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说过，马陵之战，魏国完败，十万精税损失殆尽，大将庞涓身死，太子魏申被俘，举国震惊。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有一个人敏锐并且及时地捕抓住了这个战机，进一步将魏国打残打惨，惨到什么地步呢？魏国全线崩溃，连首都也跟着走上长征路。
如果此时齐威王够聪明，乘势剑指大梁，两相一合击，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魏国决不会有好日子过，而且极有可能被扫地出局，彻底成为过去式，如曾经的晋国一样。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寻的战机，齐国却后院起火，田忌和邹忌打了起来。经过这么一闹，大将田忌出走，军师孙膑失踪，齐国自顾不暇，也就错失了进一步打压魏国的最佳时期。
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魏国又侥幸地躲过一劫。
而将魏国进一步打残的人就是商鞅。
商鞅的战略意图是：乘魏国新败之余，彻底收复西河地区（黄河西岸，陕西省东部），这样秦国就可以打通东进之路，从而从容控制东方诸国；而魏国一旦丢失黄河天险，腹地无险可守，首都安邑（山西夏县）就完全暴露在秦军的兵锋之下，必然选择迁都。
商鞅对秦孝公说：机不可，时不再来，此帝王之业也。
秦孝公怦然心动，当即同意商鞅的作战计划。
在诸侯国中，第一个有明确的一统天下之意识，而不只是停留在称雄称霸阶段的人，就是商鞅。
我的爷爷曾经告诉我说：一个优秀的猎手，他不能只一味傻等猎物出现在眼前，而应该是寻踪猎物的足迹，主动出击，这才是作为一个优秀猎手的基本品质。
商鞅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猎手，他总是站在战略的制高点看问题，思维敏捷，眼光超前，即有“战略突变”的应对能力－－撞到树上的兔子也捡，又有长远战略的构建能力－－跟踪足迹找猎物，将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前进前进再前进，后退者死。
这就是商鞅带给秦国的巨大转变，也是商鞅的巨大贡献。某种意义上说，商鞅是秦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后面没有“之一”。这是因为秦孝公初见商鞅时，有过一个表态：我只想在有生之年作威作福（及其身显名天下），至于一统江山之类，太遥远了，我等不及。
由此可见，秦孝公并不比见好就收的齐威王强过多少。问题是，商鞅比邹忌强，他逐步帮助秦孝公提高了思想认识，认清了前进方向，深切意识到我秦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换言之，聪明的商鞅成功地将秦孝公的思想，统一到他商鞅的旗帜之下，而不是如申不害一样，将思想统一到韩昭侯的旗帜之下。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价值观内化。商鞅的这种一统天下的意识，恰恰被后来的秦王们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直到获取最后的胜利。
这就是水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平。
如果谁想一睹传说中绝顶高人的风采，我想，商鞅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正是在商鞅的带领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养精蓄锐，秦国终于迫不急待地显露出他的锐利锋芒，山东诸国之恶梦自此开始。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大良造商鞅率精锐部队进攻魏国之西河地区。
魏国派公子魏卬率军抵御。
双方拉开架式，看样子一场恶斗不可避免。
然而就这时，意外出现了。
商鞅在魏国的时候，和魏卬的关系非常好，商鞅灵机一动，想在这方面做点文章。
从私人的情感上讲，商鞅利用友情来做文章，很缺德，很不讲江湖道义。但从全局来看，似乎又无可指责，因为公孙痤就是这样教他的：先国家而后私情。
学成出师的商鞅于是给魏卬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们过去是好朋友，现在依然是好朋友，好朋友相见的地方应该是酒桌而不是战场，那么你来吧，在酒桌上我们把事情办了。
商鞅吃定魏卬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商鞅了解魏卬的脾气是其一，最为关键的是其二：魏国新败于马陵，元气大伤，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再次发起大规模作战行动。
事实上，魏卬也正是这样考虑的：能不打则不打，打了也没有多少胜算。而商鞅竟然主动提出和平解决领土纠纷问题，对于魏卬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这就是商鞅吃定魏卬的地方。
魏卬的部下提出一点担心：万一商鞅使诈，而主帅又轻离指挥位置，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魏卬部下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问题是，此时魏卬的侥幸心理完全控制了理智，而并不全是出于对商鞅的信任。于是，力排众议，决意一行。
可是，这一去，真的坏事了。
酒桌上，商鞅并没有为难魏卬，而是聊得很开心，回忆回忆过去，展望展望未来。
这个未来就是不打战的未来－－双方代表各自的政府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要世世睦邻友好。戏演得相当足，话说得相当好听，或许还歃血以盟，喝了“鸡血酒”了呢。魏卬也一定暗自庆幸此行来对了，替魏国化解了一场危机。
然而，酒酣耳热的魏卬，决计想不到，此一时的商鞅，非彼一时的商鞅了，魏卬的轻率带给魏国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酒席刚撤，商鞅立即端出另一幅陌生的面孔－－早已埋下的伏兵，二下半就解除了魏卬侍卫的武装。还没等魏卬从美酒中吓醒，他已成为商鞅的人质了。
结果再明白不过了，群龙元首的魏军，在秦军的猛烈攻击之下，迅即崩溃。
赵、齐两国也懂得赶时辰，乘机出兵，在东线发起攻击。
面对惨败的消息，糟糕的局面，魏惠王锺胸顿足，气得吐血，后悔当初没听公叔痤的话。可惜一切都晚了，悔之晚矣。唯今之计，只得满足秦国的愿望，才能暂时消停西线的进攻，腾出手来收拾糟糕的残局。
于是，魏惠王被迫割让西河地区请和，吴起一世的功业就这样毁于一旦。
战国之世，臭名昭著的割地求和，自此开始。
自是，黄河天险成为秦、魏两国的共同军事缓冲区，首都安邑完全暴露在秦军的兵锋之下，魏惠王权衡在三，不得已将首都长途迁徒至黄河以南的大梁（河南开封）－－这就是为什么魏惠王又称为梁惠王的原因，深切纪念他在魏国历史上的“卓越”表现。
商鞅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的作战意图。同年，秦孝公封商鞅为“商君”。
自此，商鞅的事业登上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顶点。
附：魏国迁都大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