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庆贻说，为了坚守衡阳，第十军对防守阵地也做了改建。
衡阳东临湘江，可以作为天然屏障；北靠衡山，日军携带重武器无法翻越，这是另一道天然屏障；西边是沼泽稻田，阡陌纵横，日军重武器同样不能穿越；所以，日军要想进攻衡阳，最好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从南面进攻。
南面多山丘，中国军人将这些山丘朝南的一面，全部削平，变成悬崖峭壁，日军要攀上悬崖，除非搬来云梯。即使日军攻占了这些山丘，后面的散兵坑照样难以穿越。每一个散兵坑前都有一人多深的壕沟，即使穿过了壕沟，还有铁丝网；即使穿越了铁丝网，还有地雷；即使穿过了雷区，还有中国军人的机枪扫射；即使穿过了机枪扫射，后面会有大炮镇守；即使穿过了大炮镇守，后面还有中国军人的刺刀在等候……
日军每向衡阳城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第十军老兵童纪统说，日本小炮很厉害，但是和美国的大炮比起来就差远了。日本小炮打一发，装一发炮弹，而美国大炮一次可连续打6发炮弹。童纪统当时是第十师卫生员。
第十军有一个炮兵营，在衡阳保卫战中，这个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战来临前夕，第十军炮兵营还在桂林接收美式大炮。豫湘桂会战一开始，日军一路南下，进展迅速，史迪威创办的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就要撤到昆明，然而，这一路崇山峻岭，训练中心的大炮又如何能够搬运。方先觉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通过老军长李玉堂联系到了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将这十几门大炮运到了衡阳。
大炮刚刚运至衡阳，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如果再晚一个小时，这批对于衡阳中国军人来说生死攸关的大炮，就会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卢庆贻说，中国军人第一道防线距离城区10里，而方先觉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土山上，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敌军距离军指挥部只有几百米。
卢庆贻眼中的方先觉身躯高大，一表人才，待人和蔼。在方先觉身边担任报务员的卢庆贻从来没有见到方先觉发脾气，他对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直到今天，卢庆贻还能记得方先觉的音容笑貌。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卢庆贻15岁，却已经有了一年兵龄了。
一年前，参加长沙保卫战的第十军伤亡惨重，就在长沙征兵补充，当时在长沙上中学的卢庆贻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染，就报名参军了。
当时，卢庆贻有一个姑父在长沙防空司令部，卢庆贻每逢假期，就去防空司令部，学会了简单的发报收报。所以，他入伍后，因为有无线电基础，经过了六个月培训后，就被分配在第十军军部任报务员，与方先觉在一起。蒋介石和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每封电报，都是卢庆贻接收；而方先觉发出的每封电报，也都经过他的手。
衡阳保卫战的47天里，卢庆贻见证了方先觉的每一个细节。
卢庆贻说，他当时使用的电台只有15瓦，发电机也只有15瓦，信号非常不好，声音就像蚊子在叫，如果不凝神静气倾听，是无法听清楚的。因为发报机功率太小，收进发出每一封电报，都要在湖南芷江中转。后来，芷江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抗战受降城”。
卢庆贻那时候没有枪。他说，衡阳保卫战的时候，枪支非常紧张，前线作战的士兵，一人也平均不到一把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汉阳造。有的看起来是枪，但是根本就不能用。军部的勤务兵都没有枪，枪都支援了前线。
衡阳保卫战那年，王乐平15岁，他是被拉壮丁入伍的。当时，正面战场上伤亡实在太大了，兵员严重不足。
王乐平说，当时拉壮丁的标准是“二丁抽一，五丁抽二”，如果一家中有弟兄两个人，就要有一个人去当兵；一家弟兄五个，要有两个去当兵。
王乐平的老家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当兵。那时候没有村长，村长是改革开放后的名称，再往前叫生产队长，而民国时候叫保长。有一天晚上，保长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王乐平家，王乐平想去当兵，他觉得那一身军装很精神，还能吃饭不掏钱。可是父亲死活不让去，无论保长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答应。后来，父亲说，家里没有东西吃了，需要王乐平和哥哥编竹笼卖钱。当兵的二话没说，就走了出去。再回来的时候，肩膀上扛着一袋大米，他把大米放在父亲面前，将王乐平领走了。
王乐平算是幸运的，他当兵还可以领到一袋大米。我采访过的老兵阮明刚就没有这么幸运。当年，阮明刚去走亲戚，中途被保长抓了壮丁，全家人都以为他死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村庄，家人左看右看都不相信是他。阮明刚所在的部队，是张自忠的军队，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枣宜会战，张自忠牺牲后，他参加敢死队抢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王乐平想着部队里只有自己年龄最小，可是来到部队里才发现都是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王乐平所在的那个班有8个人，全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3岁，班长年龄最大，16岁，可已经当兵三年、参加过两次长沙会战的老兵了。
王乐平说：“那时候苦啊，中国成年人都打光了，上战场的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王乐平被编入第十军预十师，驻守在衡阳南面的张家山。他说，守卫衡阳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想着能够活下来，班长识字，他写了血书，其余不会写字的在血书上按血指印，誓与衡阳共存亡。
王乐平口中的衡阳保卫战异常悲壮。
我曾经听好几位抗战远征军老兵说过，他们在丛林中行军的时候，日军的狙击手就躲在大树上，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专门射杀树下走过的新一军将官，由于日军使用的是三八大盖，打一枪，扣动一下扳机，新一军那时候是美式装备，冲锋枪，卡宾枪，可以连发连射，所以，日军射出第一发子弹后，中国军人如果发现了日军躲藏的地方，卡宾枪冲锋枪就会对着树丛狂射，日军的火力就被压制住，或者中弹。如果没有把他们和树枝绑在一起，就会掉下来。而绑住后，即使负伤了，他们还能射击。
我曾为日军狙击手的强硬而震撼，然而，当我听到第十军将士的故事后，才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和我们的中国军人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张家山朝南的一面已经被削平了，这种人工制造的悬崖足有七八米高，悬崖顶上是机枪阵地，几挺机枪一组，组成交叉火力，无论日军从哪个方向攀援悬崖，都会置于机枪火力网中。每个机枪点是一个人，里面放置子弹、粮食和水。这名机枪手走进挖好的工事里，将机枪放置在两块砖头那么大的火力眼上，工事的上方用石板覆盖，浇筑水泥沙子。这样，即使日军的炮弹落在工事顶上，工事也毫发无损。很多抗战老兵都说过，美国的水泥很好，炮弹打在这种工事上，只会砸出几星白色粉末。
两块砖头大小的瞭望孔，是机枪手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窗口，也是射击孔。每个机枪手走进了这样的工事，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也不会活着离开。这道工事，就是他们的坟墓。
张家山的机枪阵地让日军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日军始终无法攀援七八米高的悬崖，只要他们接近悬崖，来自不同方位的机枪火力就会把日军撂倒。日军对这种机枪阵地也无可奈何。刚开始，日军还试图通过云梯来攀援，到了后来，不需要云梯了，因为悬崖前日军的尸体层层叠叠，堆满了悬崖前的空地。最上层的日军尸体阻挡了机枪的枪口，工事里的机枪手又无法出去搬挪，就只有把日军的尸体用机枪打碎，这样才能看清楚攻击的日军。
后来，日军进攻的时候，就踩着铺了七八米十几米高的日军尸体，向上仰攻。一直到这时候，日军才会对机枪阵地构成威胁。
日军占领了机枪阵地后，迎接他们的是散兵坑。散兵坑里的战士们站在一米多高的深坑里，手持步枪阻击，他们仍然没有想活着离开，散兵坑的四周都是地雷，无论谁踩上去都会炸开。
王乐平说，衡阳保卫战太惨烈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杀红了眼，比电影上演的要惨烈得多。
很长时间里，我不能理解日本人这种二球精神，明知道前面有机枪扫射，还要扑上去送死。直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日本的《步兵操典》，我才理解了。
日本的《步兵操典》在二战时期，每个陆军士兵人手一册，里面对日军每个战术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有机械而顽固的规定，它规定日军在发起冲锋的时候，不能匍匐前进，而必须端着步枪猫着腰冲锋，不能退缩。日军在拼刺刀的时候，也要手指离开扳机，关掉保险。这本机械的操典甚至连士兵在拼刺刀的时候，双手的位置也做了规定。
日本的《步兵操典》强调的是精神战胜一切，它固执地认为只要精神压倒了对方，就能取得胜利。这本书更明确地指出：“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是刺刀突击。”现在让我们来看，实在是笑掉大牙。
日本的攻击战术很单一，炮兵轰完步兵冲，步兵冲完炮兵冲。他们依靠这些简单的战术和当时在亚洲最先进的武器，占领了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胜利，这是因为，日本遇到的都是武器远远不如他们的穷困国家。
战争说到底，拼的就是综合国力。
当时一个让欧美人无法理解的现象是，日军各级指挥官上战场的时候，都要带上一把指挥刀，等待着能够手握指挥刀面对面地拼杀。时代发展到了坦克集团群作战，而日本还幻想着用决斗来重铸荣光。
在日本与苏联的诺门坎战役中，德国观察家同样不能理解，日本的武器前面为什么要装上一把60厘米长的刺刀，这把刺刀在坦克面前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为什么号称世界军事强国的日本，却只有一个坦克师？日本高级军官为什么要跟随步兵发起突袭冲锋？这简直是得不偿失的蛮干。
诺门坎战役前，日军关东军最精锐的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狂妄叫嚣，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联三个师，而诺门坎战役的结果是，二十三师团全军覆没，小松原“英勇”地剖腹自尽。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的中国军队拥有了苏联那样的武器，抗日战争会是什么样子？
日军在攻打衡阳南郊的山丘时，就严格地按照步兵操典，机械地运用中国古代的攻城战术，士兵们抬着云梯像蚂蚁一样前赴后继，死再多的人也在情理之中。
日军的聪明程度远远不如八路军。八路军攻打日军的炮楼时，用床板和湿棉被制作而成的“土坦克”抵挡日军的机枪扫射。而日军在衡阳城外的萧家山和张家山，面对第十军的机枪扫射，却只有二球精神。
日军死不足惜。他们不是被中国军人打死的，而是笨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