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笛卡尔自然不承认感觉就是美，但他认为完善的感觉就是美。怎么才能使感觉趋于完善呢？显然，单靠感觉本身是不可能的，他需要理性原则的规范。所谓完善性，“就是各个部分对整体都给予以认可而不予以对抗的时候一个整体的性质”。这实际上就是整体和部分之间“有比例的”、“协调的”、“均衡的”完善结果。笛卡尔在《论巴尔扎克的书简》里，谈到了整体与部分的和谐问题。他说：“这些书简里照耀着优美和文雅的光辉，就像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身上照耀着美的光辉那样，这种美不在某一特殊部分的闪烁，而在所有各部分总起来看，彼此之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没有哪一部分突出到压倒其他部分，以致失去其余部分的比例，损害全体结构的完美。”笛卡尔在这封信里，还指出了文章通常有的四种毛病：第一是词语华丽，思想肤浅；第二种是思想深刻而文词晦涩；第三种是想要朴质说理而文笔粗糙生硬；第四种是片面追求形式的绮丽纤巧，玩弄语词游戏，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笛卡尔认为，巴尔扎克的文章之所以优美，就在于克服了上述这些毛病，使其文笔显得高度的纯洁和清晰。这里的清晰，就是用词来充分表示这个和那个材料，清晰的观念就是一个十分明确、界限分明的观念，可以相当充分地用通常的符号传达给别人。笛卡尔显然是在把优美的文章纳入其“非常明确、非常清晰”的理性准则中。在笛卡尔看来，只有清晰明确的才是真的，只有真的才可能是美的。这样把真和美统一起来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如笛卡尔就是通过简洁、清晰的优美笔调来描述他深刻的思想，这似乎也成了法语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种重理性、重求真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又束缚了人的感情和想像的发挥。我们从以后的新古典主义的文章中就能看到这种缺陷。
第三，诗与想像。笛卡尔认为文艺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想像的产物。但诗歌与想像之间并不没有任何联系，因为诗人在写作中离不开想像。想像作为人的内在观念，与外在物体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并不是外在物体，更不是对外在物体的简单摹写。想像先于外在物体，“因为不管我想像一只山羊或一个怪物，在我想像上同样都是真实的”。“只要我想我是神秘感东西，他就决不能使我什么都不是。”关于想像与外在物的关系，笛卡尔认为，“即使我想像的那些东西不是真的，可是这种想像的能力仍然不失其为实在在我心里，并且成为我思维的一部分”。笛卡尔的这一思想在英国思想家科林伍德的《艺术哲学新论》中也有论述。科林伍德认为，“就艺术来说，对象是想像中的对象，不是真实的对象”。就比如作家写诗，往往是受现实中某一对象的启发而想像出来的。“因此，想像中的对象不是不真实的对象，而是我们无需询问其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对象”。真实的东西必须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中，而想像的东西则是“嵌入虚构作品中的历史片段”，它中立地包含着事实和虚构的成分，艺术家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自由的想像和虚构。
作为想像的诗歌艺术如何能给人带来愉快呢？笛卡尔试图从心理学方面予以解释，笛卡尔说，当“我们想像自己享受一种幸福时，这种想像本身虽然并不包含愉快的感情，可是它却使血气由脑中进到这些神经所在的筋肉中；到了那里，再这样地把心脏中的脉空扩张以后。它就使这些细微神经在自然途径下运动起来，因而产生愉快的感情”。笛卡尔认为尽管诗歌离不开想像，但诗歌的写作仍然必须遵循理性原则，清晰明确、简洁生动。只有在思想中想得清楚的东西才可能表达得清楚，但想像的观念在人的头脑中虽然存在，但往往是不很清晰明确，所以诗歌不可能是科学，它可以使人愉快，但不可能使人得到真理。
笛卡尔的美学思想直接影响了法国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学中的理性主义原则，即强调美的“清晰明白性”；另一方面是美的主体性原则，坚持强调人的审美的天赋能力。到了18世纪，由于坚持笛卡尔理性主义美学原则和古典主义精神，法国当时美学的重点是与认识论相联系的艺术论。如克劳萨斯（1663—1748）于1715年首先用法语写成美学专著《美论》，就是根据笛卡尔流派的真实原理对美进行客观研究，同时他还注意了美的主观方面，致力于阐述美的心理现象。他认为美的原理是多样性、统一性、规则性、秩序、比例等，这些观点无疑都受着笛卡尔思想的影响，有些就是笛卡尔理性规则的具体表现。如统一性、规则性、秩序、比例等，这些东西笛卡尔在他的著作中也早有说明。
杜博斯（1670—1742）在其《诗画论》著作中，也坚持“真实即美”的原则，认为艺术是情感的幻影，是对人的欲望的消解。他在强调艺术的“逼真”的同时，相对地忽视了艺术抒情的一面。笛卡尔的美学思想甚至对后期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4.笛卡尔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17世纪是个理性主义的时代，笛卡尔的思想在这个时代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它与新古典主义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上。所谓新古典主义是指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学思潮和艺术理论。他发源于17世纪的法国，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瓦洛。
一个时代的思潮往往是由多种学科构成的混合体，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中，哲学为文学艺术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而文学艺术表现着哲学思想并为其提供具体的材料。在17世纪，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与新古典主义都是这样。
它们生活在相同的历史环境里，其面临的历史使命都是要摧毁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做思想和舆论的准备。当时在欧洲有代表世俗资产阶级的皇权和代表封建势力的“教会”的权力，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就是要通过怀疑解放思想、利用理性反对信仰，把“我”作为认识的支点，强调人和人的理性在世界中的价值和作用，笛卡尔的这些哲学思想对新古典主义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布瓦洛《诗的艺术》就是运用笛卡尔的理论写作而成的，在此书中，他重视理性排除或贬低感觉在文学中的作用。他呼吁诗人：“首先需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莱伯针对当时艺术创造领域的混乱状态，认为应该消除艺术中感情至上的思想，主张一切必须服从理性的支配。布瓦洛在其《诗的艺术》中更是强调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以理性为对象，只有理性才能给作品带来价值和光芒，“诗的一切要受理性的指挥”，惟有理性才能“把善和真与趣味融成一片”，我们的艺术创作必须“凭理性判定是非”，“凭理性从善如流”。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布瓦洛也注意把艺术的触角延伸到自然和人的领域。他认为艺术是通过对自然的摹仿来达到取悦于“人”的目的，这就抬高了自然和人的地位，特别是人的地位。他们崇尚崇高、反对鄙俗，强调文学创作中的理性、规范和秩序等，著名的“三一律”就体现了文学艺术要符合国王君主专制的需要，即一切要服从理性、一切要有法规、一切要规范化等，布瓦洛在《诗的艺术》第三章指出：“理性要求我们保证遵守其法则，而我们只想使演出合于艺术的要求，希望由于演出中每一幕的故事发生在同一天和同一个地点，剧场会始终坐满。”具体到剧情分布上，就是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的充实。这种形式化的格律规范又束缚了人们的创作活动。
布瓦洛认为，评价作品的标准是看作品流传的时间，“实际上只有后代的赞许才是可以确定作品的真正价值”。“一个作家的古老对他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标准，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给的长久不断的赞赏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证据，证明人们对它们的赞赏是应该的。”笛卡尔和布瓦洛都重视人在作品评价中的作用，布瓦洛的“后人赞赏”比起笛卡尔的理性规则，显然又包含了一些感情的成分。另外，在表达形式上，古典主义都努力追求表达的朴素、得体和自然，“朴素”被视为“艺术”的理想，“得体”是与人的社会行为相一致，“自然”虽然与理性等同，但也表示文明时尚，这就在一定程序上冲击了笛卡尔主义的理性原则，这也说明新古典主义对笛卡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新古典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他们所坚持的思想是以笛卡尔的哲学理论为基础的，他们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笛卡尔的哲学所发挥的作用是统一的。他们在强调理性的同时都忽略了人的感情和世俗的现实生活，在解放人的同时又用理性的教条规范人，在反对教会统治的同时又支持国王的封建专制。
5.笛卡尔的教育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7世纪中叶，虽然英国已经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法国仍然处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天主教的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居于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缓慢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的矛盾逐渐开始激化。其斗争是通过宗教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思想和教育界，代表着封建制度的天主教依靠其宗教组织耶稣会，对具有革新精神的新教派别如胡格诺派和詹森派进行残酷的迫害。结果，18世纪初，随着胡格诺派的起义被镇压，大批胡格诺派教徒逃亡国外。1709年，詹森派的修道会被解散，修道院被拆毁，教徒们也难逃流亡国外的厄运。
双方的思想斗争也在教育战线上激烈展开，作为正统天主教的耶稣会，致力于“特别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以便把他们从新教的“精神污染”中拯救出来。当时文艺复兴和科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耶稣会不是从正面直接反对，而是要通过教育把文艺复兴精神和古代经典纳入服从基督教理想和教会之中，将产生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新个人主义引导到为上帝服务。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对教育进行改革，试图把耶稣会目的和当时最优秀的教育思想相结合。
为了通过思想教育争夺更多的信徒，各宗教派别纷纷把注意力转向了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吸引更多的人，再在学校教育中贯穿各自教派的思想。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当然还应归功于世俗的力量，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推进世界的进步。人们迫切希望摆脱中世纪以来繁琐的、让人难以琢磨的经院教条，而是将古代传统、骑士的感情和基督教精神结合在一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一种全新的人：具有古希腊和罗马的优美表达方式和清新的思想、骑士的情感和耶稣会的虔诚。
笛卡尔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当时享有盛名的耶稣会学校——拉弗莱舍学院。
笛卡尔的教育思想是与教育改革的时代大潮密切联系，他对教育的反思更多地是来源于他所受到的教育。
笛卡尔的教育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他对过去学校教育的反思，二是他对探求真理的方法的追求，三是他个人的实践活动。
笛卡尔在其早期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和自传体的著作《方法谈》中，就对自己过去所受到的教育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人们不应该把科学和技艺等量齐观，技艺是与人的身体的特定运用和习惯相关，而科学属于“人类的智慧”，“我们必须相信，一切科学彼此密切联系，把它们统统完整地学到手，比把它们互相割裂开来，更为方便得多”。笛卡尔把科学和技术分开，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要求对科学知识体系加以完整的理解，这就反对了传统教育宗教至上的原则，也有别于经验主义者过于注重技能技术培训的倾向。当然笛卡尔并不是走极端，他只不过认为，完整的学习科学知识，培养人们的良知比其他两者更重要而已。因为在笛卡尔看来，“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而且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运用良知的方法，我们就能“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
尽管学校当时已进行了改革，但笛卡尔对学校当时的课程设置还是很不满意，在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等科目中，笛卡尔比较喜欢几何和代数，因为“算术和几何研究的对象既纯粹又单纯，绝对不会误信经验已经证明不确实的东西，只要算术和几何完完全全是理性演绎而得的结论。这就是说，算术和几何极为一目了然、及其容易掌握”。笛卡尔认为，教育的起点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应从最简单、最明确的东西人手，而不要一开始就研究那些“晦涩不明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轻视一切容易的事情，专一研究艰难的问题”的做法无异于浪费时间。
对于所选修的科目，应看它是否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良知和增长人们的知识。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笛卡尔特别反对当时已被滥用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认为“应该予以唾弃”，认为三段论只能增加辩论的技巧，不能增长人类的知识。
他反对后来卢梭的自然教育法，认为“对于年轻人，不可以听其自然，放任自流”。希望他们能得到教师的指导。但对教师的教导也不能盲从，因为“教师们每每是彼此冲突的，他们之中谁都未必总是教给我们最好的看法”。对于典籍和权威也是如此，他一方面认为“必须阅读古人的著作，因为……既有利于获知过去已经正确发现的东西，也有利于知道我们还必须竭尽思维之能事以求予以解决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典籍保持警惕。他说：“我自幼受到典籍的教育，因为我听信了人们的话，认为靠读书就可以对一切有益于人生的东西得到一种明白而且可靠的知识，所以我怀着一种极大的欲望去学习典籍。可是当我全部修完这些课业……觉得我的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怀着对旧的教育体制的失望，笛卡尔决定走出校门，去读世界这本“大书”，他游历各地，遍访各国宫廷和军队，与各种人打交道，“收集各种经验，在命运提供给我的那些际遇中考验自己，并且随处对遇见的种种事物注意思考，即便从中获得一些好处”。在笛卡尔的这些学习实践中，他注意把书本知识和个人的亲身实践结合起来。对书本和权威，他认为应该读书而又不拘泥于书，对于个人实践，他认为应该走向世界，亲身实践，但又不能沉没于现实世界，不能被感性的经验和种种习俗所迷惑，要对其进行“思考”，“用更多的心机和技巧”来辨别真假，这样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好处，即增长良知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