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中”，那些尽失本色的人“热闹的生”还不如一个老兵“寂寞的死”(《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16,15.)更让人动心，让人觉得有意义。都市人的生活和“生命”已相互剥离了。沈从文的生命观是非常特别的。他一向认为，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的生活才是真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才是真的生命，因为他们接触了关于人生的种种挣扎和悲苦。他们没有任何的观念主导，一切的体验都是原生态的，这是沈从文所认为的真实。他认为真正的生命就是和各种现象光影的最直接的接触，摆脱一切观念名词的束缚：“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光影疯狂而已。因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他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厌恶一切社会性的束缚。生命要执着于现实的光影，还要能够如火焰般燃烧，才是真的生命。“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生命的最高意义在于能够审美地对待一切。能有一颗审美的心，才能体验生命的乐趣。但这个社会所有的却是对生命的“挫折”。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感官都已经“退化”，他们在美面前漠然与退却，“情感或被事务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或欲扮道学，充绅士，作君子，深深惧怕被任何一种美所袭击，支撑不住，必致误事。又或受佛教‘不净观’影响，默会《诃欲经》本意，以爱与欲不可分，惶恐逃避，惟恐不及。”(《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32-33.)这其实是一种生命的退化，沈从文将之归结为“阉寺性”——“其精神堕落处，正由于工具的误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长庚》.《沈从文全集》12卷39.)人类丧失了那种与自然的直接对面，对人性的真正释放，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人类在进化的路上一路遗失，“时间在成毁一切，从这种新陈代谢中，凡属于你同一时代中的生物，因为脆弱，都行将消灭了。代替而来的是在无计划无选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本。”(《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129.)“进化”本身就充满了难以解决的悖论。
在他看来，性爱这种人类的基本需求变异得最厉害。都市人亵渎了它。从这里，可以照见人类灵魂的变形和腐烂，像《八骏图》和《绅士的太太》所展示的那样。他因此招来了无休止的非议。他一直奇怪，人们为什么那样敢做，却那么害怕面对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沈从文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他展示了自己和那些都市人一起经历着精神变异的过程。人类的退化在于，一方面丧失了直观的审美能力，一方面放纵了本能。他早期的那些意义暧昧的性爱作品大都围绕这个主题，讲一个初初扎入都市的人所经历的精神的迷乱。那些都市的女性，在“他”或“我”的眼中，失去了乡村少女的自然之美，通通成了一种充满了诱惑的符号。像《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所描述的那样，她们在“他”的眼中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又一个的肉感的部位。都市“物化”了一切，包括人，包括人的情感。都市夺取了他的一切，而都市的一切又无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因此成了一个无所归依的人。“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譬如说，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关心，都无结果。……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天空中鸟也不再在这原野上飞过投个影子。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23.)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以自己为例来说明这种退化和丧失的无奈。即使你清楚自己的处境，也无力改变。就像《八骏图》寓言的那样：人类不得不跳进自己挖的陷阱，即使你是清醒的，也一样逃不开。
四、精神流浪
鲁迅不相信会有“黄金”的世界，只愿意作一个“过客”，为远方的声音所召唤而不停地走着。沈从文也是一个永恒的精神流浪者，他一直寻找着人类精神的故乡。他叹惋“虽如罗素所说，‘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18.)。“远虑”的能力就是能看到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丧失，并想办法进行补救的能力，也是一种批判现实的能力。沈从文显然是有自己的“远虑”的。他说人类要真的进步，向前，“似乎需要一个‘神’，一种‘神话’。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神”并不是什么玄妙之物，而是一种审视自己、批判自己，发现美，塑造美的能力。所以新的神话需要作家来创造，“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文学作家，来创造神与神话。”(《潜渊（）第二节）》.《沈从文全集》12卷.85.)作家一定要具备这种批判和审美的能力。而他的创作理想也与之相应，“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128.)“神”、“抒情诗”指的多是一种对现实具有批判性的审美标准。在这种标准之下，他创作了《看虹录》在主题是“神性”的表现的小说。不管小说是否达到了他预设的标准，沈从文确实是在为审美的突破及其所包含的批判性进行了探索。沈从文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对整个人类的精神拯救上，把他们从那种堕落的境地里拉出来，把他们从丧失的路上拉回来。《水云》中他称自己为“浮士德”。他也就踏上了像浮士德那样寻找着人类生存最高境界的精神流浪之旅。总的来说，沈从文的作品传达的是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体验，困惑和忧虑。他认为摆脱这些困境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人类对“自然”、“美”和“神”的永恒的依赖。
他最初把希望寄托在“湘西世界”所提供的自然和人性美上。他说他的作品里有“一种燃烧的情感，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健康诚实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并希望这种感情能够激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9卷.8.)。在沈从文看来，神性的显现必然通过两个载体，一个是人，一个是自然。他极力赞美自然的美和人性的美，并从中体会到神的存在。人若失去自然，也将失去自我，“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然得到一切，唯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150.)沈从文笔下的世界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不是他要创造什么世外桃源，而是他对湘西的现实关注和他对人类的诗意拯救的努力之间的冲突。有时候，他会为了这种努力而在现实面前转过头去。但更多的时候，他是把诗意和诗意的消失融在一起。湘西是一片非常美丽的土地，自然的完整和美丽在这片土地上得以保留，在它面前，谁也不能无动于衷。在它面前，很容易感觉到神的存在。现实的湘西并不是他理想的载体，却是他唯一可以依赖的希望所在。“‘我们所要的是……与宇宙——太阳和地球，与人类、民族和家庭重新建立起活的有机的联系。从太阳开始，其余的都将慢慢地，慢慢地发生’，像劳伦斯一样，沈从文主张生活就是服从包括一切自然的节奏。”(聂华苓.《沈从文评传》.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675.)夏志清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和老人“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夏志清.《文学的前途·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2.109.)。这些都构成了人类永恒的希望所在。
啃蚀着沈从文的心灵的，不仅是现实的忧患，还有人类生存的诗意的消失。美国神话学家大卫·李明说：“神话就像人类所关切的事物一样地真实。当我们失掉了感受神话的能力时，我们也就失掉了同体现最基本和最普遍人性的事物的联系。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说，当一个社会不再能够体验神话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它的灵魂。”(袁珂主编.《中国神话》（第一集）［C］.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359.)沈从文要做的就是拯救诗意的努力，这在人们看起来，无疑是新的神话。神话是人类为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寻得的最初的意义。那么，沈从文那些民族意识明显的作品，就是他为湘西人的生活寻得的一种意义。而更重要的是沈从文还试图把这种意义延伸到整个人类的生活中去。沈从文的视野甚至伸向了“神”的世界。这也是使他与中国现代话语疏离开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美好的文学都从神那里得到灵感，像《红楼梦》、《聊斋志异》等都是。沈从文坚信，只有具有还能感觉到神的存在的人才能触摸到真正的美。美是具有神性的。夏志清也认为沈从文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力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使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唯一能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在唯物主义文化的笼罩下，人类得跟神和自然保持着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保全做人的原始血性和骄傲，不流于贪婪与奸诈。”(夏志清.《文学的前途·沈从文的短篇小说》.88-89.)这种超越了世俗的精神体验让他在文学的殿堂里走得很深很远。“‘香草美人’已经成为一个意蕴丰厚的原型形象，它的背后是从原始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凝炼出的巫祭仪式，是人神交往那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情感火山的爆发口。”(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70.)这一原型在沈从文这里已经真正回归了民间，在他的作品中以少女和野花的形象寄托着人类对纯真和美的永恒的依恋。沈从文从对这种原始文化的深切的尊重出发，来挖掘其中所蕴涵的精神力量和美感，这在当时的现代性批判话语面前是叛逆而超然的。他创作了《龙朱》和《神巫之爱》那样的人对神爱慕和信赖的作品，并把这种美的情感延续在他的很多作品之中。少女和野花就成为他作品中神的灵光。他已经直觉到了人对神的情感依赖不能丧失，新的神话由此诞生。那并不是真正的神的世界，是人对神的真诚感知，是人对神的精神的传达，也就是人对自我深层的认识。
在这精神的流浪中，沈从文还发现人类其实难以回归精神的故乡。沈从文写过《逃的前一天》，写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充满了依恋的告别，他走了。如今他想告别都市的生活，虽然毫无留恋之情，但也只能是一种心灵的拒绝，他不可能回去了。归隐对现代人来说也成了一个虚幻的梦，他们已经无处可逃。故乡是他的母体，是他所自从来的地方，但谁能回得去呢？“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啭，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习，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离得很远很远了。”(《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22.)自然对人的拯救显然也只是一个梦。不管对错，人类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在四十年代，沈从文思索的重点由人转向了神，由外在的世界转向了内心世界。他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神”的存在，“神”在他的心中复活了。那曾经是他歌慕对象的神越来越清晰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展现在他面前。那可能是一颗星星，可能是一道彩虹，可能是一朵小蓝花，可能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它们都是神。他说过，他“看出自然所给予一个年青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最奇异的是这里并没有情欲。竟可说毫无情欲。我所处的地位，完全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肉体上认识了神”。沈从文进入了一种冥思的状态。他在非常孤独地体验着个体的精神涅槃，甚至不为近在身前的战火感染。但他的理想在四十年代非常落寞，还招来很多的非议。这“神”也只能是一个永远的梦了。况且，即使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他还是发现：即使在审美的世界里，也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时间带走了一切，天上的，或人间的，或失去了颜色，或改变了式样”，“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117,130.)。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他的精神流浪之旅，从他对文物的痴迷中依然可以看到他寻找的热情。
）第二节困境的发现和体验
沈从文文学世界的宽广甚至不以他自己的思想为束缚。不能因为沈从文对理想的憧憬就忽视了他笔下的现实。“走向世界”的沈从文作品虽然是植根于湘西那么一块小小的土地，其中却包含着很浓厚的“人类”情怀。“作家的这种包罗万象的视野自然需要同样纵观全貌的人类观。”(聂华苓.《沈从文评传》.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641.)边缘化的视野更意味着博大和包容。沈从文就是以这种视野，筑起了由广阔的自然图景和社会百相构成的文学世界。
在沈从文这种边缘化视野的关照之下，他的作品首先呈现出的是对生活的原生态的展示。这由视角的还原来完成。“他同时用不同的观点看砍头、看世界，也要求读者作如是‘观’。由此产生的包容的，多角并行的生命的视野，在同辈作家中，实不多见。”(王德威.《从“头”谈起》.《想象中国的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3.)沈从文正是通过“看”来扩大自己的人生视野，意义空间，也扩大读者的视野和思考。在创作中，他极力还原他当初面对世界时的身份和体验，保持世界的原生形态。如《占领》那样的作品，完全是一个兵士的眼睛和思想。《我的小学教育》则完全是一个小蛮子的口气。这种还原还体现在他对湘西方言土语的模拟上。像《赌徒》、《卖糖复卖蔗》这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作品，既是沈从文审美提炼的欠缺，也是他有意为之的努力。在他广阔的生活视野的辐射下，没有什么是不能进入文学作品的。文学以向生活的忠诚靠近作为展示其意义的第一站。沈从文的作品总的关照对象就是人类的生存状态。他笔下整个是个寓言的世界，喻示着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他看到并深切地感觉到，人们生活在“中间”：过去与现在之间，常与变之间，生与死之间，新与旧之间。这些中间位置使人类的生存陷入了困境。这些困境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困境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