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事件指1972年12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反映自己下乡子女生活困难，毛泽东亲自复信一事。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这一号召，满怀热情地投身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到1973年上半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达到800万，他们中绝大部分被分配到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十分艰苦的贫困山区和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一段时间，知识青年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并有少许生活补贴费用。后来，知青就与当地农民一样自食其力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业生产水平极低，许多地方都是终年辛勤劳动，而所得甚少，相当多的知青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得不到足够的口粮，劳动一年倒贴10元、百元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严酷的现实给知识青年以沉重的打击。虽然绝大多数青年曾满怀热情奋斗过，希望靠自己的双手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但在当时极左路线指导下，政治运动不断，形式主义盛行，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农村愚昧、落后现象触目惊心，一些品质恶劣的干部迫害知青现象屡见不鲜，加之多年的“阶级斗争为纲”，执行“宁左勿右”的政策，凡出身不好或家庭有问题的知识青年更承受着非同一般的精神压力。这一切给知识青年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1969年以后，一些有门路、有靠山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离开农村参加或调进城镇工作。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后，又有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上大学，但这样的知青毕竟是极少数。普通家庭子女除个别有幸上大学或进城工作外，只能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衣食住行靠父母接济，而他们的父母又属于收入低微的阶层，再加上这一层负担，生活日渐拮据。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台的。李庆霖原为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降职降薪到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其长子李良模是68届初中毕业主，1969年到本县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那里是山区，自然条件差，粮食产量低，在最好的年景里只能分得100多斤粮食，终年参加劳动而没有一分钱收入。插队多年还借助在农民家中，生活一切开支，如看病、理发、添置衣物全靠家里支持。1973年，李庆霖又一个孩子将初中毕业，是否让他再去上山下乡，前车可鉴，李庆霖心中矛盾重重，不敢再想。1972年12月20日，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他在信中如实反映了其子女上山下乡后的生活困境，以及知青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招工、招生、招干方面走后门的现象。信中说：“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给李庆霖写了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很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各地进行传达学习。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8月4日，中央转发了国务院的报告。
毛泽东给一个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师的来信亲自作答并寄钱一事在全国传达后，李庆霖立刻成了各方注目的特殊人物。他的身上很快被戴上各种花环和重要领导职务。他入了党，担任了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后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还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他的大儿子李良模也人了党，担任莆田县荻芦公社他所在农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团支部书记。
李庆霖出名后，“四人帮”把他捧为“反潮流”英雄。李庆霖自己也接受了这种“荣誉”，并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一文，大谈“反潮流”的体会，开始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四人帮”被粉碎后，李庆霖被捕入狱。
李庆霖在1972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敢于直言上山下乡知青的困境，反映广大知青及其亲属的心声。尤其是该信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引起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知青的待遇，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是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