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8月23日上午开幕，林彪突然发表讲话。24日下午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齐上阵，在各小组讨论会上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进行煸动性的发言，鼓噪要设国家主席。25日中午，毛主席看到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期简报，就判断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搞阴谋活动。于是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谈话，批评这样做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的；然后开常委会，决定停止开小组会，收回简报。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露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并首先揪出陈伯达进行批判，从而挫败了林彪集团纂权的阴谋活动。
(二)庐山会议后，林彪一伙不仅没有悔改之意，反而加紧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庐山会议结束前，毛主席分别同林彪、陈伯达谈话，希望林彪对庐山会议问题有个“态度”，要陈伯达作深刻的检查交代。但后来林彪装病不出，沉默不语；黄、吴、叶、李、邱根据林彪的旨意，迟迟不作检查。在毛主席多次催促下，各人才敷衍地写了检查。中央军委召开有143人参加的批陈座谈会，也是表面对付，毛主席批评黄永胜等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后来军委办事组写了一份检讨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用“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方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在军队中的势力。
这时，林彪一伙已经感到毛主席这些措施已危及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不甘心失败。1971年2月在苏州，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加紧密谋武装政变活动，林彪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时，林立果就说“文的不行来武的”。10月间他从看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中得到“启示”，以“江田岛精神”组建他直接操纵的秘密组织“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上海召集他的“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制定武装政变计划，并成立“指挥班子”，要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当时这些情况，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毛主席只感到林彪及其一伙人并没有改辕易辙，并采取各种手段封锁对他们的批评和庐山会议的真相。此时，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给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打招呼，防止一些人继续跟着林彪走，使党发生分裂。于是毛主席亲自到南方巡视，给各地负责人讲庐山会议问题的实质，使大家心中有数。
(三)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初衷是“帮助林彪等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但是，毛主席南巡，引起林彪一伙的注意。他们布置各种渠道打听毛主席活动情况及讲话内容。林彪得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最早是9月6日晚从武汉刘丰那时经李作鹏、黄永胜传来的；还有就是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了刘兴元、丁盛传达毛主席谈话内容后，连夜告诉于新野、周宇驰，周在6日乘飞机赶到北戴河，将整理的记录交给林彪、叶群。林彪得知毛主席讲话内容后，十分惊慌，立即策划对毛主席下毒手，7日，布置死党实施政变计划。
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从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叶群、林立果时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到杭州后，感到情况有些异常。一是对他的警卫工作，按惯例是地方管的，而这次却由当地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掌握杭州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一些多次接待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毛主席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二是毛主席知道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跟林彪一伙很紧，起了很坏的作用。当9月3日凌晨毛主席一到杭州。在列车上与陈励耘和南萍、熊应堂等人谈话时，追问了陈励耘庐山会议的情况，陈励耘不是说假话，就是避而不答。毛主席明明知道吴法宪在上庐山前，给陈励耘打过“招呼”，但陈励耘却回答：“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因此，毛主席对陈励耘印象很坏。三是毛主席身边的有些服务人员是空五军派的。9月7日，某些服务人员气氛紧张。有个别服务人员，出于对毛主席崇敬和热爱，将陈励耘布置的监视任务，报告了毛主席。这时毛主席心中有底了，立即警觉起来，四是9月8日晚，即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的这一天，在杭州一位与毛主席关系密切、友情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给毛主席捎口信，有些人在装备空军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暗示“请速离开”。毛主席初听到这一口信时，还感到纳闷，“我会妨碍谁呀!”这天毛主席还得知，杭州空军在改装伊尔——10飞机，飞机上装有炸弹和机枪。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此时感到情况极为严重，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当机立断，找汪东兴商议，专列立即转移。当时因不了解林彪集团具体阴谋活动计划，列车是向后转移到浙江金华一线，还是开到上海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把专列开到杭州到宁波的支线上，静观动向。专列当晚离开杭州，9日凌晨停靠在绍兴的一条专线上。专列在绍兴停了36个小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还没有发现非常危急的信号，毛主席通知汪东兴，专列即从上海赶回北京。中午，毛主席通知南萍、陈励耘、白崇善等人见面，谈了半个小时。这期间，专列做开车准备工作。为了安全，还把专列排列次序作了调整。谈完话后，10日中午1点40分，列车由绍兴出发，2时50分钟到达杭州。离开杭州去上海时，没有通知当地领导干部送行。陈励耘虽然到了车站，见毛主席表情严肃，由于他心里有鬼，神情很不自然，不敢接近毛主席，所以也没有握手告别。
就在8日晚毛主席让专列开到绍兴支线时，于新野赶到杭州，与陈励耘商议如何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的事。9日上午，于新野把与陈励耘商议的意见带回北京，向林立果汇报。9月10日这一天，林彪通过叶群，多次与黄永胜等人通电话商议，林立果也和“联合舰队”的一帮人商议如何在上海“解决问题”。
毛主席的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刚好是林彪一伙企图利用炸机场油库，以救火名义，杀害或绑架毛主席方案的地方。但是，由于毛主席专列赶在林彪一伙准备工作之前到达，“联合舰队”的南线指挥江腾蛟还没有赶到上海。专列刚停，汪东兴就下车观察地形，把带来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部署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警戒，以防不测。把地方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离列车150米的机场油库，因为对列车安全有严重威胁，汪东兴派了警卫严格把守。所以林彪一伙无法实施其阴谋计划。
原来毛主席打算在上海、南京停留，一般在9月底回到北京。所以林彪一伙也是按照这个时间表策划在上海、江苏的硕放铁路桥等地布置谋害活动的。虽然毛主席当时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计划，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高度警惕性和敏悦、果断、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林彪一伙人的阴谋计划落空。毛主席在上海短时间停留后，直回北京。毛主席考虑要给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又要了解北京的动向，所以专列在济南停车，叫汪东兴打电话要北京市委、北京军区的负责人在丰台车上谈话。专列工作人员利用在丰台3个小时谈话的时间摸清北京情况后，再把专列开回北京站，然后毛主席回到中南海休息了。当汪东兴在中南海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回到北京时，总理还惊奇地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从杭州动身到北京，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很好休息。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住所，就睡下了。到13日凌晨1时，林彪等人从山海关乘飞机逃离半个多小时后，周总理、汪东兴叫醒毛主席汇报情况，这时毛主席才知道林彪叛逃。发生这种事，就连毛主席在内的许多同志都是想不到的。林彪一伙制定的《“57l工程”纪要》和商定的八种谋害方案，是在缴获周宇驰等人逃跑所乘的直升机上的材料之后，毛主席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