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清明节，忍无可忍的北京市民，借悼念周恩来总理之机，群集天安门广场，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直接宣告了“四人帮”政治上的死刑。
1976年清明前后，从南京的雨花台到首都的天安门广场，从古老的西安钟楼到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有众多群众参加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好像在被十年内乱的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点燃了一支闪着耀眼光华的火炬，指引着方向，鼓舞着信心，在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反响、在中国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76年春天，整个中国处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了。连年的动乱和不断降临的灾难，彻底剥掉了“文化大革命”华丽的外衣和曾经一度使不少人迷惑的虚幻的光环。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除了深受“左”倾思想毒害和趁乱获得某种既得利益的极少数人之外，在全国各族绝大多数人民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已经声誉扫地，彻底破产了。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作法，特别是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感憎恶，强烈不满，迫切要求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
197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进行的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的情况出现明显好转，给在苦闷和焦虑中的全国人民带来很大的振奋和希望。群众盼望着能够真正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像一阵夹带着冰雹的狂风，把人们心中刚刚升起的希望和信心的火焰扑灭了。
就在这样一个阴沉和极端困难的时刻，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总理，又离开了人世。人民群众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但是，正当群众感到最需要他的领导和支持的时候，他却过早逝世了。这不能不使全国各族人民感到极大的悲痛。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这可以说是1月8日全国人民听到周总理逝世消息时悲痛心情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不在了。人们寄予重大希望和热情支持的邓小平同志，被毫无道理地打下去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年事已高，重病在身，很多事情已经管不了。江青一伙借“批邓”之名肆意横行、为非作歹。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广大群众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哪里?出路何在?
神州欲变，风雨已迷天。
昏星暗月，红日当空已难显。
妲已想统赤县，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这就是说，当时的广大群众是被深深植根于亿万人民心中的深刻危机感所召唤，为了民族的安危，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而奋勇地走上全国很多城市的街头，汇集于首都天安门广场的。这是四五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
四五运动的洪流，是从南京开始而汇总到北京的。
江苏省是周恩来同志出生之地，南京是他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人民群众对周总理有深厚的感情。在《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总理事件发生后，南京的青年学生带头奋起战斗了。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400多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遗像和用洁白的玉兰花制成的花圈，特意绕道最繁华的街道，去梅园新村悼念周恩来总理。许多工人、学生、干部自动加入行列，游行队伍越走越长。紧接着，许多工厂、机关、学校成千上万的人出动了。梅园新村和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淹没在花圈的海洋之中。3月29日，南京大学300多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走上街头刷写大字标语。晚上到了南京火车站。在车站职工的支持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字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随着南来北往的列车而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第二天，当学生们得知开往上海的列车上的标语均在进入市区前被冲洗掉的消息后，便又用柏油和油漆在车厢上书写了更多的标语。31日，在南京中山路的一幢大楼上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南京人民的这些活动，深深地刺痛了“四人帮”。他们利用当时窃据的合法权力和地位，污蔑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对着中央”的，是“分裂中央”的错误行为。4月1日，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南京问题的电话通知。于是，南京人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四人帮”的本意是要杀一儆百，用对南京人民的镇压使全国人不敢有所举动。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不仅南京人民没有屈服，继续贴出“同打着自旗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等大标语，而对全国人民则不啻火上浇油，使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火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
在北京，从3月19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第一个花圈之后，花圈越来越多。3月30日，出现了由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人署名的悼词，表示决心要继承周总理的遗志，“同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人民悼念周总理，并不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还包含着声讨“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决心冲破一切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深刻的政治内容。这在很多人的思想深处是酝酿已久，日趋明确的。现在有人公开带了头，于是大量的悼词诗文等，便像冲决提坝的洪水，汹涌而出。
昔日悼总理，悲痛若断肠。
今朝想总理，浑身是力量。
豺狼何所惧，虎豹咱敢降。
识破假马列，怒斥妖婆娘。
4月21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大的游行队伍，这是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职工。他们用4辆卡车开道，抬着4个大花圈(两个献给周总理，一个献给陈毅，一个献给杨开慧)和4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他们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十分显眼的高处。这火一般的诗句在北京城飞快流传。
也就是这一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中央关于南京问题的电话通知。并胡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要求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这道禁令不仅没有吓住群众，反而起了在更大规模上动员群众的作用。
4月3日，一大早就有成千上万人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有些单位列队浩浩荡荡而来．根本不把禁令放在眼里。早上7点多钟，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就集合出发了。队伍中不仅有青工，有老师傅，还有不少小孩跟随父母去悼念周爷爷。他们在纪念碑前举手宣誓，然后把30多个大花圈放在碑前。中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近千人，抬着12个大花圈走进天安门广场。其横幅上写着：
“巨星殒落，神州内外赞光明正大，痛悼英烈；挥泪操戈，举国上下恨阴谋诡计，怒斥妖魔”。
在这些天里，“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阴谋家”、“野心家”等，都成了“四人帮”的专用代名词，大家都心里有数。这一天，到广场去的人，估计达100万人次。
这一天已出现一些针锋相对地驳斥“四人帮”谬论的诗词。如：
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
紧急通知二三遍，岂知令出违人愿。
首都群众何所惧，谁是阿斗再受骗?
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
4月4日，清明节又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达到高潮。估计这一天到过广场的人达到200万人次。整个广场到处是精制的花圈，张贴的诗词，成了一片花山诗海。由纪念碑往南的两排柏树墙上，挂满了人们留下的白花。连旗杆、灯柱和华表上，也吊满了条幅、花篮和花圈。其中包括北京重型电机厂为了抗议“四人帮”对花圈的偷毁而全部用金属制作的直径4米的大花圈。据有关部门统计，花圈总数在2000个以上。
上午8时，曙光电机厂的3000多名职工在东单整队集合，排成八路纵队，抬着3个大花圈，最前边是周总理的巨幅画像，录音机放着哀乐，气势雄伟地走进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在纪念碑前排成整齐的方阵，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这一天广场上出现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一位北京铁路分局的青年工人，在～块白绸子上用自己的鲜血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20个字。首钢的一位青年工人，在广场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当他说到：“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恩来，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这时，上万的群众跟着他一齐高举手臂，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吼声。
七机部写的一首诗《叫人怎么干?》，公开称赞1975年邓小平同老领导的整顿“面貌大改变”，“任务明确方向对，群众心里好喜欢。”这首诗被广为朗诵传抄。诗中点出：“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惟恐天下还不乱。同志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其实大家都明白，却故意不说，而把目光集中到挤在人群中的一个警察身上。这位警察被看得满脸通红，他竟不顾一切地大声说：“三个人中有两个戴眼镜的，加起来不就是十只眼”。激起了群众的一片喝彩声。说明“四人帮”在人民警察的多数中也是不得人心的。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出现了一篇题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传单。点名揭露江青利用“批林批孔”反对周总理，“接见外国传记记者”，企图“争当总理”等罪行，并鲜明提出：“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样毫不隐晦、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人们思酝已久的话，令人十分痛快，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少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高声朗读，每读完一条，听众都不约而同地高声叫好。读了一遍又一遍，听抄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成为表达群众情绪的高潮。
这一天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群众性的自发悼念周总理的高潮。在南京的梅园和雨花台，在郑州的二七纪念塔，在杭州的西子湖边，在古老的西安钟楼，……到处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志：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
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了收缴花圈、禁止群众悼念活动的错误决定。当夜出动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200辆卡车，洗劫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花圈、诗词和条幅、标语，连柏树墙上的小白花也未能幸免。还抓走57个夜里自愿看花圈的人。并布置了警戒线，从五日起，不许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正是这些错误决定，把矛盾激化了。
4月5日清晨，人们一到天安门广场就被惊呆了：花山诗海不见，白花消失了，诗文悼词被撕毁了，看花圈的人也不见了，到处是一片被践踏后的凄惨景象。人们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怒不可遏地纷纷提出质问和斥责，但是，不得要领。这时一七二中学送来一个小花圈，愤怒的群众强行冲开了封锁线，把这个花圈安放在纪念碑的浮雕上边。有些人以为花圈藏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里，所以高呼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口。
这时，两辆广播车奉命出动，在马路上来回行驶，广播什么：“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赶快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等等。这种论调群众是太熟悉了，于是拦住了广播车进行质问：“谁组织过我们悼念周总理?”“悼念活动何时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阶级敌人是谁?谁破坏捣乱?”一辆广播车在理屈辞穷之后，接受群众的要求，通过高音喇叭喊了“周总理万岁!”，被放走了。另一辆对群众的质问置若罔闻，一再重复“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滥言，结果被愤怒的群众推翻在地砸扁了。
后来，有一个青年当众揭露了洗劫花圈的经过，并指着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说，那里就是民兵、警察和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于是，一些群众自动排成横排，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冲向小灰楼。上万的群众推选了四个代表(两位工人、一位中学生、一位大学生)进楼谈判。代表们提出了三项要求：
(1)归还全部花圈；
(2)释放被捕的保护花圈的群众；
(3)保障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