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学者认为，黄金家族以及蒙元帝国的征服史，是对文明摧毁的历史；文化落后的蒙古人，对比其先进的定居文明，以一种嫉妒和仇视眼光看待，以毁灭城市和文化为骄傲，甚至有学者称当时的蒙元帝国处于“文化沙漠”状态。
这个观点我们不能苟同。客观地看，黄金家族在其征服世界进程中，特别在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到宪宗蒙哥汗这段时间，蒙古铁骑所要征服的民族和国家如西夏、西辽、金朝、花剌子模、波斯、欧洲、南宋等地，都是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蒙古人的，对文化落后民族的抵抗自然是非常激烈的，为了达到迅速征服的目的，蒙古人的确采取了比较残暴甚至是毁灭性的做法。
但在黄金家族入主汉地，特别是忽必烈建立了蒙古帝国与中国元朝“二合一式”的帝国后，游牧民族的“文化缺憾”却以极端相反地方式出现了：因为蒙古人的原始信仰中以“腾格里”（天）为大，这样，它对一切有着神秘感的意识形态均能找到合适的接口。加之黄金家族对世界的征服，使各国、各民族人民在一个统一的空间下，获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艺术交流，没任何文明包袱的蒙古人，犹如一张白纸一样，任由人们对其进行文化的描绘。因而，悠久的汉地文明在经历了黄金家族初期的武力摧残后，在元朝反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陈出新，而且有机会和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各种宗教文化进行进一步的交融。
也许正因为蒙古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后，反而造成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各种文化、各种宗教较为兼容并蓄的时代。短短不足100年的元朝，伟大的元曲即是文化交流、兼容并蓄的具体体现。言其伟大，是因为元曲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经历了几千年分分合合后文化不断进步、封建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几千年中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更是元朝作为世界史和中国史上疆域空前辽阔大帝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精彩结晶；元曲是歌舞、讲唱、伎艺、滑稽戏等不同曲艺形式和诗歌、词牌等不同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而且不是简单的集合，是真正脱俗出新的伟大创造；元曲在那个大一统的年代，还随着帝国内人员的流动，远播中亚、欧洲，为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宗教背景下的人文交往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元曲和唐诗、宋词齐名，它固然没有大唐盛世近三个世纪的深厚积淀，也缺乏两宋数百年国破山河在、民心向稳定的政治基础，但元曲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处于元朝残暴的等级制度压迫下的知识分子，面临“八娼九儒十丐”的阶级歧视，他们继承了先朝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在悲情的境地中创造了元曲这一崭新的文艺形式。
元曲是中国元杂剧和散曲的统称。是在北方金朝时的俗谣俚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再早可溯至唐朝。今天还存有小令3800余首，多达450套。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人的元曲巨制，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奇葩，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等名剧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杂剧一般由故事情节、曲词、白话台词等部分组成，一般分为四折，折，既是音乐的单元，也是剧情的自然分野。杂剧全程既有委婉动听的唱腔，也有精彩纷呈的对白，逻辑严密，主体突出，富含历史、文化知识和强烈的针砭时弊功能，形式为大众喜闻乐见，题材又紧扣社会生活，因而具有别的文学艺术所不具备的表现力和恒久的生命力。今天中国的300余个地方剧种，可以说几乎都有元朝杂剧的影子，有些剧种甚至和元代的表现方法都完全一样。
散曲则是可配乐演唱的歌曲形式，在元朝时有表演唱、舞蹈伴唱等多种模式。它主要分为小令和套曲两种风格，前者在一般群众那里以通俗易懂、豪迈奔放见长，在知识分子创作中以典雅脱俗、婉约悠长为高。套曲是在中国隋唐时期琵琶四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每套曲由两支或两支以上不同的曲牌连缀而成。用玩笑话说，散曲是当今卡拉ok以及各种通俗、民族唱法的鼻祖。
在元朝后期，元曲在中国南方演化成为“南戏”，唱腔也出现了诸如昆山（今江苏）腔、余姚（今浙江）腔等具有不同地域特点和演唱风格的唱腔。南戏的剧本创作也有了长足发展，著名南戏作家高则诚的《琵琶记》至今都脍炙人口。《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誉为南戏四大传奇。
从中亚来到汉地定居的康里族人不忽木、畏兀儿族人贯运史和穆斯林人马九皋，都是元曲创作中的大家，他们的艺术成就在元朝已经非常突出，其作品在当时和其他汉族作家的作品一样，在群众中间广为传唱。
科学没有国界，优秀的文学艺术深深植根于百姓中间，也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消亡。同样，元曲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因为黄金家族被明太祖朱元璋赶出中原而作古，而是一直植根于中华民族中间，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