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角度来看，明朝虽是“土木堡之变”的最大牺牲者，但绝不是最大的失败者。也先，这位出身于西蒙古瓦剌部的权臣，恰恰中了乐极生悲、物极必反的谶语。
1451年（北元岱总汗二十七年、明代宗景泰二年）开始，自恃兵强马壮、在“土木堡之变”中为北元立下汗马功劳的也先，已不满足于“功高盖主”，而是欲“求大元皇帝（并）一统天下”，先是逼迫自己的妹夫岱总汗脱脱不花立其子、即也先的亲外甥“为太子”，遭其拒绝后勃然大怒，与岱总汗兵戎相见，岱总汗大败后逃到郭尔罗斯部（即岱总汗当年为作大汗趋炎附势而娶也先妹妹、从而“休”掉的前妻之娘家）后，被一直怀恨在心的郭尔罗斯部首领、岱总汗的前“岳丈”彻不登杀死。
也先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453年（明代宗景泰四年），召集蒙古各部召开忽里勒台大会，用刀剑强行把自己推为蒙古大汗、北元皇帝，称“大元天圣大可汗”，并定年号为“添元”，这是北元历史上著名的大事件。其一，黄金家族自太祖成吉思汗以来，首次不得不将汗（皇）位拱手相让给没有血缘关系的藩属部落瓦剌部，其二，是北元在天元皇帝脱骨斯帖木儿立年号“天元”后近200年无史载年号以来，重新确立了与中原相同皇权文化标记的年号。
但是也先使用武力完成的蒙古各部的统一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他虽然在军事领域是当时北元和明朝几乎无人可匹敌的战将，而且是一位善于使用权术、对复兴蒙古有极强责任感的北元时期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但是古语说得好：凡事都要有天时地利人和，方有可能水到渠成。
先说天时，即今天所谓的战略，也先虽然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但是缺乏战略思想，表现在急于求成、忽视了号令天下的军事力量以外的必要条件，比如，虽然黄金家族退出中原已经近100年了，但是在草原蒙古人心目中，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依然是他们民族的英雄和图腾，广大蒙古人民仍然很难接受非铁木真的子孙的统治；再比如，当时的岱总汗虽然远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文治武功，但因为拥有“正宗”的黄金家族血统，善良朴实的蒙古人也很难接受铁木真的子孙也先追杀而身亡的下场，所以人和上，也先也不具备优势；从个人修养上，也先汗过于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小团体利益，以致连自己出身的本部瓦剌部群众都起来反对他，更罔论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黄金家族后裔诸王了。
也先在地利方面也没有什么更大的资本，瓦剌部固然在明朝对黄金家族所在的鞑靼部的不断进攻中强大起来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黄金家族后裔具有影响力的地域仍然是巨大的，漠北、中亚地区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是黄金家族的后裔，无论宗教信仰和文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们多数都认为自己从属于黄金家族，是铁木真的后代，因而毫无疑问地支持同属黄金家族的鞑靼部。
所以，也先称汗可谓犯了“大忌”。1455年（北元添元三年、明代宗景泰五年），在岱总汗生前深得信任的瓦剌部另一位大酋、北元知院阿剌，因为不满也先种种做法而起兵，最后大败也先汗，他不得不仓皇逃往永谢布部。结果，已经“虎落平川”却依然不改飞扬跋扈毛病的也先汗，于1456年（北元添元四年、明代宗景泰六年）被一怒之下的永谢布部首领布浑杀死。
也先汗的孩子们在以后与以鞑靼部为基础的黄金家族后裔们，为了汗位和北元的实际控制权，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内战；权臣当道，君弑臣、臣杀君的情况层出不穷。其间，北元和大明之间倒是基本上风平浪静，因为明廷也没闲着。那位昏庸的明英宗，是个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主儿，1457年（北元乌可克图汗二年、明代宗景泰七年），在那位当年曾经俘虏并羞辱过自己的北元天盛汗也先被杀死一年后，明英宗成功地把帝位从自己弟弟明代宗手中夺了过来，并改景泰七年为天顺元年。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听起来不怎么舒服，但用在明英宗和他的儿子身上，倒还真有些道理。1464年（北元乌可克图汗九年、明英宗天顺八年），英宗死，他的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这位皇帝是继其父明英宗昏庸治国之后，明朝全面走向衰败的开始，他一生沉湎于所谓的佛学仙道，沉迷于声色货利，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在他的手里变成了坑害忠良贤正者的工具。
与此同时，北元从也先汗及其父亲脱欢以朝廷太师名义把持朝政，不仅开创了忽必烈以来太师“有名无权”的局面，一跃而成为蒙古人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当权者，而且，开创了西蒙古人（主要指瓦剌部，即铁木真时代的斡亦剌部和后金时代的卫拉特部）操纵黄金家族和蒙古人的历史。
瓦剌部从岱总汗开始，长期垄断北元汗廷的行政、军事和监察大权，其到达鼎盛的标志就是也先篡位并称汗达三年，瓦剌部在蒙古人中的兴盛，伴随的必然是黄金家族在北元的衰落，而黄金家族要夺回旁落已久的汗（皇）权，就必须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政治情况。
积重难返的北元北部斗争，幸运地遇到了同样面临内部诸多问题的明朝，或者说江河日下的明朝，庆幸巧遇了北元黄金家族与瓦剌部权臣的激烈斗争，否则，以北元从也先汗积累的军事实力和“土木堡之变”后对明朝形成的巨大心理优势，或者以明朝幅员辽阔、经济发达，如果各自都没有什么内部纷争的话，那么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就是重新把大规模的战火点燃。
我们知道，尽管也先凭借其父脱欢太师的政治遗产和瓦剌部的强大势力，通过施展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严重打击了黄金家族后裔的正统势力，继而成功策划“土木堡之变”和送明英宗回北京，造成对明廷的强大心理震慑并使明朝皇室陷于内讧，迫使明朝对北元从战略攻势急转直下为全面防御；同时，也先成功瓦解了明太祖、明成组时期为遏制北元而设置的西北诸卫以及兀良哈三卫，到称汗时，北元的控制地区东到大海，西至哈密、吐鲁番一带，连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黄金家族后裔摄于也先的威慑，也不得不对他强作欢颜，讲究正统的明廷为了以示区别，将也先称作“瓦剌可汗”。
但是也先的局限性在于：客观上，分散而脆弱的蒙古人的游牧经济不可能给他提供军事政治支持，加上摄于武力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大批黄金家族成员，依然占据着各部族封建主的位置，在阳奉阴违之余依然伺机东山再起；从主观上看，也先没有迅速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加强对蒙古人的控制，更没有下大气力从思想上解除大批封建主思想上的正统观念，也谈不上获得中原地主阶级的支持，因而他的称汗只能是昙花一现，其在中原恢复故元的理想也只能是痴人说梦了。
处于瓦剌内部争权夺利者和维护黄金家族正统者夹缝中的也先，最终没有逃脱兵败被杀的命运。在他死后，蒙古汗位的争夺又一次出现了白热化的局面，势力依然强大的瓦剌部与鞑靼部为汗位归属问题进行了长期混战，北元进入了被“赛德”（蒙古语，即大官、权臣）专权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