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这是当年很有名的一个名字。。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作战的路线，全部在他的掌握和预料之中。而他，已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蒋百里先在日本军校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走了日本天皇的佩剑，让同期的日本同学捶胸顿足。后来，蒋百里又留学德国，专门研究德国军事，把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后人称道蒋百里，是因为他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军事观点，他的变南北抗战为东西抗战理论更是令后人叹为观止。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蒋百里向国防部建议，一定要迫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后来，中日之间的作战路线，果然就走这条路。
然而，这也是一招险棋。所以，蒋百里又告诫蒋介石，一定要警惕日本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线路，即从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先占领汉中，再攻取四川与湖北。如果日军走这条路线，亡国必矣。
那时候，中国军队最有威力的武器叫做“三十二倍十五榴”，这些来自德国的超级大炮也被部署在黄河西岸的潼关，用来对付东岸的日军。据说，这种超级大炮，射程高达20公里，一颗弹头就重达50公斤。
而潼关，自古都是重要关口。卡住潼关，就能够防止日军进入陕西，继而重蹈当年蒙古灭宋的覆辙。
1943年夏天，日军按照蒋百里当初的设想在进攻，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步步受挫。日军旨在打通宜昌、直逼重庆的计划一再受挫，于是进行疯狂的军事报复。
距离宜昌300多公里外的湖南南县，七十三军一万余人在转战常德的途中，与日军发生了遭遇战。七十三军属于湘军序列，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至今，在长沙的岳麓山上，还有七十三军死难将士纪念碑。然而，此时，在开阔地上，在水田河网间，七十三军面对强敌，只能且战且走，随同一起撤退的还有两万多名百姓，日军天上飞机，地面军队，洞庭湖面上还有舰艇，行动迅疾，兵力雄厚，将七十三军和老百姓包围在南县厂窖镇。于是，厂窖惨案开始了。
厂窖惨案，日军三天屠杀三万人，创下二战史上单天屠杀的最高纪录。可惜，这笔血债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
厂窖镇位于洞庭湖的一个半岛上，长十几公里，宽四五公里，三面临水，只有一条道路与外界相通。七十三军与百姓被逼入这座半岛，就是面临死地。
日军在飞机轰炸和舰炮轰炸后，陆军开始登上了这座半岛。
郭鹿平是那场惨案的幸存者，至今回忆起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老人还充满悲愤，全身颤抖。郭鹿平家在街上开有一家药店，大屠杀发生前，看到难民成群结队地从门前经过，郭父意识到要发生大事，把家中的女眷和弟弟送到益阳避难，父子两人看守着药店。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炮弹也在街面上爆炸，父子二人为了安全，就跟随着逃难的人来到了一户姓李的人家。那户李姓人家是个大户，有高大的院墙，他们幻想着高墙深院能够阻挡鬼子的进攻。当时，院子里躲藏了100多人。
这一天是1943年5月9日，老人记忆非常深刻。清晨，日军荷枪实弹，砸开了李家大院的院门，端着刺刀，逼迫他们来到附近学校的操场里，操场里还有很多人。日军将他们每个人的右手绑在一起，然后要求他们都靠墙站着。大家惊慌不安，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郭鹿平还在想着，是不是日军要抓大家去做苦力？突然，站在第一排的一个人大喊了一声：“鬼子杀人了！”郭鹿平循声望去，看到呼喊的是村中一个姓曹的木匠，日军的刺刀捅在了曹木匠的胸脯上，曹木匠没有喊出第二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接着，站在郭鹿平面前的日军也动手了，他一刀捅在了郭鹿平的肚子上，刺穿了，郭鹿平仰面倒了下去，愤怒地望着鬼子。后面走来了另一个鬼子，在他的前胸处一连刺了七八刀，每刺一刀，鲜血就溅了出来。郭鹿平昏了过去。
下午，郭鹿平醒过来了，看到日军离开了，操场上躺满了尸体，死尸堆里间或还有哭声，那是和他一样死里逃生的人。郭鹿平想爬起来，浑身的伤口火辣辣地疼痛，他又昏死了过去。
郭鹿平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四周一片静寂，惨白的月光照着横七竖八躺倒的一望无际的死尸，空气中飘散着血腥味。郭鹿平解开手上的绳子，爬向身边的麦田。那时候的麦子已经有半米高了。
郭鹿平在麦田里躲避了两天两夜，饿了，就吃地上的青草和青苗。第三天，他被清理死尸的人发现了。人们看着遍体鳞伤的郭鹿平，感到17岁的他能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
厂窖惨案三天死难三万同胞，目前未有一人获得日本赔偿，甚至连日本的一声道歉也没有。
这段惨痛的历史，就这样悄然消失。
在厂窖惨案中，因为七十三军面临绝境，被日军疯狂赶杀，余部转战到了常德一带，退出了鄂西会战。
多年后，从日军的揭秘档案中，人们得知，当时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挫败中国将士的斗志。日军想尽快占领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战事，以便让更多的军队开赴太平洋战场。那时候，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武器装备更为优越的美军正与日军逐岛争夺。
然而，中国军队依靠着山形地势，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军殊死抗争，至死不降。
鄂西会战中，与第六战区战斗序列对垒的是日军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
横山勇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从时间上来算，应该是蒋百里的师弟，横山勇求学期间，与日军侵略战略的理论家石原莞尔、日军总参谋长饭村穰齐名，当时，他们三人被称为“三羽鸟”。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百里才是日本士官学校里最有名的毕业生，这一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达成了共识。
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维新后，积极扩军备战，要拓宽疆域，首先依靠海军，所以日本的海军要强于陆军。因为日本很早以前就提出“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所以，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精华，而关东军的整体能力又强于海军。
日本对华战争全面打响后，横山勇来到了东北，任日军第一师团师团长。第一师团是日军最早的六个师团之一。这六个师团和以后的近卫师团，统称为日本第一等师团。横山勇能够担任第一师团师团长，可见天皇对他的重视。
全面抗战开始后，横山勇一直在东北养精蓄锐，防备苏联攻击东北。自从诺门坎战役后，日本才意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尽管经过了严酷的肃反，但是苏军的整体实力仍然超过日军，装备和武器更不能同日而语，蜷伏东北的日军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就在鄂西会战开始前，横山勇才从东北来到武汉，从第四军司令官的位置，挪到了第十一军司令官。原来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了，死得极为窝囊。
冢田攻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比横山勇早两届。日本人的姓氏，很多都以居住地的特点为姓氏，想来横山勇家的门口横着一座山，而冢田攻家的门口则建了一座坟墓吧。
冢田攻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冢田攻是攻占南京的直接指挥者，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纲要》，又亲自下令“血洗南京”，还一手策划了遗臭万年的“慰安妇制度”。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坏透了的老鬼子。
冢田攻是在鄂西会战前的半年时间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此前第十一军的司令官是阿南惟几。日军第十一军下辖6个师团，各种人员加起来，有23万人，是当时在华中地区最强悍的部队。
鄂西会战开展前夕，冢田攻坐着专机去南京开会。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的专机遭到藏在深山中的桂系高射炮连的射击，一炮就击中了座机，冢田攻“壮烈殉职”。
就在冢田攻的飞机被击落的同时，日军的任命书也下达到了武汉，冢田攻被任命为大将。所以，冢田攻之死，诞生了一个纪录，他成了被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将领。而日军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则是山本五十六大将，日本海军总司令，他也是坐在专机上被美军炮弹击落的。
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倒霉将军，还有好几个：饭冢国五郎、酒井直次、楠木实隆……
饭冢国五郎，他家门口还是有一座坟墓，他死在自己那个亮光闪闪的钢盔上，饭冢国五郎当时戴着优质钢盔舞着战刀让日本记者拍照，突然被中国哨兵发现后，一枪毙命。可见，日本人名字中带个“冢”字的，都没有好下场，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酒井直次死在地雷上，工兵都顺利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偏偏他骑着马过去的时候，就一蹄子踩在铁西瓜上。
前几个还没有什么，毕竟是死在战场上，楠木实隆最倒霉了，他死在检阅部队的路上，是被马夫三枪打死的，三枪都是面对面打在胸脯上，想救都没法救了。
抗战时期，日本有百名将军死在中国战场上，他们死得各有特色，千姿百态，让人拍案叫绝。
冢田攻死了，横山勇急急上任，他改东北的战略防御为武汉的战略进攻。
横山勇是一个战术素养很高的日本将军。
横山勇接手十一军后，仔细研究华中战区，认为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宜昌也是战略要地。此两地的重要性胜过长沙和武汉，于是向大本营建议发动鄂西会战。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我之所以要详细写到横山勇，因为接下来异常惨烈的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同样都拜此人所赐。
1943年夏天，中日双方的一场大决战打响了。日军在攻，中国军队在守。
中国军队从宜昌到石牌之间铺开，阻挡十万精锐日军。几十公里长，几十公里宽的崇山峻岭间，枪弹横飞，杀声震天，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都在反复争夺。鲜血染红了河水，也染红了山岩。
抗战老兵周家华说，当时，三十军奉命坚守宜昌外围，他所在的部队赶往前线的路上，凡是看到的村庄，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没有一家房屋是完好的，路过一条山谷，山谷里堆满了死尸，有抗日将士的，也有老百姓的，战士们都是向前冲锋的时候倒下去的，伤口也都在胸前，可见没有一个逃兵，全部战死了。山谷间空气很污浊，有一种腐臭的气味。当时，他们想将这些抗战将士掩埋了，可惜没有时间。战事紧急，他们踩着这些烈士的尸骨赶往前线。
当时，三十军的军长是池峰城。池峰城被人熟知，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在那场杂牌部队大胜的战役中，池峰城是师长，隶属于西北军，坚守运河，部队伤亡极大，几乎弹尽粮绝，池峰城向集团军司令孙连仲请求：“给西北军留点种子吧。”孙连仲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在过去军阀混战中，军阀都是保存实力，见机行事。而这次，孙连仲斩钉截铁，“士兵打光了，你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贵为集团军司令的孙连仲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夜晚，池峰城组织敢死队五十七人，每人一把大刀，一把驳壳枪，戴日军钢盔，穿日军军服，腰间挂满手榴弹，突袭敌营，终于把日本人击退了。天亮，敢死队归队，只剩13人。
九十四军一二一师抗战老兵熊胜华说，当时的战役非常惨烈，每个士兵上战场前，先写好灵牌，交代战友，如果有谁活着回来，就逢年过节给自己烧张纸钱。有些会写字的战士，还写家信，信中慷慨激昂，视死如归。那时候上战场，大家都没有想着能活着回来。
熊胜华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名叫王家大包的山上，山下是一条溪水，溪水另一边的山上驻扎着日军，中日两军隔溪而望。有时候，国民党军队会趁着夜色朦胧，偷偷涉过溪水，爬到敌人营地的附近去抓哨兵。还有一次，他们故意引诱敌军夜晚来袭，骗日军陷入包围圈，一举消灭日军100多人。
一二一师师长戴之奇这时候已崭露头角。几年后，他在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青年军中担任二○一师师长，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战败自杀。
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电给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石牌天堑，应派一师防守。”
陈诚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十一师和自己的爱将胡琏派在石牌防守。
石牌狭窄逼仄，无法摆放更多的人马。
5月26日，在宜昌及周边地区激战正酣时，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要胡琏等诸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
胡琏带着人马，依托江防要塞，严阵以待。前方，江风猎猎，枪炮声声，石牌保卫战即将打响。
石牌峨峨，江水汤汤。
士兵们在写信，驻守石牌要塞的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也在写信。士兵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胡琏也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