正和辽王身上各发生了一件关系他们一生命运的大事：府学生张居正参加乡试，遇到了赏识他的才学却希望他晚些成才的湖广巡抚顾璘，这使他第一次乡试失败了；辽王在嘉靖十六年死了父亲庄王，正在服丧，也在准备着正式当上辽王。说起辽王，不得不讲讲他的身世：最早的辽王是明太祖的第十五个儿子，叫朱植，洪武二十六年被封为辽王。开始的时候，辽王府在辽宁省的北镇县，建文帝时改封到了荆州。在张居正出生的头一年，也就是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接受了世袭，他就是庄王。第二年是嘉靖四年，也是张居正出生那年，庄王的妾生了与张居正瓜葛一生的辽王，叫做朱宪。说到张居正和辽王朱宪的恩怨，不得不说说庄王的王妃毛氏，这是一个才干出众的女人。由于庄王体弱多病，辽王府的管理大权就落在了毛氏手里。因此到嘉靖十六年庄王去世时，朱宪一是由于丧服，二是由于毛氏不是自己的亲母，所以并没有得到权力，一切大权都还在嫡母手里。
那么，张居正是怎样和辽王朱宪发生关系的呢？说起来也简单，只是因为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在辽府当护卫。老人家经常把自己孙子的天才拿出来炫耀，加上张居正的才学很早就闻名荆州，因此毛氏就很想见上张居正一面。于是，一天毛氏就把已经考中秀才的张居正叫到辽王府，赐给他美食，并考查他的学问。一考查让毛氏大吃一惊：天下竟真有如此神童！她一面惊叹于张居正小小年纪就学思敏捷，另一方面也为当时仍然放荡不羁的辽王朱宪感到失望。在席间，这个女人对辽王说了一句让他和张居正结下冤仇的话：“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呀！”朱宪年纪虽小，却已有了羞愧和嫉恨之心，听到这话，一腔怒火差点儿没有发作。从这之后，张居正就和朱宪做了朋友，然而却是隐藏着仇恨的朋友。
起初，这种仇恨只是存在于辽王朱宪一个人身上。可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张居正也深深地陷入了这个仇恨的圈子之中。嘉靖十九年，朱宪三年丧服已满，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那时候，张居正也摆脱了落第的阴影考中举人，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张居正的成功，自然加剧了朱宪的嫉恨。可是，他的仇恨却不能发泄到张居正身上！他心想：“我整不了张居正，你的祖父不是我的下人吗？我就整你祖父！”就这样，辽王把仇恨都发泄到了张镇身上。一天，朱宪把张镇召进府，赐给老人酒喝。嗜酒的张镇看见有好酒喝，想着孙子中举，心里十分痛快，于是就开怀畅饮。可是，当他喝到实在喝不下去时，朱宪还要强迫他喝。没有多久，年迈的老人就被活活醉死了。对于祖父的死因，张居正是知道的。然而，在悲痛之余，张居正所能做的只能是忍耐。那个时候的张居正，还远没有一言九鼎的首辅所具有的权威。可是，在他的心底，应该是十分愤恨的。两人一生的恩怨，就这样开始了！
张居正和辽王的再次相遇是在他回家休假的三年时间里，因为这之前张居正都一直在北京翰林院里任闲职。由于官场上的不得意，张居正回到了家乡。那三年，他并不是闭门不出，而是时常外出走动。很自然，当朱宪知道这位昔日让自己很难堪的才子回来了，也就时常邀请张居正前往府上聚会。这时的辽王朱宪，仍然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也难怪他这样，他那样好的家境，又没有什么职务，全是国家包养着的，不整天寻欢作乐又拿什么来打发日子呢？于是，他整日除了花酒女人，就是修行道教。当时的皇帝是明世宗，也是一个信道教的皇帝。朱宪见修道好玩，也做了起来，还被封为了“清微忠教真人”。可是，每日这些玩意，久了也会生厌。正好张居正回家了，朱宪找到了另外一种乐趣：邀请张居正饮酒作诗！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可以趁机逼迫张居正作诗，发泄心中久已有之的怨气！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心情就不怎么好的张居正只好强忍着自己因家仇生出的怒火，一面抽出空闲陪辽王作诗，一面还要“赞美”辽王的才华：
“盖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自不外于矩矱（音同“约”）。每酒酣赋诗，辄令坐客拈韵限句，依次比律，纵发忽吐，靡不奇出。或险韵奇声，人皆燥吻敛袂，莫能出一语；王援豪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张文忠公全集·种莲子戊午稿序》）
“种莲子”是辽王的别号，这几句话是张居正为辽王的诗集所作的序。从表面看来，张居正似乎在夸赞辽王的诗才。其实，他的语言暗含讽刺：说辽王的诗“越在意表”、“靡不奇出”，实际就是说他只知标新立异，并不懂得作诗的真正意境。并且这个辽王还喜欢让很多人陪着他作诗，让人依次按韵律作。至于张居正的后面几句话，就完全是一种明褒实贬的态度了。
尽管如此，张居正有他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城府，他还是在耐心地陪着辽王应酬唱和，这种屈辱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隆庆二年才得以结束！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是辽王的大灾之年。这年的十二月，他被废除了辽王的袭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时候，御史陈省就曾经弹劾过朱宪，这次他就被诏令削去了“清微忠教真人”的道号；到了隆庆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次弹劾朱宪，弹劾中一共列举了他的十三项罪名，明穆宗于是派了刑部侍郎洪朝选进行查处。可是，这个朱宪非常有意思，他没有等到洪侍郎前来调查，就上演了一出闹剧：他找来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就是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而且是个冤大头！本来，明穆宗是想派人来调查之后再作处决的。可是被他这样一整，一件可以大事化小的事情，结果变得更大了：正在他竖起大旗申冤时，恰好被在江陵巡查的按察副使施笃臣发现了，这个按察副使由此认定辽王是要造反，立刻就派了五百个兵士把辽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一直等到刑部侍郎到来才解禁。
洪朝选来了之后，经过仔细地调查，并没有发现辽王有造反的准备和可能。因此，洪朝选在上奏里，将辽王竖起大旗申冤的事情说成是“淫酗暴虐”，另外还奏明了辽王的一些违法行为。上疏到了北京，经过穆宗和内阁的研究，最后决定将朱宪废为庶人，同时也废除了辽王的袭号，所有辽府的宗族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
辽王就这样败了，败得一塌糊涂L可是，在辽王败后，有人就开始指摘张居正，说辽王的倒台是张居正报复的结果，是为了给自己的祖父张镇报仇。这些人的谣言越传越神乎，甚至有人说张居正因为责怪洪朝选没有将辽王的行为定为造反，因而将他害死在狱中。种种谣言，不一而足！到了最后，严重的事情出现了：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死了，朱宪的次妃王氏见御史羊可立正在追究张居正的罪责，于是就出来讼冤，明确地说张居正公报私仇，将昔日辽王府的万贯家产全部归在了自己的名下，实属严重的腐败行为！这一次，由于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他再也不能像刘台攻击他那次一样为自己辩护，进而取胜了。他输得很惨，而且无力反攻！这样一来，张居正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遗憾和怀疑：他清廉吗？
难以规避的腐败
一个身居要位的高官要保持清廉是很困难的，而要让他的家人洁身自好，不沾他的光就更不容易了。评价张居正，就要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家人的品行出发，而不能仅仅将腐败的责任完全归在张居正一人身上。
正如在本讲的开头说的一样，很难绝对地说张居正是清廉还是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如果一位官员的行为说不上绝对的腐败，那么，他的行为肯定就具有某种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正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的行为才不会被看成是腐败的。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条件，站在另外一些角度看的话，又会让人觉得这位官员确实腐败得很！关键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其次，如果某些腐败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是这位官员很难控制的，甚至都发现不了的，也很难去责怪他在腐败。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讲述。
先来看官员很难控制，甚至都无法发现腐败行为的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官员本身能够做到清廉，但是却很难控制住，甚至都不能发现自己的家人出现腐败行为。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在了张居正身上。我们从张居正当政之后的一些书信，可以看出他的洁身自好。比如，他在一封信中说：
“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张文忠公全集·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
这种私人生活，几乎已经到了“闭关自守”的地步了。另外，作为一个热衷政权而且抱负宏远的政治家，张居正应该是一个不贪财的官员。可是，他可以对自己的私生活打保票，却不一定敢对自己的家人打保票。因为腐败势力一旦见到在张居正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会寻找其他出路，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极为腐化，就算是张居正家教再严，也难免会出现他意想不到、难以控制的事情。大家不要忘了，张居正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一直住在北京的寓所里。他可以在北京的寓所里“闭关锁国”，可是他在江陵的家却不是这样的，那个家里的仆役、同族、儿子、弟弟以及父亲张文明，却不一定能像他那样洁身自好。尤其是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大家应该还记得，他可是个放荡不羁、充满浪漫气质的文人，张居正管得了自己，却不一定能够管得了父亲张文明。原因不仅在于张文明的性格，更在于那时的通讯设施不完善，这样的条件之下，让张居正怎样来管好自己的家人，尤其是父亲张文明？这里，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官员很难控制，甚至都无法发现腐败行为的情况。
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行为具有某种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这个意思很明显，上文已经说过，在张居正当政的时代，明朝的政治已经充满了无数腐化的因素。在我们现在看来绝对是腐败的行为，在那时根本就不被认为是腐败，而只是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难以说张居正是清廉还是腐败的原因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有被现在看成是腐败的成分，也是习惯使然。只不过，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行为最终被人指摘了，进而习惯就成了腐败。人就是这样，大家其实都在犯罪，虽然心里明白这是犯罪，却由于习惯而默许；可是，只要一人东窗事发，另外的人就会跳出来指责这人的罪过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可以反映上面两个方面意思的史实吧！第一件事情发生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这一年，湖广的巡抚和巡按者提议为张居正建立牌坊。先不说能不能给内阁学士建立牌坊，首先来考虑一下需要花费的钱从哪里来。毫无疑问，这些钱自然要从湖广的民众身上来。对于这件事情，张居正听说后，极力劝戒湖广巡抚和巡按不要建牌坊，因为在他看来：“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这样的话出自一个首辅之口，的确让老百姓觉得开心，也反映了张居正的官场作风！
可是，事情却没有因为张居正的劝诫而结束，腐败势力想要瓦解一个官员，很少有人能够躲得过。湖广巡抚和巡按看张居正不答应建牌坊，就想出了另外一个贿赂办法：将准备修建牌坊的工钱全数送给张家。然而，听到这个消息后，张居正仍然不肯接受，他在回信中说：
“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渍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张文忠公全集·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
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就表明了自己不接受折价的意思，因为自己家里还有田地，另外自己还有一些俸禄，可以奉养老人。他知道这些折价其实就是民脂民膏，因此不肯接受。然而，接下来，张居正却说如果实在推却不了，那就把这些钱作为购买辽王府的对价好了。在他看来，即使是这样做，他仍然受惠良多，担心会结怨于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其实并没有坚决地拒绝，在一番推辞之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将这些钱“准作废府纳价”。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将修建牌坊的钱用来作为被张居正占有的辽王府的对价。如此说来，张居正当年的确占有了辽王府，只不过在占有的时候没有给付相应的对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辽王府被废除之后四年，张居正才利用别人要给他建牌坊的钱来付清占有辽王府应该交付的钱。
怎样来评价这件事情呢？很明显，这些钱说来说去都是老百姓的钱，不管张居正最后怎样使用这笔钱，他们都已经受到了盘剥。从这个角度讲，张居正的行为的确属于“穿窬之徒”的行为，是极其腐败的。然而，我们这样讲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明朝，就会发现老百姓们对为这位功勋卓著的首辅和老乡建立牌坊，是心甘情愿掏钱的。况且还有地方财政的支持，其剥削程度也并不那么厉害。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只能说，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其实是符合当时的习惯的！至于他强占辽王府的说法，就更加不能使人信服了！
在接受了原来用于建立牌坊的钱之后，张家人就立刻用这笔钱修建自己的宅第。虽然钱由自己出，但是建筑工人却是由锦衣卫军士包办。有人看到这里，肯定也会说果然是官官相护，就连赚钱也是一起赚。其实，这同样是明朝的一个未成文习惯。因此，张居正对这样的做法，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在一封信中如此说道：
“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借，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责，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张文忠公全集·与楚中抚台辞建第助工》）
张居正的意思是不愿意让官府为自己老家修房子出力，主要是担心太搅扰地方了。他认为，现在百姓才忙完修河堤的事情，哪里还有精神去为自己服务，这样会结怨于民的。张居正认为自己不能劳烦官府，还说自己一定把修房子的钱交上。他还担心，这样一来就开了贿赂之门。
看到这样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会对张居正的形象另有看法了吧！他似乎并不像那些真正的腐败分子那样穷奢极欲，而是每每顾及黎民生存，他甚至担心钱不够给付工匠所需，因此愿意“以后逐年赐责，及俸人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遵循习惯而接受钱财，但是却用之于给付对价；修建房屋仍然在担忧自己的行为会“恶于乡人”、“累于清议”。
另外几件事情显得非常有趣，一些腐败分子甚至将如意算盘打到了张居正身上，希望直接贿赂他以取得好处。真是明知山有虎，却偏要往虎山行！先来说一位屡败屡战的知县。这个家伙第一次见到张居正就是来行贿的，自然遭到了张居正的严词拒绝。这个知县心想，可能是自己送得少了，不像样。于是他就想方设法买了另外一些贵重礼物，甚至还借来了一条玉带，再次来到张居正住处行贿。这下把张居正气坏了，他拒绝收受贿赂后，写了一封信给这个顽固的知县：
“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已，愈至愈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谨仍璧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赵。执事从此，亦宜思所以自励焉。”（《张文忠公全集·答傅谏议》）
张居正的气愤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看来，以前这个家伙来送礼的时候自己已经叮嘱他要“守己爱民”，可他还是屡次前来，而且送的礼物越来越厚重。这些东西自然不是一个知县用得起的，一定是压榨百姓得来的。因此，他再次叮嘱这个知县要“自励”。
看来当个清廉的首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经得起糖衣炮弹的狂轰滥炸。这不，刚劝走一位顽固的知县，又来了一位笨头笨脑的巡抚。这位巡抚是郧阳巡抚，在地方上作风非常不正派，但是却又想利用从百姓那里捞来的钱升官发财。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张居正。于是，他也鬼使神差地摸到了张居正府上。张居正见到这样的人就觉得既好笑也好气，为了搪塞他，只好说自己已经向吏部提起了给他升官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作风不怎么好，吏部没有答应，要他回去好好反省。可是，这个笨巡抚依然不死心，三天两头跑来说好话。结果，张居正给了他一封信，把他臭骂了一顿：
“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虽越在万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而又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宾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绝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答刘虹川总宪》）
在张居正看来，自己对贤才的渴求，大过了这个巡抚对自己的希求。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贤才，那就不需要老是跑来跑去走后门。可是，这个巡抚却几次前来走情送礼。张居正先是劝诫这个巡抚一定要“阖门养重，静以俟之”，也就是自持静待，那么就自然会得到升迁。如果还继续走后门，就要把他的言行报告朝廷，到那时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这封书信，既有说教，也有恐吓，明确地表达了张居正希望这个官员遵纪守法、勤于政务，耐心地等待仕途通达的心思。从这封信看得出来，张居正对于那些“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再来看一下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这可是一个连张居正都毫无办法管束的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一直以来就有着“子为父隐”的伦理传统。这个传统的意思是说，就算是父亲犯了再大的错误，作为儿子也不能不为之隐瞒真相，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孝顺。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张居正对一向放荡不羁的父亲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甚至连规劝也没有尝试过。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文明出现腐败的行为，张居正自然是被蒙在鼓里的。不过，尽管如此，张居正对父亲的言行还是有所耳闻。因此，他在一些书信中表达了对父亲的态度：
“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张文忠公全集·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情托》）
“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总宪廖春泉》）
这样说来，张居正是知道自己家人的不良行为的，只不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习惯允许腐败的行为存在，另一方面张居正也确实难以管住自己的家人，因此刘台所称张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还是有那么一些根据的。然而，这也是再所难免的！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对两广总督刘尧诲说：
“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谷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瑾也，虽飨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谷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张文忠公全集·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如此看来，张居正虽然自己对于那些“苞苴之使”和“钻刺之门”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但他还是在努力改善自身，希望自己能够洁身自好，这样才不负自己的位高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