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生活时代与日本未来

第七章：生活时代与日本未来1、被浸蚀的日本精神2、态度自发变迁的困难3、日本的战争选择与人类的自我毁灭4、新文化、新时代与新条件5、生活时代与非战情怀6、日本精神的终结7、日本民族的新生1、被浸蚀的日本精神关于日本精神未来走向的探讨，需要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探讨相伴随。真正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所谓预测，不过是从当今现实中看取走向未来的趋势，仍然立足于当前。在天体运动中，对趋势的把握可以完全依靠牛顿力学的理性分析能力，演算地球运行的轨迹，以明确后年的今日地球会在某处。但对于人生社会趋势的把握，却没有一个完全可用的理性公式，人们需要依靠综合的会悟能力。要避免会悟偏离太多，就需要将某一事项的会悟，放到一个更大的场景中进行。好比我们在考虑中国气候的变化趋势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到整个地球气候的变化趋势。关于日本，在当今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个生活情感消解日本精神的趋势。日本精神存在潮涨潮落现象，但当今时代日本精神的低落，仅由潮涨潮落的原理实际尚不足以解释。在此中，我们更发现日本精神被生活情感浸蚀的现象，而这种浸蚀现象，向我们昭示着日本精神被内在消解的新趋势。此中所谓浸蚀消解，不再只是影响日本精神的存在状态，而是影响及于日本精神的实体本身。如果说此前日本精神的潮涨潮落只是弹簧的振荡，则生活情感的浸蚀则是在消解着日本精神弹簧的弹力，或者说从物质实体上消解着弹簧本身，是弹簧慢慢被腐蚀掉。日本精神的基础在于人类的原始斗争本能，在前面，我们曾经强调原始本能的顽固性，强调日本精神难以被舶来文化精神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精神将会永世长存。日本精神不受舶来文化影响的另一面，就是日本精神将会被舶来文化精神一举击溃，区别只在于条件是否成熟。在人类发展水平尚未取消群际斗争的价值时，舶来文化精神对于日本精神确实没有多大影响力，斗争的价值将会构成对日本精神的强力支撑。但在人类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使得人际群际斗争基本上有害无益时，日本精神就会失去支撑因素，适宜的舶来文化精神就能够一举击溃日本精神。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看到生活情感对日本精神的浸蚀作用。生活情感的迸发，是当今时代区别于以前时代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独特现象，又是基于独特的当今人类历史条件。当今时代的独特之处，是其生产力水平已经足够发达，已经足以保障人们养生所需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其结果已经使人类自发进入到享受生活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可以参照汽车时代的说法予以理解。当汽车还很昂贵，仅少数人用得起汽车时，还不能说人类已经真正进入汽车时代，只有当普通人都买得起汽车，汽车已经成为寻常代步工具时，才可以说人类真正进入了汽车时代。比如近两年中国的工薪阶层也开始买车代步，便昭示着中国汽车时代的来临。同样，当只有少数人不愁温饱，能够享受生活时，人类其实还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时代，只有当大多数人都不再为温饱问题犯愁，都能够享受生活，追求快乐时，人类才算真正进入到享受生活的时代。享受生活的最自然选择是娱乐，因此享受生活的时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征，那就是影星、歌星、球星等娱乐性人物所受的大众追捧。古代也有表演戏剧的优伶，但他们主要是为达官贵人服务，普通老百姓通常只能沾沾光。在这种情况下，优伶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并不高，他们被达官贵人视为玩物，日子并不比普通老百姓好过多少。但今日社会则进入了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随意欣赏电影、歌曲、足球比赛的时代，其结果是使娱乐型人物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在追星族的簇拥下，娱乐大师们获得了远超一般科学家的收入，其社会地位也俨然高出于普通老百姓之上，比之寻常达官贵人不惶多让。当然，当今人类开始享受生活，还只是一个自发现象，是人类不再为温饱问题犯愁之后，自发形成的生活情感。人们还没有形成关于快乐生活的意识自觉，还没有领会人类快乐生活的辩证性、社会性与精神性，没有以此自觉地指导自己的生活。因此，只能说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享受生活的时代，还不能说人类已经进入意识自觉的生活时代。但即使是如此，自发的生活情感也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乃有享受生活的情感对日本精神的浸蚀现象。日本精神遭到浸蚀的一个最鲜明表现，就是日本人的低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中，最近二三十年日本一直保持着很低的生育率，平均每个日本妇女只生育约1.4个孩子。当今日本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典型的老年社会，甚至开始步入人口衰减期，人口总数逐年减少。当本尼迪克特书写《菊与刀》之时，日本人大约还象传统中国人一样有多生多养的习惯，但现在，日本人却转而成为生育意愿极低的人们，其原因何在？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日本的问题。了解到当今中国城市里的八零后九零后不愿多生孩子的原因，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当今日本人生育意愿降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经济腾飞后，日本人有了享受生活的条件，逐渐养成了享受生活的情感。而生养多个孩子，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影响父母的生活享受。其中不仅仅是要消耗父母更多的精力，还要消耗父母更多的财力，从而减损父母享受生活的可能性。特别地，在享受生活的年代里，为孩子的生长、娱乐、教育、健康等所花的费用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给父母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怀有享受生活的愿望的人们，会很自然地减低生养多个孩子的兴趣。为了享受生活就少生孩子，这与日本斗士鄙弃七情六欲的义务精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当今中国的生育问题实际比日本更严重，而且还引出了更大的教育问题，可是某些人惑于中国的人口总数，还在坚持一胎化政策，实是后患无穷。有条件时，当专论此事。）除了低出生率，当今日本社会的宅男宅女现象也很突出。即有不少日本人成年后，没有自己独立成家的兴趣，依然宅在年老父母家中，享受父母的生活照顾。甚至有一些人放弃了工作挣钱的想法，成为完全靠父母养活的宅男宅女。而这些不思进取的宅男宅女，与注重自我修炼，关注个人名誉的日本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种种迹象表明，享受生活的情感已经浸蚀了日本精神，这是深入骨髓的从内至外的腐蚀。享受生活的情感为什么会对日本精神具有浸蚀性？日本精神是一种人际相争相斗的精神，其基础是人类的原始斗争本能，而原始人类为何相斗？无非就是求生存，而享受生活的前提正是养生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得到基本保障，使人类不再为温饱问题犯愁，因此，享受生活的情感的出现，就意味着日本斗士精神的目标的崩解，也就是使斗士精神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如此，享受生活的情感自然对日本精神具有深入到骨髓的浸蚀****终究是人类的最终目的所在，能够在心灵的最深处打动人心。古代中华的生活精神之所以不具有消解日本精神的能力，就是因为当时人类仍在为温饱问题而努力，中华的生活精神，也是通过包容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的方式，才获得其主导地位，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人际斗争、群际斗争就仍有其价值，故中华的生活精神对日本精神不具有消解作用。但是现在，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类相争相斗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日本精神失去了价值支撑，就如失去了自我保护的外壳，享受生活的情感就能够浸入日本精神，对日本精神产生致命的腐蚀。日本精神遭遇生活情感的浸蚀，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想象日本精神的终结呢？在日本精神的核心深处，会不会激起一种针对浸蚀现象的自救性反应呢？这就涉及到人类基本态度的变迁问题。2、态度自发变迁的困难当今人类的生活情感还处于自发状态，只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自发欲望，还形没有形成追求快乐生活的意识自觉。在这样的自发状态下，我们将见识到人类基本态度变迁的困难。日本斗士精神以斗争本，而人类斗争之终极表现是战争。要看日本精神如何变迁，不妨先看一下当今人类面对战争的毁灭性前景的态度。由于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当今人类实际上已经在极力遏制自己的战争兴趣。美苏之间几十年的冷和平，原子弹的恐怖平衡被认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人类最终能够依靠应对现实的自发需要即从根本上改变其基本态度？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曾说到态度变迁的问题，如其所言：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若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连系起来，就罢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宏见扩传益广。（吾P54）林语堂或许认为，现实需求本身即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态度，因为他相信此中不需要灿烂的学理，而只需要自存的本能，而自存的本能当然是基于现实需求本身。但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林语堂的判断并没有成为现实。比如现在的美国人当然意识到了和平的重要，但在缺乏新精神引导的美国人，其斗争倾向并没有因此消减，他们一心想让美国拥有足以保证美国绝对安全的超级武装力量，认为这是和平的重要保证，殊不知正是他们的这种想法让这个世界感到非常之不安。虽然冷战时代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美国人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冷战思维。可以说，美国人并没有因为现实需求本身即改变其由西方文化所决定的基本态度。只因为没有新的文化精神来来征服美国人的心，美国人至今不知道，和平不是靠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控制来实现，而是靠两方之间的相互尊重来实现。说到底，美国人即使是在追求和平，也依然保持着战争心态，他们是要以战止战。而基本心态之未改变，就是因为他们仍在西方文化引导之下，仍然有一颗群际斗争的心。美国人或许认为，只要强大的武装力量保持在道德高尚的人手中，战争就可以避免，但他们忘了，战争通常都是以高尚道德的名义发动的。希特勒的战争，宣称要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为德国人民争取生存空间，而当时的德国人民，显然觉得争取生存空间是德国人的天赋权利。日本人的战争，则宣称要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东亚人民，实现大东亚共荣，而当时的日本人民，显然也都支持皇军的圣战。即使露骨地表明是要争夺殖民地，身处其间的人依然可以发现他的正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北一辉就认为日本的扩张充满正义，是实现国际公正的需要，因为与殖民大国相比，日本乃是国际无产者。如其所言：“英国财富之多遍及整个世界，俄国在北半球拥有广袤的土地。在国际交往中基本上是处于穷国地位的日本，难道无权以公正的名义为打破这些垄断而战吗？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赞同无产阶级的国内斗争；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们可以称之为国际无产者的国家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这完全是自相矛盾……日本，这个国际社会中的无产者……求助于战争来纠正国际领土边界问题上的不公正状况，这是人们应该无条件支持的事情。“如果日本在目前的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协同作战，那么这支军队将一举使俄国屈服，德国海军在欧洲能够碾碎英国舰队，日本则能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击败英国舰队。这意味着日本能够很容易建立起一个北起俄国、南至澳大利亚的大帝国。”（为P216）很明显，北一辉所追求的公正，只是强盗之间的公正，对于被殖民各国是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的，可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充满正义。就是今日美国人，也已经无法阻止高尚的道德不成为战争的借口。比如美国人攻打伊拉克，最初的说法是要阻止萨达姆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阻止其与基地组织结盟。打下伊拉克后，美国人把伊拉克掀了个底朝天，却没有找到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与基地组织结盟的证据。于是美国人又补充一个理由，说是要推翻独裁统治，解放伊拉克人民，为伊拉克民众谋幸福。而到最后，当伊拉克还是一个烂摊子，伊拉克人民离幸福更为遥远的时候，美国人发现自己付出的军费太多了，于是他们又认为，伊拉克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伊拉克的事情只能由伊拉克人自己负责，于是，他们撤军了。因此，当美国人的反导系统建设得足够强大，使他们确信中国的导弹已经被完全被锁死之际，他们就有可能发现，中国的某个行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他们将以保卫和平的名义，进军中国。人皆有侥幸心理，总希望糟糕的局面不会真的出现。地球温室效应已经人尽皆知，但很少有人因此主动放弃高耗能的生活享受。人们一厢情愿地希望，地球温室效应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因此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自发反应即可以改变基本态度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气候问题上是这样，战争问题上同样如此。因此，基本态度的真正转变，仍然需要有灿烂的学理来引导，而不可能自发实现。此无他，只因为人是精神自觉的人，精神自觉的人实际都以一定的文化精神以核心，以此形成自己的基本态度。现实的考量或许可以改变人们对某些具体事项的看法，但基本态度的改变，却需要通过文化精神的改变来实现。说到底，这也就是生命性文化的保守性问题。中国人在近现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之所以经常会遭受保守的批评，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基本态度尚未完全改变之故。中国人在具体事项的分析中大都知道西方模式的好处，但因保守性总是改变为难。因此，新的态度终究需要新的文化精神来引导，需要有灿烂的学理。具体到战争问题，如果人类要想真正摆脱战争恶梦，就必须由厌兵疾武的文化精神来引导，而不是靠美国的超级战力来支撑。阳光民族改变战争基本态度尚且困难，日本幽灵民族当然就是难上加难。阳光民族的基本态度，可以被文化观念所改变，而幽灵民族的基本态度，因为基于本能，在文化观念面前将表现出更为顽固的保守性。日本幽灵在取舶来文化之用时是并不保守的，这让本尼迪克特曾经对日本人的和平路线充满希望。但战争之事，涉及的不是日本人的舶来文化之用，而是斗士精神的本体自身。而涉及日本之体者，日本人实际有更顽固的保守性，因为本能的东西，更难因为意识自觉而改变，除非这种意识自觉能够消解斗士精神自身。日本人的战争热情，乃由日本斗士精神本身所决定，而不是由于舶来文化所导致。人类斗争之极致即是战争，战争是日本人的天然爱好。虽然我们也说到，生活情感对日本精神具有内在腐蚀性，但自发的享受生活的情感，终究还达不到腐蚀人的本能的程度，因此，一方面，享受生活的情感会腐蚀日本精神伸展出的根系，但另一方面，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斗争本能又会不断修补这受损的根系，其现实表现，就是日本人心中会有挽救日本精神的冲动。而在没有跃迁式发展前景的情况下，战争的刺激就是提振日本精神的最有效手段，因此也会成为挽救日本精神的直接冲动。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乃是，在日本精神遭受浸蚀，有消亡危险之际，在美国占领体制下坚持了几十年和平路线的日本人，现在开始重新选择战争路线。3、日本的战争选择与人类的自我毁灭安倍选择战争路线，未必是因为他觉得战争对当前的日本民族有什么好处。单纯的利益思考，甚至可以很直捷地下一个结论：在中国崛起已经无法逆转的情况下，战争对日本人决无什么好处可言。但安倍为什么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战争路线呢？此无它，只因为安倍已经惶恐于日本精神的低落，惶恐于日本精神所受的浸蚀，本能地想要通过重走战争路线以激活日本精神。今日日本重走战争之路，除了挽救日本精神的冲动外，还与其二战心愿未了有关。这种心愿未了的心态，正与一战后德国人的心态颇为相似，为日本民族重走战争路线提供了一种惯性势能。有人说，今日德国人能够真诚反省历史，走和平主义道路，是因为他们彻底失败了两次（一战和二战）。第一次失败后，德国人实际上是一心想要洗涮一战失败的屈辱，从而为希特勒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两次失败之后，德国人才终于痛彻心扉，知道了征战杀伐的不可取。而只彻底失败了一次的当今日本人，正如一战后的德国人一样，正一心想要成为“正常国家”，甚至在还需要依靠美国人之时，就已经开始谈论东京大轰炸和原子弹带给日本的苦难。而美国人在战后强加的体制，则被视为对日本精神圣洁性的直接沾污。看来，日本人对美国人并没有彻底服气。同样，面对俄国人，他们也展现了誓夺北方四岛的坚定决心。与一战后的德国人相比，日本忍者只是更能隐忍，更有谋定而后动的韬光养晦而已。但是还会有日本人的二次大战吗？历史似乎已经不可重演，因为今日美国如此强大，应该足以掌控局面。但是美国人自己有掌控局面的足够自信吗？带着冷战胜利的巨大自豪感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人，现在是否已经有了一丝力不从心的感觉？因此当面对中国时，他们是否已经在渴望以夷制夷？当年英法忧虑于红色苏联，因此容忍希特勒德国的崛起，指望希特勒帮他们去除心中的红色忧虑，今日美国人也干着类似的事情，他们不希望中国强大到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程度，因此指望日本的“复兴”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以永远维持其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但是日本人是否真会如美国人之愿，甘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当年希特勒德国虽然最终还是如英法之愿攻打了苏联，但在攻打苏联之前，他们却先灭掉了法国，而且一度让英国危如累卵。有人说，当年希特勒德国的国力超过法国，所以敢于反戈一击，而今日美国的国力远超日本，所以必能让日本人服服贴贴。但是由于原子弹等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拼死一搏之际，综合国力是否真的比科技实力和决胜意志更能让人感到自信？当今日本人不仅心愿未了，更需要通过战争来挽救日本精神，挽救日本的决心就会令他们有拼死一搏的感觉。日本人曾说，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造出数千枚原子弹，这话可不是吹牛。关键在于，战争是日本斗士精神的天然选择，如果还有人纵容，日本人必将会有得其所哉的感觉。但是应当如何评估日本人的战争路线？这仅仅是中国人或美国人的麻烦吗？关于当今日本人的战争选择，我们实际必须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终将走向毁灭，至少会与天地同朽。但在人类毁灭的种种可能性之中，我们终究不希望走上自我快速毁灭的道路，恰如人生在世，多活一天总是好的，何必要自掘坟墓，瞬间死亡呢？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之一便是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走向毁灭，而实现这一可能性的因素何在？放眼世界，我们发现唯有日本具有将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潜质。美国人和俄国人都有毁灭人类的能力，但他们终究不失其基本的人类理性，不会走到让全人类自我毁灭的地步。某些喜欢搞自杀性恐怖袭击的组织或许有毁灭人类的意愿，但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即使他们某一天偶然搞到了一颗原子弹也谈不上毁灭人类的能力。实际上，在他们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中浸透着绝望，因为他们无力正面对抗美国人、以色列人，只能以此展示心中的愤怒。他们的力量在本质上是弱小的。既有毁灭人类的能力，又有毁灭人类的意愿者，唯有日本。有人说，现在的日本人是那么的彬彬有礼，怎么会有毁灭人类的意愿呢？他们忘了，日本斗士通常都是彬彬有礼的。当今日本基于挽救日本精神的需要，选择重走战争之路，但当今日本相对于美国、俄国、中国的力量，已经无法与当年的日本帝国同日而语。在这个时候，那些意欲挽救日本精神的日本人，为要重振日本精神的声势，就只有采取趋于极端的干法。战争本来就是重振日本精神的极端办法，没有希望的战争更会让挽救日本精神的人感到内心的惶恐，从而倾向于采取极端方式增进战力，改变局面。而改变局面的最佳办法，就是起用原子弹、病毒战剂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没有一个群体会在平时即有毁灭人类的欲望，需要看的只是冲突扩大无法收场时，谁会不惜一切代价，谁会视死如归。放眼世界，唯有“看透生死”的日本武士道能够轻松至于如此境界。将宗教狂热引导下的自杀式袭击者与剖腹自尽的日本武士一相比，我们会发现日本武士在剖腹自尽时实际出奇地冷静。能够冷静地剖腹自尽的日本人是真正的视死如归者。美国人之所以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原因之一乃是被日本人当时“一亿总玉碎”的决心所震慑，可以预期的日本本土决战的惨烈，终于让美国人选择了原子弹。美国人二战后再也没有使用原子弹，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死神的敬畏。可是日本人觉得自己就是死神！如果人类终将毁于自相残杀，将只会因为日本。如果一个人还有不想让人类毁于自相残杀的良知，他就应该避免放纵日本人的战争欲望。美国人必须想一想，他们今天想要放虎伤人，来日是否还有能力赶虎进笼？而且，虎既出笼，谁为伤者，尚未可知。然而在中国的一面，是否必须忍受日本的侮辱呢？如果一个人知道，日本人乃是心服强者蔑视弱者的日本人，那他就应该明白，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忍让只会进一步刺激日本人的欲望，因此是另一种形式的放纵。对于想要通过战争路线挽救日本精神者，中国必须寸步不让！4、新文化、新时代与新条件为避免自相残杀走向毁灭的悲惨结局，人类必须改变其战争态度。以前，战争或许也有它的进步意义，比如战时及战后往往是人类科技发展最快的时候。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甚至鼓吹说：战斗中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即使在野蛮人与儿童当中，也有这种道德意识的萌芽。这难道不是一切文武之治的根本吗？……学者拉斯金是一个心地善良并爱好和平的人，然而出于生活的热情和奋斗的需要，他却坚信战争的价值，他在著作《野橄榄的金杯》中说道，“我认为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于是它也是人类一切崇高的道德力量的基础。发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奇异而可怕的经验。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简言之，我发现最伟大的民族，总是从战争中学到了他们语言的真理和思想的威力，他们在战争中获得涵养，却被和平摧残；通过战争受到教育，却被和平蒙蔽；在战争中受训，却被和平压倒；——总之，他们生于战争，死于和平。（武P6）但是，在今天，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战争不再有其进步意义，面对自我毁灭的前景，当今人类已经走到必须改变其战争态度的最后时刻。但是人们的基本态度不会因此即能自发改变，这里需要有社会文化精神的改变，需要厌兵疾武的主导文化。但既足以称为文化，就决不会仅仅涉及到战争问题。文化都是一个体系，会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此，新的主导文化的出现，就必然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当然，现实社会总在不断变迁，人类总在不断地步入新的时代，比如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信息技术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此外还有更多细化的时代区分，如机械化时代、电气化时代、后工业时代等说法。而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时代变迁中，什么样的时代变迁才会导致主导文化的变迁呢？实际上，经由科技进步、经济变迁而来的时代改变，并不会直接导致新文化的出现。文化的本质是人类的意识自觉，因此，如果没有人类的意识自觉，时代变迁本身并不会导致新文化出现。如此，真正匹配新文化的新时代，其本身就是由新的文化精神所造就，新文化与新时代，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循环推进的。因此，新时代与新文化，还有待于文化建设者的意识自觉的努力。但这也不是文化建设者凭其主观努力开创新时代的问题。文化建设者也只能顺势而为，是在新时代与新文化具备历史条件后，顺势将之推出。文化建设者只能让自己成为历史的工具。如此，我们的视野就从新文化、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到新条件。如果我们仅仅是从科技、经济乃至于政治、军事等方面去观察历史的新条件，那我们就会仍然停留于既有自发的时代变迁的观察中，而这样的观察将不足以导致新文化的出现，因为此中没有人类的意识自觉。因此，我们所观察的新条件，应该与文化建设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即要观察那些足以改变人们的基本态度的新条件。以此思路去观察当今人类的新条件，我们发现的是：当今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足以保障人们养生所需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以前困扰人类的主要问题乃是生存问题，或者说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在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养生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实际上已经得到基本保障。不要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中国也已经基本做到这一点。现在的人们所感受到的财富不足的痛苦，并非基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养生需要，而是基于人际攀比中的养心需要。中国的穷人与富人的区别，已经不是从穷人吃不饱穿不暖的角度体现出来，而是从穷人没有足够的钱享受生活，维护自己的体面表现出来。而牵涉到体面的那些通常所谓的享受生活，其实并不是养生所需，而是养心所需。富人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有钱就比穷人有更好的身体。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挨饿受冻的人们，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因为当今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而是由战争、社会分配不公、国际分配不公、民众教育不足等原因造成。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人类将其生产力水平再提高十倍，仍然会有挨饿受冻的人存在。另外，环境污染、气候改变、核战威胁等，显然对当今人类提出了新的生存问题，但这些新的生存问题，与旧的生存问题有本质上的不同。旧的生存问题是温饱问题，是缘于人类的能力不够强大，而新的生存问题则是因为人类的能力太过强大，已经强大到足以自我毁灭的程度。因此，新的生存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依靠新的思路，更深入地看，仍然是需要新的文化精神。但新的文化精神的出现，不能只看到消极的需要，如避免人类毁灭的需要，更要看到积极的需要，即人类因其意识自觉而确定的新追求，新希望。而在人类生产力足够发达，已经足以保障人们的养生基本需求这一历史条件下，当今人类可以有什么样的新追求呢？从总的历史趋势看，当今人类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快乐问题，即实现了富裕的当今人类却生活得并不快乐。因此，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当今人类可以意识自觉地追求快乐的生活。如果没有意识自觉，即使条件、问题已经改变，人们就会在惯性势能的作用下，仍然沿续旧时解决生存问题的思路，以解决生存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快乐问题。许多过得不快乐的人们，乃拼命想要挣更多的钱，他依其生存时代的惯性认为，只要挣到更多的钱，或者说比他人有钱，快乐就会充满他个人的小世界。但依靠物质财富的相对多寡实现快乐，显然不是解决人类快乐问题的出路。因为在人际财富比拼中，有一些人钱多，就必然有一些人钱少，不管人类财富如何增长，人际攀比的社会结局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因此，在旧有生存时代的思路中，决不会找到解决快乐问题的出路。因此我们需要意识自觉的努力，要思考如何实现快乐的生活。在这样的意识自觉的快乐努力中，人们将不再是简单自发地享受生活直指快乐，而会注意到快乐的社会性、辩证性与精神性，从而真正将人类的主导问题从生存问题转换为快乐问题。当人类的主导问题依靠意识自觉从生存问题转向快乐问题后，就必然会有一些新的社会精神被呼唤出来，这些新的社会精神，将被总括为生活精神，即一种重新关注人类生活本身的精神，因为只有在此中，我们才能够找到让人类走向快乐的出路。如此，我们就将自发形成的享受生活的情感，提升为了自觉追寻快乐的生活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将是一种与生存时代一味追求生产进步完全不同的精神，新的文化精神将因此得到树立。而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树立，将会扭转人类努力的方向，从而建立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人类新时代。自发的生活情感可以促成社会的一些新变化，但只有自觉的生活精神，才能够引领一个新时代。与生活精神相对应，这个新时代，可谓之生活时代。在新的生活时代里人类会有新的精神，从而真正看到消弥战争的希望。5、生活时代与非战情怀消弥战争希望的新精神，就是生活精神。对生活本身的关注，将降低人们的冲突欲望，减弱人际群际斗争的烈度，从而奠定消弥战争的基础。但生活时代尚未真正到来，我们何从得到生活精神消弥战争的自信？今日生活时代虽然尚未真正到来，但人类却有着已经过去了的生活时代，那就是古代中国，古代中国社会即是以生活精神在引导。虽然说，古代中国的生活时代属于较低层次，但按照螺旋式上升的辩证逻辑，新的更高层次的生活时代，必然会与旧的低层次的生活时代理性相通，因此，通过观察旧的生活时代，我们实际可以获得对新的生活时代的感悟。在古代中国的生活时代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不争倾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非战情怀。前面比较中西日三方精神的文字，已经明确了中华生活精神中的不争倾向。中国人之所以倾向于不争，只因为斗争一起，便会破坏生活的气氛。由这不争倾向，中国人乃有一种非战情怀，因为流血的战争，正是将人类斗争推之极端的结果，更为生活的精神所不容。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因此要特别指出中国人的和平性情。他在书中写道：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和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吾P54）因此之故，中国社会向有厌兵疾武的传统。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孔子虽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但当“必不得已而去之”之时，则是首先“去兵”。卫灵公向孔子讨教战阵之事，孔子的回答是自己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且“明日遂行”，弃卫灵公而去。就是兵家，实际上也慎于用兵，孙子兵法有言，“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一教导为中国所有兵家所奉行。因这不争倾向，武夫在中国始终不能取较高的地位。中国人说“士农工商”，排在第一位的士是指读书人，象日本那样变成武士，在中国是绝对无法想象的。纵使马上得天下者，也不可马上治之。在民间，好勇斗狠的人，多半被视为危害社会的不安分之辈，而为主流社会所抛弃。当然，今天的不少中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中华精神的不争倾向，许多“丑陋的中国人”，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可以动刀子拼命，但这只是说明，由于今天的中华传统文化处于极为低落的状态，中华精神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削弱，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又还没有能够真正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从而使得今日中国人处于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从而有许多“丑陋”表现。如果象柏杨那样，将一切都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那便大错特错。当然，所谓中国人的不争倾向和非战情怀，并非说中国人完全不争，完全放弃武装。人际或群际之争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需要避免的只是相争的伤害性。既要以不具伤害性的方式进行竞争，或尽可能将相争的伤害性降到最低程度。同样，中国人的非战情怀也不是要放弃武装，恰恰相反，按照中国人的观点，止戈为武，必要的武备其实是防止战争之所必须。当今美国人也想追求和平，但他们欲以实现和平的方式，仍然沿续其旧有思维，是要以战争方式实现和平，因此美国人极有可能是在追求和平的努力中开启了战争。美国人唯一的自信是，自己是此世界上的道德高尚者，因此武力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这种道德武力论却有可能产生极不道德的结果，因为今日美国人已经没有保证其道德水平的能力。因此，和平的实现不能以战争手段以依据，而只能以人们的非战意愿为依据。6、日本精神的终结对生活时代的展望，让我们看到日本精神的终结。在意识自觉的生活精神形成后，日本精神就将走向终结的不归路。以前，由于养生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没有得到保障，人际群际斗争始终有其现实的需要，这就使得到以前的文化精神无法动摇日本精神的本能基础，显得文化精神对日本精神不起什么作用。但在养生所需得到基本保障后，情况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新的追求快乐的生活精神将会动摇人类的斗争本能，会力求将人类的斗争本能导向不具伤害性的方向，从而保证人类快乐的社会性基础。如果说人类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具有独占性，那人类对快乐的获取则具有共同性，快乐的社会性基础保证了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由于这一根本性的改变，追求快乐的人们将不再需要依重他们的斗争本能。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精神行将走向终结。日本以樱花为其国花。日本人所知的是，樱花虽美，但花期极短，正所谓樱花七日，好景不长。日本精神的命运，也正如樱花一样，其光荣的历史，将很难超得过两百年。它在明治维新时代才真正破土而出，但随着人类生活时代的到来，它现在却要谢幕退场了！蝉在地下生活四年，来到地面上歌唱的时间却只有一个多月。以蝉的一生来比拟日本精神的历史，也许更为贴切。幽隐四年，蝉鸣一月，日本精神则是幽隐千古，鸣响百年。尽管终结的方向已经明确，但日本精神也必然会有其垂死挣扎的过程。日本精神的垂死挣扎，将会导致两方面的危险。首先是通过对外战争冒险来挽救日本精神，其结果极有可能掀起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引发人类的自我毁灭。其二则是那些意欲挽救日本精神的纯正日本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异化日本人，掀起日本人的内斗。对于这样两种危险，日本的外国人当然要尽力避免日本人走向对外冒险，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日本人同归于尽。至于日本人的内斗，日本人当然也会有本能的愿望要尽力避免之，但这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另外，日本精神虽将走向终结，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精神的元素也将灰飞烟灭。日本精神中也有一些有益的元素，可以为未来的文化精神吸收利用。就好比蛇毒虽毒，但也有可能用来治疗风湿，从而化害为益。当然，新文化中的日本元素，必然经历吸收再造的过程，变成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而在日本精神的再造过程中，日本的异化人有可能占得先机。7、日本民族的新生日本精神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日本民族的终结，实际上，日本民族将由此获得新生，那就是真正接受新时代的文化精神，真正从幽灵民族转换为阳光民族。日本的异化人在千古随波逐流之后，终将承担起振救日本民族的责任。日本精神虽然终结，但也不会因此就失去其全部影响。日本的异化人也终究会带有一点斗士精神的余韵，由此所生的两方面意义，需要我们引起重视。一是日本的异化人依然会保有相当的主动精神在，这一行动中的主动精神，将使日本人不愿受制于人，凡事都希望由自己掌控，按自己的计划行事。由于有这样的主动精神存在，日本的外国人最好不要起改造日本人之心，一切须当由日本人自己去完成。外国人在面对日本人的时候，须当记得孔子的教导：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二是日本的异化人仍然会有一定的日本名誉心在。他们的追求日本名誉的心，有可能让他们在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做出相当的贡献。当然，这也只能取决于日本人自己的选择。另外，对于日本民族来说，走向新生也许需要经过一个痛苦的心路历程，这需要坚韧的意志。好在日本精神本有坚韧的意志，其余韵将足以支持日本人走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