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凤凰已经六年了，我还是不停地被问道：“怎么会想到去凤凰呢？”
的确，从金融到媒体，从华尔街到凤凰，如此的跨越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其实，就连我自己也未曾想象，有一天，我居然会坐在主播台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一做这些年，这份工作竟然还在不断地带给我新鲜感，支撑着我继续前行。
我来凤凰，牵线人是石宁宁，人称石老，我却一直叫他宁宁。
初识宁宁，恰逢凤凰上市。2000年春天，我还是摩根斯坦利的经理，宁宁在凤凰担任财务总监。因为凤凰准备登陆香港创业板，摩根斯坦利和美林、所罗门美邦等投行一起，参加了角逐主承销商的“选美”。
进入投行生涯的第四年，我已经懂得客户资源的重要性。记得我爸说起过，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曾在广院念书，与我爸也算是相识。现在，恭逢凤凰上市，我马上想到动用这层家庭关系，希望借此来敲开凤凰的大门。
我爸妈都是大学老师，并没有四通八达的人际网络。唯独这一次，算是天赐良机。
而且，我爸很少求人帮忙，但这次，他却按照我的设计，首先找到刘老板的手机，然后亲自致电，说明原委。结果是，我没有能够和同事在正式“选美”前拜见刘老板，却第一次见到了宁宁。刘老板告诉我爸，宁宁是上市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和宁宁谈就等于和他谈。
通过了电话，吃过了饭，与宁宁也算是相识了。10天后，我和摩根斯坦利的七八位同事一起，声势浩大地走进凤凰位于九龙红的办公室。
在香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不懂粤语，也从不踏足九龙新界。他们的生活天地只有中环，连铜锣湾都像郊区一般遥远。这些人大多在外资公司从事银行、律师或者咨询等专业工作，要么是彻头彻尾的“鬼佬”，要么就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大陆同胞。
搬到香港后，我也成为这批人中的一份子。当时，红这两个字留给我的唯一印象还来源于小时候看过的女排比赛。记得宋世雄总是喜欢强调，他们是在香港红体育馆为大家做现场直播。
那天，是我第一次到红，第一次迈进凤凰的办公室。谁又能想到，这第一次竟会演变成为日后的无数次？！
会议室里，摩根斯坦利和凤凰的相关人士各自坐在会议桌的一侧。彼此寒暄时，宁宁特意指着我，向刘老板介绍：“这就是曾子墨！”
刘老板连忙转过他魁梧的身躯，笑眯眯地与我握手：“你就是曾子墨啊？曾老师身体怎么样？现在还给学生上课吗？见到他，替我向他问好！”
或许因为初次见面，老板就是一副和蔼可亲、拉家常的样子，所以日后当他真的成为我的老板，我也还是觉得对他的亲切远远超过了对老板该有的敬畏。
虽然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嫌疑，我却不得不承认，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大到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小到凤凰员工的恋爱家史，雅如李白屈原音乐绘画，俗如八卦新闻花边消息，不雅不俗如美食佳肴豪宅盛装，老板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常常好奇，老板的大脑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虽然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老板却精力旺盛，保留着许多新新人类的明显特征。尤其对数码电子产品，他永远是“时尚弄潮儿”。
在凤凰，有许多摄影发烧友，老板和院长（中文台台长王纪言）都属于“高烧族”。早在2003年10月，我随他们去九寨沟，老板就用他的顶级数码装备为我拍下了无数红叶美景，再加上院长用他的长枪长炮为我拍的照片，至今还被我妈认为是我现存的最好照片。
老板还有一个爱好--酷爱时尚新款手机。只要一两个月不见，手机型号必然更新。
去年4月的一天，我和Tiger在北京主持某个颁奖典礼。或许因为会议太过冗长，流程还未过半，坐在台下的嘉宾们就耐不住寂寞了，纷纷拿出手机发短信。在整整一排低着头的部长和着名企业家中间，唯独老板，端坐在正中央，始终面色凝重，神情专注，仰头望着台上。
我和Tiger在后台窃窃私语，纳闷儿极了：手机玩得比谁都溜的老板这次是怎么了？是要金盆洗手？还是专门监督我们两人在台上的表现？
典礼结束后，老板才吐露实情。原来，在颁奖过程中，他把手机放在长裤口袋里，将盲打技术从电脑移植到手机上，不用眼睛，居然只用一只手，就写了数条短信。老板还谦虚地说，这样发出的短信常常音相同，字不对，但对方连蒙带猜，还是八九不离十。
想象着老板并不纤细的手指在小巧的手机键盘上自由地翻飞移动，劈里啪啦地狂发短信，所有人都自叹不如，长吁短叹：这简直比十几岁的拇指一族还要厉害！
遗憾的是，摩根斯坦利当年并没有拿到凤凰上市的项目。但是，和刘老板的这第一次握手，却让我与凤凰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不久，凤凰成功登陆创业板，我也主动自愿外加高高兴兴地成了自由自在的无职业者。其间，我和石宁宁一直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
2000年秋天，我刚从西藏回到北京，在家中意外地接到宁宁的电话，因为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凤凰需要一位从事BD（业务发展）和IR（投资者关系）的专业人士。
因为宁宁的穿针引线，我再次拜见了老板。坐在明亮宽敞的办公室里，老板依旧慈眉善目，闲聊一样地谈凤凰上市，谈我的经历。在那样轻松和坦诚的氛围里，没有人会犹豫、胆怯，我也一样，想都没想，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心里话。
我说，离开摩根斯坦利，就是因为厌倦了金融，BD我可以做，IR我也可以做，但是我更想做的是一份新鲜的、不同的工作，更直接地说，就是真正的电视工作。毕竟，在告别了枯燥乏味的财务数字和通宵达旦的工作方式后，媒体和电视这两个词，对我有着无限的诱惑。
老板一听就乐了：“你会用对编机吗？”
我傻傻地摇摇头，坦白说，对编机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老板还在乐，继续说：“那你连记者都做不了啊！记者可是需要自己剪片子的！”
是啊，老板说得没错，我的确什么都不会！我既没学过一天新闻，又没在报社或者电视台工作过，我会做的只有财务分析，但在媒体，那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不过，说话还是会说吧！”没等我开口，老板便乐呵呵地说，“看院长在不在，请院长过来安排一下试镜！”
院长？试镜？或许是两个全新的名词太陌生，又或许是一切来得太快、太简单，一时间，我竟没太听懂老板在说什么。坐在一旁的宁宁忙向我解释，院长就是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因为曾经担任广院副院长，所以得此称呼。
院长人未到，爽朗的笑声和高高的嗓门就已经先声夺人。紧接着，他穿着鲜红T恤，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边雷厉风行地安排试镜，一边对我说：“你等我们电话吧，让我们的化妆师、造型师好好给你包装一下！”
就这样，短短几分钟内，我竟然成为了即将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候选主持人。
那天，我告辞时，老板拿出一个印有凤凰标识的背包送给我。包的款式是单肩斜背，那几年特别流行。老板笑着叮嘱：“子墨以后别只是背PRADA、LV的名牌，也背背我们凤凰的包！”
而后，2001年1月2日早上10点，在凤凰资讯台正式开播34小时后，我终于在《股市直播室》里露面了。
一个从未做过电视也从未做过平面媒体的人，没经过任何培训，就直接作为主持人在电视上亮相，而且第一次做节目居然还是直播，这样的事情，恐怕天底下只有在凤凰才会发生，这样的决定，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老板和院长才有胆量拍板。事后想想，连我自己都替老板和院长后怕，假如出了什么差错呢？我能及时应对吗？毕竟，那是在对股市进行直播啊！
万幸的是，20分钟里，一切正常！
我身着黑色职业套装，长发被整洁地高高盘起。坐在主播台前，对着陌生的摄像机，我说从今以后，我将会在早上10点、中午1点、下午4点，一天三次在《股市直播室》中与观众见面，告诉大家最新的股市行情和最独到的市场分析。
由此，我的电视生涯正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