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最典型的交易。忽必烈于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后不久，便迅速犒赏了拥戴有功的幼弟旭烈兀：册封他为“伊儿汗”，这样，黄金家族的四大汗国全部“到位”了。
在突厥语中，伊儿汗的意思就是“从属汗”，事实上，伊儿汗国与元朝的友好交往，一直因为这种名义上的从属关系而长期存在和发展。
那个时候的波斯和中国之间，人员交往与物资流动非常活跃。黄金家族的两大政治实体，不仅瓜分了帝国最为辽阔的疆土，而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文化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其丰厚。1265年旭烈兀去世后，他的儿子阿巴哈直到1270年接到他伯父忽必烈的授命诏书后，方才敢于正式宣布继位，并举行了有帝国中央政府官员参加的登基大典。
那时，忽必烈正在加紧进攻南宋，阿巴哈专门派去了“回回炮”制作专家，为元军制作大炮，为忽必烈统一汉地帮助巨大。忽必烈和元朝历代皇帝，都曾派出大批汉地的医生、工匠前往波斯，协助伊儿汗国修建都城、为伊儿汗室和当地贵族王公们治病疗伤。
现在伊朗还保存有当年阿巴哈发布的文件，上面清晰地盖有忽必烈赐予他的汉字“辅国安民之宝”的玺印；伊儿汗国在波斯的统治中所使用公文的行文格式，均采用了中国传统方式。
连伊儿汗国当时在波斯发行的货币，也是完整借鉴于汉地，有着浓厚的汉文化信息。他们曾经发行的纸币叫“钞”，是从朝廷派往汗国担任丞相的孛罗先生根据汉地的货币发行的，并且上面印有汉字，连发行制度也是由朝廷派人到汗国帮助制定的。
伊儿汗国直到旭烈兀的重孙子、阿巴哈汗之孙合赞汗时，汗室成员和侍从们中间还有不少会讲汉语的人，合赞汗本人的汉语就非常流利，元朝使节到来时，他能不用翻译就和其中的汉族官员进行交流，他的眼疾也是被汗室中的中国医生用针灸治愈的。合赞汗还命人把中国古老的中医典籍《脉经》译成波斯文，名为《伊儿汗的中国宝藏》，此书现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中。
合赞汗的弟弟完者都汗继位时，元朝还专门赐给他一枚刻有汉字“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方印，那时已经是1304年，即伊儿汗国立国近半个世纪后的事了。伊儿汗国模仿汉地的驿传制度，在汗国境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邮传和驿站，从而大大方便了国民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与人员交往。
那时的波斯湾和中国的泉州与广州之间，海上的商路闪现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商人和波斯商人的身影。忽必烈还把大批波斯人引入中国，有些被任命为政府管理人员，有些被鼓励经商，这些人有力地促进了两地文化和物质的交流；陆上丝绸之路经过多年战乱后，也被两国人民恢复起来了，马匹、珠宝、狮子、药物，林林总总的货物，徜徉于两地之间，为广大人民互相了解对方、不断增进友谊提供了良好的媒介。
汉地的波斯人还是当代中国回族祖先中重要的血统成分，今天中国回族的经堂语中就有很多的古波斯语辞汇，蒙元帝国通行的三种官方语言（汉语、蒙古语、波斯语）中就有波斯语。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大量波斯人在中国的广州、扬州、泉州等地经商定居，到元朝以后，更是随着元朝和伊儿汗国长期密切的主从关系，波斯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地来到中国并定居下来。
在汉地定居的波斯人中，一部分是帝国初期来到中国的商人，一部分是旭烈兀西征时送来的俘虏和工匠，还有一部分就是伊儿汗国与元朝后来交往中移民而来的。这些波斯人和其他穆斯林如阿拉伯人、突厥人一样，在汉地定居多年后，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他们的子孙深受华夏文明的熏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了，并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元朝修建大都北京，初步奠定了这座城市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棋盘式城市布局，一个是以中轴线划分、东西对称，这个格局历经近800年依然保持着。而当年创造性地策划和设计北京城市的工程师中间，就有好几位波斯人；在世祖时代，受伊儿汗国委派来到大都北京的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专门为黄金家族制作了精美而精确的天文仪器，从而引起了忽必烈等人的好奇，并下令设立“回回天文台”；在举世闻名的元曲作家中，祖籍波斯也不乏其人。
具有深厚文明传统的波斯人，在立国修史方面堪与汉族媲美。伊儿汗国很早就和帝国一样，在政府中专门设置了修史机构和史官，来自汉地的史学家和波斯的史学家通过密切的互相交流和相互印证，以严谨的治学和考据态度，分别出版了各自的史学专著，如波斯人拉施特在中央政府派到韩国的专家型官员协助下写出了著名的《史集》，至今都是研究黄金家族和蒙元帝国历史必不可少的珍贵史料。
七八百年前，黄金家族在不经意间，为中国文明和波斯文明架起了一座交流之桥，极大地推动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乃至血缘的交融。祖上具有波斯血统、出身于汪古部景教徒家庭的著名元代文学家马祖常曾经有诗云：“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当是充分反映了那时汉族、波斯两个民族友好往来的盛况。
（由于本人对以上问题没有专门研究，提不出太多的修改意见。请作者本人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