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讲过拿破仑十分尊敬科技工作者，那么，拿破仑会不会任用科学家帮助他一同管理国家呢？拿破仑一贯重视有才干的人，尤其重视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可以说是一位敢于和善于作用知识分子的伟大政治家。然而，在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地任用科学家从事行政工作方面，拿破仑还有所欠缺。拉普拉斯是法国有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当时，他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于是，拿破仑就任命这位大科学家为内政部长，可是任命不久，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拿破仑在下达任命书后，却后悔莫及呢？终于，在拿破仑谈到拉普拉斯时，这一谜底才被揭晓，他说：“拉普拉斯总是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任何问题。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一个又一个学术问题，以至于他常常将那些细而又细的问题提到议程上，进行思考和分析，他的这一所谓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与他演算微积分时按照逻辑、公式一步步推理，简直如出一辙。拉普拉斯这种吹毛求疵的精神，拿来从事科学事业当然行之有效，但如果照搬到行政工作上，却犯了以偏概全、不能灵活机动处理问题的错误。”拿破仑对拉普拉斯的评价极其客观而公允，确实，拉普拉斯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法以及行动方式，并且拉普拉斯年事已高，很难接受新鲜事物，自然很难适应和改变自己的思维和工作的方式，也就不能应对错综复杂的行政工作了。
与拉普拉斯这种纯粹的研究型科学家不同，达鲁虽然以善写文章著名，但他除了注重研究、思考之外，还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法国军队征战瑞士时，达鲁曾在拿破仑麾下的健将马塞纳帐前任军需管理监督员，由于表现出色，拿破仑有意任命达鲁为政府顾问兼帝国事务总管，可达鲁拿到任命书后，却再三推辞道：“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本中度过，恐怕我已没有时间来学会当好一个臣子。”拿破仑听后，笑道：“我身边有许多重臣，他们当中也不乏年老的健将，而国家现在需要一位开明的、有知识的、沉着稳重而又十分警觉的人，来当这个国家的部长，于是，我选中了你。”达鲁见拿破仑非常真诚，于是接受了任命，出任帝国政府最重要的部长职务。达鲁上任后，不仅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而且还以谦逊、果敢、正直和无私，影响了帝国政府时期的一批又一批官员。
英国玄学派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说：“我从来没有闲暇时间。”英国哲学家、作家弗朗西斯·培根也说：“那些最活跃、最勤奋的人们，尽管他们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停下来休憩片刻，但他们却从来不用闲暇活动打发时间。他们眼中的休闲，仅仅是在身心疲倦后的一种调剂，一旦他们恢复好了，便立即投入到工作当中。”古往今来，许多勤奋惯了的人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里创作了许多伟大的著作。对于这些勤奋惯了的人来说，有事可做总比无所事事要舒服和踏实得多，因此，他们总能在有生之年里充分地利用好一分一秒。我们也能从这些勤奋惯了的人身上，得到许多生活和工作的启示。诸如形成了工作习惯的人，总是在心里排斥懒惰的恶习，即便有些时候由于情势所迫，而不得不终止自己早已习惯了的工作，他们也会立即从事其他工作。而那些懒惰者总会在工作的时候偷奸耍滑，抱怨自己工作太累，即便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调养休息，他们也只会白白地打发时光。
一个人劳动技能的培养，与他们本身的兴趣和爱好也有关系。无数实践表明，人们在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情时，总能感到兴奋和满足。一个人只要有了兴趣和爱好，就会自发自觉地从事或追求与兴趣和爱好相关的劳动，同时，兴趣和爱好也会产生一种动力，使得他们勤奋、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正如罗马皇帝图密善嗜好捕捉苍蝇，马其顿国王特别喜爱制作灯笼，法国皇帝钟情于制锁等等，这些爱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他们对劳动本身的态度。幸福和快乐，往往奔走于劳动者享受劳动的过程中，而不是寄存于劳动所产生的结果。哪怕人们有时要面对一些工作的压力，或者是疲倦于机械的重复性的工作中，人们也不会因无所事事而滋生出郁闷和无聊，只会感到宽慰和踏实，因此，人们才会将工作之余的间歇、劳动之余的消遣，看做是与职业本身之间的一种相映成趣。
在所有的兴趣和爱好当中，最能让一个人感到满足的当属“求知欲”。因此，那些精力充沛、智力发达的人们，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总是投身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当中，他们中有的人喜欢钻研科学；有的人喜欢钻研艺术；有的人喜欢从事文学创作。真正高尚和幸福的人，往往是有这种高雅的业余爱好的人。他们当中不乏多才多艺之人，所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诸如历史、诗歌、音乐、舞蹈、摄影等。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某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能爱好广泛，样样精通，因为任何事物都要讲究一个度，倘若这个度把握好了，能成为一种兴趣和爱好，有利于个人的心志发展；若是纵之过度，就会使人精疲力竭、精神萎靡不振，不但影响自己的分内事，还会殃及身心健康。
许多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曾充分利用业余、空闲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其中一些作品成为举世公认的不朽之作。恺撒在戎马倥偬中写下了《高卢战记》，被后人认为是经典之作；古希腊将领色诺芬，在东征西讨的战争生涯中，先后给世人留下了《远征记》、《希腊史》和《回忆苏格拉底》等著作。恺撒和色诺芬的文笔都十分流畅、明晰、风格独特，被公认为“文学大师”。
许多法国政治家对从事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们将所从事的政治看作“第一职业”，而将文学看做是他们的“第二职业”。譬如法国著名政治家托克维尔，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就当选了制宪会议议员，并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他精忠报国之际，他同时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梯也尔，曾历任内政大臣、外冰岛大臣和首相，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执政府和帝国史》等；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基佐，曾历任教育大臣、外交大臣、首相，他本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政治家拉马丁，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曾一度成为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著有《沉思集》；在学院派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恺撒传》，其原著作者却是拿破仑三世。
同法国政治家一样，许多伟大的英国政治家也非常喜爱文学。英国首相皮特卸任后，便开始潜心研究古希腊和罗马文学，同时，与皮特一样，英国辉格党下院领袖、外交大臣福克斯也致力于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并创作出了《詹姆斯二世的历史》；坎宁和韦尔兹利离任之后，都曾致力于翻译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颂诗和讽刺作品。坎宁的传记作家在谈及坎宁时，讲过一则故事：坎宁十分酷爱文学，这种爱好影响了他生活和工作中的方方面面。有一次，坎宁在皮特家吃饭，当其他人纷纷闲谈时，坎宁却和皮特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探讨古希腊文学，以至忘了归程，便在皮特的黑屋子里过了一夜。
乔治·科勒维尔·路易斯是当代政治家中最有才干、最勤奋，将文学视为一种兴趣爱好，并将它当成一门终身职业的人。路易斯不仅勤奋、刻苦、严谨、求实，而且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实干家，他先后担任济贫理事会董事长、英国财政大臣、内政大臣、战时秘书长等职。然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路易斯都干出了辉煌的业绩，赢得人们的赞誉，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出色的行政管理者。不但如此，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还潜心研究诸如历史、政治学、人类学和古文等诸多领域，并都有独到的探索和见解。路易斯常常对那些深奥、抽象的问题充满兴趣，他非常乐意探索这些复杂的问题，并乐此不疲。他的朋友帕默斯顿勋爵，时常劝诫路易斯道：“你不要走得太远。倘若为了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将正经的公务耽搁，那就得不偿失了。”不但如此，帕默斯顿勋爵还对路易斯身边的人说：“他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你们只要看看他案头堆放的文件，就知道他有多么的繁忙了。”当路易斯的传世之作《古代文明民族的天文学》和《论罗马语言的形成》发表后，有人甚至认为，这两本书只有出自德国那些博学多才的专家之手，世人才不会感到惊奇，然而，路易斯却用自己的勤劳钻研和聪明智慧谱写了这一文学史上的传奇。
毫无疑问，路易斯能取得誉满天下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着良好的兴趣和爱好。有人说，倘若他适当地离开自己喜爱的书本，或许就不会那么劳心费神，他的生命也许就能持续得长久一些。但是，路易斯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闲余时光里，他总是在看书、思考和研究，在他刚刚辞掉《爱丁堡之窗》杂志总编的职务后，他就被政府任命为财政大臣。在他担任财政大臣后，他不是忙于财政预算，就是在大英博物馆中誊抄古希腊名家的手稿。
尽管政治生涯不会绿水长青，终有结束的一天，然而文学之门却对这些有着文学爱好的政治家们永远敞开着。与路易斯同时代的政治家中，许多政治家在政见上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但在文学爱好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且都在政务之余饶有兴趣地从事着文学创作。德比郡郡长在告别政坛以后，创作出了著名的《伊利亚特》改编本，虽然郡长的许多演讲早已为人们所淡忘，但这本改编本却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利用闲余时间写出了著名的《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一书，据说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等待南兰开郡的联合投资者，投资者迟迟不来，于是他就拿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一边耐心等待，一边认真校对。
总而言之，适量的工作和劳动，对于促进个人身心健康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人是由各种各样的身体器官有机结合而成的，因此，人体里的各个器官之间的协调运动，无疑会促进自身的身心健康。众所周知，运动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而劳动也是人类存在的基础，适量的运动非但不会对身体有害，反而能协调身体内的各个器官有机地运行。当然，倘若一个人长期过度劳累，就会打破机体的内在平衡，会影响到个人的身心健康。不仅如此，一般的工作虽然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但是由于每个人自身的体质不同，加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条件的不同，因此，工作对于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影响也各有不同。比如，那些单调乏味、并不能给人带来希望的工作，自然对于人的身心发展危害无穷，只有那些积极的、向上的、给人希望和使人振奋的工作，才能如春风化雨滋润人的心田，从而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有的人称那种给人希望、催人上进的工作，就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因此，一个人能否得到幸福，就看这个人能否拥有那样的工作了。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获得幸福，就要适量地工作和劳动。有人说脑力劳动比其他劳动对人体的损耗性更大，其实，适量的脑力劳动，不仅不比其他劳动更容易使人感到疲倦，反而还会有益于人体的身心健康。但脑力劳动也不能过量，因为过度的脑力劳动容易使人精力衰竭，从而打破身体的正常平衡状态，使机体失调，这无疑对人的身体极为有害。正如运动员企图超过身体条件的自然限制去完成一套动作，必然会使肌肉过度紧张，从而伤筋动骨一样，过度的脑力劳动只会使人的精力早日衰竭，以至精神失常。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承受程度，来选择工作和劳动的度量，万万不能超过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而过度地劳累，这样做的话，那无疑会损伤我们的机体。但是，倘若一天只知道吃饭睡觉、无所事事，而不干一点劳动的话，这样也会有损自身的身心健康。其实，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人体的机能也有退化的一天，但是相比劳动对机体的损耗而言，懒惰对机体的损耗更为严重一些。
其实，从长远来看，过度劳累是一种偏激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它对于人类的弊远远超过利。众所周知，忧愁和烦恼是人体机能的腐蚀剂，倘若过度劳累与忧愁和烦恼结合起来，就会产生非常惧怕的威力，从而摧毁任何强壮的身体。没有沙粒的摩擦作用，汽车就无法前进，但倘若沙粒的摩擦作用加剧到一定程度，轮胎就会磨破，更为甚者还会爆炸；一台机器，如果维修、保养得好，机器可以运转多年；如果只让它运转，不让它休息，机器的寿命就会大大缩短。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作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自身的精力和体力都相当有限，倘若能适当地休息，适当地工作，人的身心就会健康；倘若过度劳累，就会加快生命的终结。因此，我们不仅要防止过于劳累，而且要警惕劳累与忧心“狼狈为奸”，对我们展开身心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