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代表党内健康力量的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对国民经济诸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整顿，虽遭江青集团的阻挠，中途夭折，但却是邓小平大整顿的前奏……
斗争的先声
“九一三”事件之前，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一直在为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减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保护干部、恢复生产、制止武斗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66年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他最早觉察到青年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此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试图对刚产生的各种不良现象加以约束。1967年各地掀起夺权浪潮，全国陷入全面内战。这时，周恩来又多次以“极左倾向”、“极左行动”、“极端民主化”和“反动的社会思潮”等语批评造反派的种种极端言行，并将这一思潮集中概括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不相信领导，否认一切领导，怀疑一切，打倒一切”。1968年，他正式提出要“反对极左思潮”，并认为这已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将其与资产阶级派性、反革命破坏行动等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
党的九大以后，周恩来反对和批判极左的锋芒开始指向某些领导、某些单位在政策和制度上的偏差，他指出：一些领导人之所以在对敌斗争中屡犯“扩大化错误”，“都由于估计形势错误犯的政策上极左错误而来”；我们的工业企业建国20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否定和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是“极左思潮”。此后，在诸多场合，周恩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对“文革”中老干部挨整、造反派掌权的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忧心忡忡。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老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周恩来把保护广大老干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抵制和纠正“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
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批评了陈伯达。在随即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对永胜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进而在一定范围内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成为周恩来大力纠正“文革”中错误的重要起点。
随后，掌握了纠“左”主动权的周恩来开始把目标转向一些“敏感”单位和部门：1970年9月，他在同文化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文革”期间因人废文、没有书看的情况，提出“要有点辩证法”，以便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的工作，批评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总是不得力”，一再指示：我驻外使馆中“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告试对外宣传上“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输出，否则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有时抽象地用毛主席的一两句语录来搞(宣传)，反而有破坏性”。
197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全国一系列专业会议上，更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1971年2月初，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明确宣布：在公安战线上，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像，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国不能这样讲，一个省不能这样讲，一个公安厅也不能这样讲”。
之后，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几次接见与会代表，一再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不能不讲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4月、5月间，周恩来又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重要报告，系统阐述党的对外方针政策，批评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种种表现。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了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了，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他还表示不同意那种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外交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说法，不赞成把“帝、修、反”的口号到处搬用。
在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就有关部门批极左不力提出批评：“一直到现在我们总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敢大胆批评，包括我们中央许多部门，一直到现在还有。你不把极左思潮肃清，你怎么能掌握正确政策呢?”
7月6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议上关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作了一次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详细叙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几次“左”倾错误，提出党长期以来吃了“左”的大亏，并含意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借以提醒人们警惕“左”的错误。
应当指出，以上周恩来在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对批判极左思潮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是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一些认识分不开的。毛泽东早于1967年就提出要警惕“极左派”，要反对、制止其错误观点和破坏行为，并根据周恩来等的意见，果断处理了中央文革重要成员王、关、戚的问题；1968年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对内对外宣传都应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在耳闻目睹全国一片混乱的局面之后，毛泽东一方面抽象地肯定“形势大好”，另一方面，又开始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着重纠“左”。如他提出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告诫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等等。党的九大期间，他又提出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即存在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并一再表示“文革”已进入收尾阶段，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完成“斗、批、改”任务。之后，毛泽东即开始考虑恢复党的组织，召开人大和建立政府机构等方面的问题。1970年8月，在毛泽东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挫败了林彪集团的抢班阴谋，更为周恩来进一步纠“左”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周恩来不断提出了反对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
总之，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虽因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而收效不大，但毕竟已开始造成一种纠“左”的舆论。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初步掌握了纠“左”主动权，从批判陈伯达、王、关、戚等人手，将批判极左思潮逐步推广至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在党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林彪事件后党和人民进一步斗争的准备和先声。
斗争的展开
1971年底至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为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周恩来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林彪事件之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由此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1971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人手，解决企业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1971年12月26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周恩来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1972年4、5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像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
“文革”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讲话精神，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农村搞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作法的初步纠正。
1971年12月，在进一步批判林彪、陈伯达一伙极左谬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许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在“文革”中，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
就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亲自审阅公安部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周恩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要求他们切实改正。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得到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1971年11月间，他亲自派人在贵州找到薛明，要她将贺龙遭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及早报告中央，为贺龙平反做好准备。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毛泽东此举可以说是要对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老同志重新评价的信号。这一信号，也正是周恩来为进一步保护和解放更多老干部所急待看到的。例如，就在这次追悼会上，周恩来曾暗示陈毅的亲属将毛泽东关于
邓小平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以扩大影响，广造舆论。
这一时期，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有关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对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专门论述，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加速解放和使用广大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此后越来越多的老同志出来重新工作，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