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北镇上的生活很安逸，唯独遗憾的便是那时的他们已经年过三十却依然膝下无子，他的父亲虽然不说，但是母亲知道，到处的求医问药，请仙弄神。
六十年代的人，应该说精神生活远远的胜过了物质生活，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物质，也不懂得追求物质。他们甘于平凡，强大的红色精神洗礼着他们心灵的最深处，虽然不一定拥有什么，但总觉的自己没少什么。
那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红色的，红旗、红太阳、红袖标、红像章、红领巾等等，到处都述说着革命理想、革命豪情和革命意志。
由于庆丰比较老实工作又很勤勉，加上与生俱来的农村品行，喜欢帮助人，又会吹小号，所以很招人待见。当时镇上成立的公社又需要一名能够早中晚吹号的同志，所以庆丰被破格的变成了一名当时引以为自豪的公社同志。
上天总是会眷顾那些清苦善良的人，在庆丰进入公社的第二年，母亲张翠兰便有了身孕，人到中年是很容易多愁善感的，三十多岁得子也算是几辈修来的福分。孩子便代表了一切，庆忌的父亲也终于可以有脸面去见过世的爷爷。
父亲连夜回到了大山，在山脚下拜祭的时候，狂风吹的山涧呼呼作响，成千上万棵大树，迎风摆动，仿佛他的爷爷含笑在九泉一般。是的“庆忌”就是希望，家庭的希望，爷爷的希望，大山的希望。
九个月后庆忌出生了，隔壁的王产婆得意的吃着碗里的面条，她是那种阿谀奉承的嘴脸，贪吃的连说话都不愿停下张合迅速的嘴巴，每一口都努力的吞咽着。
父亲还特意在面里加了一块猪油，要知道当时别说吃猪油，就是能闻闻猪油味那也是一年一次的奢望。
王产婆用袖口擦着嘴边的面条汤，嬉笑着说：“老号啊！我就说你是儿子命吧！看看这男娃，哭的多响亮，一看以后就是个力状能干活的。”
庆丰从小在农村长大，大字根本不认识几个，于是从柜子里掏出了一张黄黄的叠纸，这是祖上几辈子留下来的，一直装在爷爷留下的箱子里。
庆丰用力的在桌角上抖了抖，一股土灰的味道，然后毕恭毕敬的交给了邻家的先生，据说是清朝末期的什么秀才，整天的咬文嚼字，似乎也只是孔乙己一类的人物。他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怎么看也不像个秀才。
先生轻咳了两声，用两个小拇指捻起黄纸，轻轻的摊看放在桌子上。抖了抖鼻梁上的眼镜说：“这个嘛！这个孩子从你这个族谱来看，单字一个“忌字”需要禁戒啊！”（其实后来才知道原来祖先是要我这代像庆忌一样日驰千里。）
说完，王先生又将这两个字写在了一张纸上，让后递给了庆丰，嘱咐他收好。
庆忌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的生机，虽然很累，但是母亲依然每天都挂着笑容。
时间的流逝是谁都无法挽回的，转眼间庆忌六岁了，他已经懂事了，会围着大人们打混，会伸手找母亲要饼，母亲总是笑盈盈的将刚烙好的高粱面饼用旧时的牛皮纸包起来，弯腰递给庆忌，
“妈妈的烙的病真好吃！”他满眼眯着笑容，大口的吃着，母亲也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