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23则批示。这是毛泽东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在中央办公厅，军委办事组，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等文电上所作的部分批示和修改的汇编。这些批示着重批评和纠正了“文革”初期外交工作中的极左错误。
“文革”开始，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就乘机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煽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甚至想篡夺外交工作的领导权。他们先是诬蔑建国后17年外交工作执行了一条所谓“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然后广造舆论，煽动一些造反派冲击外交部，揪斗部长陈毅等各级外交领导干部，使他们无法工作。还把中国驻外的大使几乎全部调回国内，名之日参加“文化大革命”，实则回国后便遭批斗、打击，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被打乱。与此同时，某些外交工作人员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极力推行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不顾政策地四面出击，使外交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偏离了正确轨道。当时，康生曾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出发，便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过分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导致对外宣传和外交中出现强加于人、斗字当头、唯我独革等盛气凌人的不良情况。我国有的驻外使馆还在国庆招待会上，不顾驻在国的反对，硬在讲话中点名指责另一个国家。有一些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滥发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并在对外宣传中大讲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甚至贴出图片。这些做法，不能不引起驻在国人民和政府的困惑、不解和不安。因此，在“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同我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同我们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显然是由于我方涉外人员自作主张，违反外事纪律而引起的。这就使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受到了损害，外交工作处于被动境地。为此，毛泽东十分重视，柏继作了一系列批示，要求纠正这些极左的错误做法。这些批示从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其主要内容包括：
(1)196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作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后来又说：“我在1938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2)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同年3月10日，对关于开好1968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首要任务”之后，毛泽东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3月12日，又在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将“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段话删去，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3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过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3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4月6日，毛泽东在中联部、总参谋部起草的一个涉外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甲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个字删掉，并批示：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3)1968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上批示： “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以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的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9月，又在《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初稿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4)196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上批示：“去掉第1l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第ll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5)1969年6月，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社论稿上“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4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9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6)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中联部的一个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过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规，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7)1971．年2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载《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第4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毛泽东批示：“第4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和修改意见，批评了“自吹自擂”、“强加于人”、说空话等不良风气，提出不干涉外国党的内政，克服大国沙文主义等思想，纠正了林彪、江青一伙搞的极左做法，对处理好我国的对外关系，恢复党的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作风，发生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