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的分数带给爸妈的喜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这让我多少有些不解，一向不太关心分数的他们，为什么偏偏对托福这么在意？
多年以后，爸妈到美国探望我，说起往事，我才明白了他们的用心良苦。原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660的分数就像一张船票，能够把我送到大洋彼岸，展开一段幸福的人生。
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爸妈的一生都充满磨难。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十多年了，但那段非人岁月留下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让孩子们生活在那片新大陆，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心愿。
爸妈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竭尽所能，强忍着思念，送走了我姐和我哥。现在，又轮到了我。
因为我妈被批斗，我爸被下放劳动，姐姐和哥哥小小年纪就背负着黑五类的“狗崽子”之名，被迫离家，寄人篱下，饱尝了世态炎凉。童年的苦涩经历，让他们对留学美国的新生活无限向往。
与他们相比，我却不太一样。我没有经历过波澜，对于在人大念书和北京简简单单的生活，我很知足，也很留恋。
于是，领取托福分数后不久，爸妈就开始了地毯式的狂轰滥炸，极力说服我出国要趁早，留学要趁小。他们时而苦口婆心，时而威逼利诱，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
“托福成绩两年后可就作废了。现在不赶快用，多可惜啊！”
“年龄小，学语言才快！”
“去念本科，才更容易融入美国文化！”
“现在大家都想早点儿出去念书，等你同学都陆续走了，你肯定后悔！”
偶尔，听得不耐烦了，我也会回敬一句：“融入美国文化，你们就不怕我和美国孩子混在一起吸大麻？”
又或者：“现在去美国念书，万一我要带回个黑人男朋友呢？”
其实，黑人有像缎子一样漂亮而有光泽的皮肤，有野生动物一般矫健的身躯，还有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这一切都让我对他们充满好感。当时的话绝非“种族歧视”，它不过是一道挡箭牌。巨大的文化差异让我相信，一旦我的话成为事实，父母大概很难接受。
果然，每每此时，爸妈要么哑口无言，要么一脸无奈。
不过，被“轰炸”久了，渐渐地我还是会心动，会不忍让爸妈的希望落空。最终，我答应他们，尝试着去申请美国的大学。
那时候申请学校，远不像信息时代这样简单快捷。没有互联网的日子，我只能沿袭最老套的方式，骑着自行车，到紫竹院附近的“北图”去查找资料。
“北图”是北京图书馆的简称。今天，它早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家图书馆。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它却是永远的“北图”，因为它就像一个摇篮，所有北京的留学生几乎都从那里起步。
在“北图”的资料库中，国外各大学的专业、介绍、排名、地址，甚至导师的背景都一应俱全。经济条件好些的，可以拿着资料去复印，舍不得花钱的，就只能将那些密密匝匝的小字摊在面前，劳神又费力地逐页抄写了。
我的一位师姐就带着面包和水壶，在北图连续奋战了10天。当她抄下几百所学校的资料，抱着厚厚的7个笔记本满载而归时，才发现眼镜片又要加厚好几圈了。
“北图”的经历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不堪回首。
我早就认定，我要念的大学必须符合两个标准：第一，是名校，否则，放着好好的人大不读，万里迢迢去读个州立大学，太不值得了；第二，必须提供奖学金，因为名校大多是私立学校，一年3万多美元的费用，实在令人望而生畏。
美国的大学分为University和College两类，也就是大学和学院。前者是综合性大学，不仅有本科，还有规模庞大的研究生院和研究机构。地球人都耳熟能详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就属于这一类。
后者是Liberal Arts College，在中国被称为文理学院。它们一般只招收本科生，虽小却精，录取标准和常春藤盟校几乎不分上下。像Williams和Amherst等学院，在美国本土就备受推崇。位于新英格兰的俗称“七姐妹（Seven Sisters）”的七所女校也同样享有盛誉。据说，在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总统中，大约1/3都毕业于文理学院。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统夫人中，更有绝大多数都曾在文理学院念书。像希拉里·克林顿就毕业于“七姐妹”之一的Wellesley College，芭芭拉·布什也曾经在“七姐妹”之一的Smith College就读，不过因为嫁给了老布什，两年后，她就中途辍学了。
每年，极具权威的杂志《Newsweek》（新闻周刊）和《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都会按照综合性大学和文理学院的分类，给美国大学分别排名。评选指标包括学术声誉、财政资源、学生毕业率、师资构成、校友对母校的捐款等等。
在北图潜心钻研了两天，我速战速决地选择了7所既排在前10名，又能给外国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的大学。
坦白说，申请的结果是什么，我并不在意，毕竟对于出国，我还没有太强烈的渴望。和身边那些为了一圆美国梦而呕心沥血的狂热分子相比，我多少显得有些无心插柳。
然而，无心插的柳却真的能够成阴。
几个月后，如同天方夜谭一般，我不可思议地收到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得，这就是幸运之神对我的眷顾。
多年以后，在秦岭深处的偏远山区，我采访了一位小学“代课教师”。长达13年了，他心甘情愿地蛰居于此。尽管与我同龄，他的脸上却刻满了沧桑和憔悴。当年，因为乡亲们苦苦哀求，他放弃了考大学深造，也放弃了打工挣钱。虽然月薪从13年前的53元涨到了现在的103元，却因为农村税费减免，已经有一年多了，他分文未领。因为一个人负责小学五个年级的所有科目，一周五天，一天七节课，长期讲课让他的声带疲劳，嗓音嘶哑。但是，为了让家贫如洗的孩子可以读书，他依然乐观地坚持着。
见到我时，他一脸纯朴的笑容。他好奇地问我在哪个大学读书，声音特别沙哑。当得知我毕业于一所美国大学时，他羡慕地望着我，说：“那你连英语都会说吧？”
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内心百感交集。
因为凤凰的工作，我得以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看到中国的芸芸众生。它让我明白了亲情和爱情，物质和精神，还有求学与工作，生活赐予我的一切是如此弥足珍贵。
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有些时候命运是会特别偏爱某些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