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宁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儒生。他以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按照儒学礼制规范人们的言行。因而，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众多的避难者之后，他就向人们宣讲《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深奥内涵，并陈设俎豆，饰威仪，讲礼让。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以高尚的道德感化民众。在他们居住的深山中，地下水位很低，凿井不易。仅有的一口水井又很深，汲水困难。因此，每当打水人多的时候，总是男女错杂，有违儒家礼制。有时，还发生因争先恐后而吵闹以至械斗之事。管宁看在眼里，忧在心中。于是，他自己出钱买了许多水桶，命人悄悄地打满水，分置井旁，以待来打水的人。那些年轻气盛的粗莽壮汉，见到井边常有盛得满满的水桶排列整整齐齐，个个惊奇万分。他们终于打听到是管宁为避免邻里争斗而为之，不由得反躬自省而羞惭万分，遂各各自责，相约不复争斗。从此之后，邻里和睦，安居乐业。有一次，邻居家的一头牛，践踏管宁的田地，啃吃田中的禾苗。管宁没有把牛打跑，怕这头无人管束的牛被山中野兽咬死。他命手下人把牛牵到荫凉之处，饮水喂食，照料得比牛的主人还要细心。牛主失牛之后，到处寻找牛的下落。当他看到自己的牛非但没有被殴打，而且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十分愧疚，千恩万谢地离去了。就这样，管宁以自己宽容礼让的节操感化了周围的民众。他的名声也传遍了辽东郡。原本因管宁不愿与自己合作而心怀不满，进而又对其来意疑虑重重的公孙瓒，也理解了管宁隐居求志的初衷，长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
一个活得洒脱的人，不应为身外物所累。不受富贵名利的诱惑，具有高风亮节的君子，其胜过争名夺利的小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君子保持自我的人格和远大的理想，超然物外，不为任何权势所左右，甚至连造物主也无法约束他。遵从大义，相信自我，一个有为的人理应锻炼自己的意志，开阔自己的心胸，铸造自己的人格，不为眼前的名利所累，把眼光放得长远。具有了人定胜天的气概，广阔天地任我驰骋。
木石之心远离欲境
进德修道，要个木石的念头，若一有欣羡，便趋欲境；济世经邦，要段云水的趣味，若一有贪著，便坠危机。
凡是培养道德磨练心性的人，必须具有木石般坚定的意志，如果对世间的名利奢华稍有羡慕，那么就会落入被物欲困扰的境地；凡是治理国家拯救世间的人，必须有一种行云流水般淡泊的胸怀，如果有了贪图荣华富贵的念头，就会陷入危险的深渊。
靖难之变后，朱棣攻下应天，继承帝位，改号永乐，史称成祖。论功行赏，姚广孝功推第一。《明史》有一段叙评：“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曾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故成祖即位后，姚广孝位势显赫，极受宠信。先授道衍僧录左善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拜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成祖与语，称少师而不呼其名以示尊宠。然而当成祖命姚广孝蓄发还俗时，广孝却不答应，赐予府第及两位宫人时，仍拒不接受。他只居住在僧寺之中，每每冠带上朝，退朝后就穿上袈裟。人问其故，他笑而不答。他终生不娶妻室，不蓄私产。他曾因公干至家乡长洲，悉将朝廷所赐金帛财物散给宗族人。惟一致力其中的，是从事文化事业。曾监修太祖实录，还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学术思想上颇有胆识，史称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当然，也曾招致一些人的反对。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三月，姚广孝84岁时病重，成祖多次看视，问他有何心愿，他请求赦免久系于狱的建文帝主录僧溥洽。成祖入应天时，有人说建文帝为僧循去，溥洽知情，甚至有人说他藏匿了建文帝。虽没证据，溥洽仍被枉关十几年。成祖朱棣听了姚广孝这惟一的请求后立即下令释放溥洽。姚广孝闻言顿首致谢，旋即死去。成祖停止视朝二日以示哀悼。赐葬房山县东北，命以僧礼隆重安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并亲制神道碑表彰其功。
由于贪图名利或浮躁的念头，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才发生了偏离。所以《菜根谭》要求我们“具木石心”，始终专一坚定，矢志不渝，把人做得更为高妙。云水逍遥之处，才是自由快乐的家乡。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轻则身败名裂，重则身首异处。而姚广孝具有木石般的坚定信念，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上，表现出过人的智慧，而且在功成名就时不贪功、不争利，以忍让保全身名。因此，他的人生宛如云水般自在潇洒，达到了圆融完满的境界。
风雅不失穷不潦倒
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景色虽不艳丽，气度自是风雅。士君子一当穷愁寥落，奈何辄自废弛哉！
贫穷的人家要经常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穷人的女儿要把头梳得整整齐齐，虽然没有艳丽奢华的陈设和美丽的装饰，却有一种自然朴实的风雅。有才之君子，怎能一遇穷困忧愁或者际遇不佳、受到冷落，就自暴自弃呢！
有一次，庄子穿着一身补了又补的破衣裳，鞋子也破得套不住脚了，只好拧了一股麻草将鞋子绑在脚上。就是这副样子，庄子还去拜访魏王。
魏王看到庄子的情景，便吃惊地问：“先生为什么会潦倒成这样子呢？”
庄子便纠正道：“是贫穷而不是潦倒。读书人有事业，有德行，却实行不了，这就是潦倒。衣服破了，鞋子破了，是贫穷而不是潦倒。这就是常说的不遇时啊。大王难道没见过那既会爬树，又跳得高的猴子吗？当它找到了楠竹、楸树、樟树等高大林木，便能攀援着树枝，在林中荡来荡去，既惬意又自如，即便后羿和逢蒙这样的古代射手，也不能斜眼看它。这是它遇到适合环境时的情景。等到落到黄桑林、丛生的小枣树，乃至枳壳、枸杞这类低矮的林木中时，那它就只有小心翼翼地步行，连眼也不敢斜视。这并不是它的筋骨变得僵硬，不柔韧灵活了，而是环境不利，不能施展它的技能了。”
贫寒潦倒不改操守，依然值得敬仰。穷人孩子不妨将头梳得整齐一些，把地扫得干净一些，这本是举手投足之劳，虽在清寒之地，朴实典雅，却如一枝莲荷，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操守自然高洁。富多炎凉亲多妒忌炎凉之态，富贵更甚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此处若不当以冷肠，御以平气，鲜不日坐烦恼障中矣。
人情冷暖之变化，富贵之家比贫苦人家更显得明显；嫉妒的心理，在至亲骨肉之间比外人表现得更为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能用冷静的态度予以处理，以平和的心态控制自己，那就很少有人不是天天处在烦恼的困境中了。
三国时，曹操被刘备在汉中击败，退入邺郡，还没有安定下来，关羽就发动了襄樊之战。曹操拖着老病（头风病）之身，先到洛阳，又南下摩陂，得胜之后回到洛阳，已经是劳病交瘁，无心回邺城了。刚刚过了半个月，病情加重，于公元220年1月病死在洛阳，享年66岁。曹操一向提倡节俭，自然也反对厚葬。他在遗嘱中写道：
天下尚未安定，不要遵照古代的丧葬制度行事。安葬以后，文武百官人等都要去掉丧服。驻屯各地的将士不得离开驻地。官员们各守职位。我入殓时，要穿一般的衣服，不得用金玉珍宝陪葬。
可是关于谁继位当魏王，要不要让儿子赶快像周武王那样当皇帝等等大事，曹操到死也不说个明白。因为一来已经正式立曹丕为王太子，继位的事有了法律依据；二来他自己知道，死了以后的事也管不了许多，还是让自己最信任的大臣去办吧。
曹操的原配丁夫人没有生儿子。刘夫人生了个儿子曹昂，在征讨张绣时为救曹操而死。后来的卞夫人一共生有四个儿子：老大曹丕，老二曹彰，老三曹植，老四曹熊。其中老二曹彰勇武善战，曹操常常让他统兵打仗，立了不少战功。老四曹熊很软弱，早早地就死了。老三曹植富有文才，最得曹操和卞夫人的喜爱，曹操曾想让他继位，这自然引起老大曹丕的无限恐惧。后来近臣们以袁绍、刘表等废长立幼，引出变故的教训暗示曹操，才勉强立曹丕为王太子，不过曹丕对三弟曹植却一直放心不下。
曹操死于洛阳的时候，曹丕正在邺城坐镇，临淄侯曹植在自己的封地临淄，只有曹彰带着兵马从长安赶到洛阳。来者不善，曹彰开口就问主持丧事的贾逵：“我先王的玺绶现在何处？”这不明明要以武力夺取王位吗？贾逵马上板起脸来回答：“家中有长子，国中有太子，您可不该问先王玺绶的事！”曹彰不过是个武夫，吓得不敢再多嘴，拥护曹丕的大官们赶紧把曹操的灵柩运往邺城，并抢着以卞王后的名义，立曹丕为魏王。第二天，华歆也从许都拿着汉献帝命令曹丕继承魏王和汉丞相兼领冀州牧的诏书赶来了。曹丕顺顺利利地继承了父位，执掌了大权。
曹丕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想起了三弟曹植。过去是兄弟，而现在是君臣，地位完全不同了。恰巧曹彰和另外二十几位兄弟（不是王后亲生）都来奔丧，只有曹植没来，曹丕立即以魏王的名义，命令十分忠于曹操和自己的猛将许褚带兵，连夜赶往临淄，把曹植、丁议、丁捉到邺城。三个人都知道性命难保。果然，曹丕先下令杀死丁仪、丁和两家的全部男子，然后，曹丕要亲自治一下曹植了。
现在的曹植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像斗败了的公鸡，一进门就趴在地上，战战兢兢地等候大哥的发落。他心里非常明白，只要大哥牙缝里挤出半个“死”字来，他就得和丁氏二兄弟一样了。曹丕趾高气扬地开始训斥起曹植来。他说：“我和你在亲情上虽然是兄弟，可是在义理上却属于君臣！你怎么敢蔑视礼法，不来为先王奔丧？”曹植一个劲儿地叩头：“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曹丕继续威严地说：“先王在世的时候，你常拿着自己的文章在人们面前夸耀，我很怀疑是不是别人代你写的。我现在限你在七步之内吟诵出一首诗来。你如果真能七步成诗，我就免你一死。如果不能，就要重重治罪，决不宽恕！”曹植是有真才的人，这当然难不倒他。他抬起头来，闪着惊恐的泪眼，用乞求的声音说：“请大王出题。”曹丕说：“我和你是兄弟，就以我们兄弟为题赋诗，但诗中不准出现‘兄弟’的字样。起来试试吧！”曹植站起身来，慢慢走不到七步，诗已顺口而出：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一听不要紧，泪水不觉涌出了眼眶。曹植明明是把哥哥比作豆萁，把自己比作豆子。要燃豆萁来煮豆子，这不正像曹丕要杀害曹植一样吗？这时一直躲在里面的卞太后也痛不欲生地出来。哭着说：“当哥哥的为什么要这样狠心逼弟弟呀！”
富贵之家往往为了争权夺利而父子交兵或兄弟阋墙。人往往是有了钱还要更多些，有了权还要更大些；以至生活中终日钻营处处投机的小人，像苍蝇一样四处飞舞，个人的私欲总处于成比例的膨胀状态。如此现实，的确需要人们提高修养水平，用理智来战胜私欲物欲。否则亲情何在，富贵不保。可共患难勿共安乐当与人同过，不当与人同功，同功则相忌；可与人共患难，不可与人共安乐，安乐则相仇。
应该有和别人共同承担过失的雅量，不可有和别人共同享受功劳的念头，共享功劳就会引起彼此的猜疑；应该有和别人共同度过难关的胸怀，不可有和别人共同享受安乐的心思，共享安乐就会造成互相仇恨。
相传越王勾践自从会稽解围之后，打算让范蠡主持国政，自己亲自去吴国屈事夫差。范蠡说：“对于兵甲之事，文种不如我；至于镇抚国家、亲附百姓，我又不如文种。臣愿随大王同赴吴国。”勾践依议，委托文种暂理国政，自己携带妻子和大臣范蠡前往吴国。
在吴国，范蠡朝夕相伴，随时开导，并为之出谋划策。
越王勾践与范蠡等人在吴国拘役三年，终于勾践七年（公元前491年）回国。勾践问复兴越国之道，范蠡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其要义在于：尽人事、修政教、收地利。在这条方针指引下，越国渐渐富强起来，以后又开始了同吴国的争夺，越来越占据上风。
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只得派公孙雄袒身跪行至越国军前，乞求罢兵言和。
不久，越军灭吴。勾践封夫差于甬东（会稽以东的海中小洲）一隅之地，使其君临百家，为衣食之费。夫差难受此辱，惭恨交加。于是以布蒙面，伏剑自杀。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大功，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激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不由得浮想翩翩，迟迟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宦海得失、世态炎凉，自然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与家奴，驾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范蠡一身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初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起飞。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要他去向埋入荒冢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刎。
从古到今，能够同享安乐共受富贵的例子不多，倒是君臣猜忌、兄弟相煎、父子干戈的例子俯拾皆是。争杀的原因大都为富贵、安乐而相仇。想想人生在世，不过短短数十寒暑，争名夺利的结果，到头来也不过是黄土一堆而已。谁都知道这个道理，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功名富贵恰似过眼云烟，偏偏是当局者迷，不到盖棺难以清醒。人为什么只在患难之中才会团结呢？在有过之时盼望别人的原谅，在病中、在弱时盼望别人同情，可得势、强健时便忘乎所以。所以人生在世要勿争，争则陷入一种自寻的烦恼之中，不争则是与人相安的一种方式，而且欲为大事者连世俗之利都看不透，何谈追求。激流勇退功德圆满谢事当谢于正盛之时，居身宜居于独后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