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湘勇一统领张连兰所部三百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绌”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们，这就更呆板了。他说：“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然后，军队合到一起，等敌人来时，就联合起来与之决战。只要有一次得胜，锐气就会振作起来。大凡敌我交战，胜负常在须臾之间，即使救兵在八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假使是雨雪泥泞天气，即使在四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将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假若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夜夜提防，不过十天，就会疲劳不堪。使疲劳之师，就会产生暮气，肯定没有战斗力。”曾国藩所担心的一是怕孤军无援，二是怕劳师无力。《淮南子·兵略》云：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近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收敛）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这种方法就是在表面上不显得斗志昂扬，迎敌时却勇猛顽强；表面上显得弱小无力，攻敌时却威力无比；部队将要向西行动，却虚张向东的声势。总之要无形无迹，变幻莫测，让敌人摸不着头脑。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连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太平天国军队有百万之余，而湘军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三十万人。没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那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为了避免“形见势绌”，就要采取“变化不测”的方针。曾国藩曾指出曾国荃“行军太缺少变化”。他说：“世事变化反复，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如局中之艰难哉！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缺一不可。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轻兵。”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示形上。他在《陆军得胜歌》中具体地说：“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之所以“起手要阴”，要“如老鼠”，就是为了麻痹敌之心意，而蓄养己之气力，“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气敛局紧”的意思。所以，曾国藩断言道：“凡用兵之道，本强故示弱者多胜，本弱故示强者多败。”本强而示弱，是用兵之虚，而且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己之实（实力），“越打越强如老虎”。这种虚实结合，终归是形虚而实实。正如《孙子》所说，“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又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雕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
久战之法，意志取胜
曾氏名言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
译文：打仗，靠的是勇气。第一次进攻，士气最健旺；第二次进攻，士气就减弱了；第三次进攻，士气几乎就衰竭了。这是古人用兵经验。我对这几句话经常思索玩味。大概用兵并无其他奥妙，经常保持锐气不可用尽就可以了吧。
曾国藩对其幕僚李鸿章说过，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人活着就是一场很艰难的“久战”。这场久战就是要懂得“夫战，勇气也”的道理，要不时蓄养锐气，善于用气，取得人生久战的胜利。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四字。力，就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就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气概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以取得最终取胜。这时只有在休养士气时，相机而动，不必过于追求速胜而白白消耗精锐之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凯歌返回。久战，是对抗性的战争，是综合因素的较量。曾国藩最为关注的是久战的决定因素——人。
更重要的，曾国藩讲求“心战”，以“心战”夺敌锐气，养己威势，练就一支能够“久战”的队伍。他的“心战”首要是“养吾气”。
一、养吾正气，防其邪气。对全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将士深信其事业是“正义”的，其军队是“正义之师”，所从事的战争是“正义之战”。
二、善吾和气，防其离气。搞好官兵团结、上下团结、三军团结。
治军之道，“要在人和”。“和则一可当百”。如果“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必至于败。
三、练吾胆气，防其恐气。练兵先练胆，人无胆气，一切技艺都归无用。
四、严吾刚气，防其娇气。“气不自壮，励之乃刚。”军纪必须威严，军容必须整齐，要培养全军的阳刚之气。
他的“心战”第二是“攻敌心”。在“攻敌心”方面，主要是：
一、谕义夺心。兵临敌境，应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出师目的是为了禁残止暴，救民于水火，揭露对方残暴无道，借以瓦解敌方军心民心。
二、谕威夺气。未战之前，先大肆宣扬自己军队多么强大，将帅如何英明，装备如何精良，三军如何团结，给敌以强大的心理威慑。即《尉缭子》讲的“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师散”。
三、先声夺人。两军对垒，我方先做巨大的声势，使敌感到强大不可抵敌，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斗志。“先人有夺人之心。”
四、挫敌人锐气。敌来进攻，我方以精兵强将先拔头筹，挫其锐气。
由此可知曾国藩“久战”能胜的原因。
忍让退缩，后发制人
曾氏名言
行事常思退一步。
译文：做事情，常想忍让退缩。
作战中，曾国藩喜欢避其锋芒，察见其形，先削弱敌人力量，让敌人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动态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待条件成熟果断决战，可夺得胜利，在而后的对抗中掌握主动。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战略思想，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先发制人”重在以快取胜，招招快，搞得对手目不暇接，出尽风光赚够钱，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后发制人”先是以不动应万变，静观其变，待看到其实力全现，招数使尽时，再不慌不忙地亮出自己的杀手锏，把对方杀个措手不及。你觉得哪一种更是制胜之道呢？
曾国藩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思路。
鬼谷子曾经说过，计谋可以分为上、中、下“三计”。上谋是无形的谋略，它使事业成功但不为人所知。中谋是有形的谋略，它帮助成就事业但留下痕迹。不过，因为用得巧妙，大家都称赞它。下谋是迫不得已使用的下下之策，它也能扶危济困，但费力伤物。以上三种计谋，相辅相成，可以制定出最佳的方案，皆可称为奇谋。奇谋既出，所向披靡，自古而然。
据此，鬼谷子提出：“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取反与。”这就是利用事物相辅相成的规律，从反面达到正面的方法。鬼谷子还强调：对方所不欲，勿强加于人；不要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教导他；对方有短处，就避而不说出来；圣人的谋略是秘密的，唯有愚蠢的人喜欢张扬外露。
曾国藩发现，将老子和鬼谷子的欲夺先与的策略运用到军事上，则可收到奇效。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曾称霸一时。朝中的权臣智伯贪得无厌，向另一权臣魏桓子提出割地要求。桓子大怒，欲与之火拼。
这时，他的一个部下任章却老谋深算地说：“我们不妨暂时割地给他。
他定会欲壑难填，从此不断地向人提出领土要求，惹得天怨人怒。然后，各诸侯联合起来，他必死无葬身之地。”后来智伯果然被各领主追杀，被迫自尽。
曾国藩认为，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后发制人”战略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意思是说，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而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水，也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水。在老子思想中，“柔弱”是万物具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是真正有力量的象征。
当然也可以说，这种先是忍让退缩，而后后发制人的道理，也是中庸思想的另一种实践。《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说：“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后发制人要用潜力，先发制人要用锐气，把敌人的锐气挫折到最低限度，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去消灭敌人。这是用兵的奥妙之处。不难理解，先发制人的最大劣势是“覆水难收”，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迈出去的步子退不回来，容易暴露自己的缺陷与问题，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反应太强烈，有可能火上浇油，使局势更难控制；反应太软弱，则有可能被对方利用，有可能出现路越走越窄、越来越被动的情形。而后发制人就是强调先让一步，化解力量，然后制敌。后发制人，要注意其中的“发”字，这是讲出力的时机。“发”字掌握不好，就达不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结果。
我们知道，水无论流向哪里，遇到阻力都会自行谦让。正面流不过去就向左面；左面流不过去又向右面；每一面都流不过去时，就停下来，积蓄自己，再等待时机的到来以及各种条件的变化；等到自身条件或外部条件成熟后，再开始新的历程。曾国藩后发制人的人生策略，顺应着自然力运转的大道，值得我们重视。
审时度势，大局为重
曾氏名言
至进兵金陵之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可酣足，早进可也；否则不如迟进。
译文：至于进兵金陵的早与晚，弟弟也要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如果势已充足，早进也可以，否则不如晚些进兵。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经说，曾国藩在两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漏洞，其中之一就是战略谋划。蔡锷也认为曾国藩一介书生，对于用兵、打仗的道理虽然没有听说过，却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下去，与古今中外名将媲美。
适当地把握时机，适时掌握主动权，就会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为人处世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旨。做好一件事情，客观条件极其有限。但只要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善于动脑，主观能力自然会是无穷无尽。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在战场上如何具体运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
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
“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功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审力，是用兵的基本功；审机审势，则是对用兵的更高要求。
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也久攻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自知兵力不足以图功”，便毅然率勇扬长而去，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例，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迟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对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反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蔡松坡说，曾国藩的治兵言论，“多洞中要”，乃“治兵之至宝”。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
“多洞中要”的评论，当是言之有据的。
用兵从大处着眼，即今天所说的具有战略眼光。用兵贵于审形势、度缓急，顾全局而不计小利，规远大而不图近功。曾国藩用兵主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通观全局。他批评向荣说：“中外皆称向兵为天子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他并告诫曾国荃：“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芒。”
曾国藩熟读兵书，又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但他并不因循旧法，拘泥书本，而主张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从战争实际出发用兵。
他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
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处处、时时以应变的心态看待社会、人事、道德，要做好应付变故的思想准备，并机动灵活运用应变之术，以使自己永立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