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说，唐初婚姻崇尚门第，丹阳公主嫁给薛万彻后，总觉得他家非高门士族，且本人又是一介武夫，感到脸上无光，因而不愿理睬薛万彻。薛万彻也自觉惭愧，因此精神萎靡不振。太宗知道此事后，遂把薛万彻召来，当众比武赌物，太宗佯作不胜，薛万彻得胜返回，还未到家，公主已大开房门，派人迎接万彻人内。从此，公主对待万彻愈加亲近，夫妻生活得非常美满。这也可以说是太宗敬才爱才的一段佳话。后人评论唐太宗说：“拔人物不私于党，负士业则咸尽其才。”可谓确当之论。
太宗对李义府的任用也颇能体现他用人的风格。李义府是饶阳（今河北饶阳）人，他的祖父早年曾充任过射洪（今四川射洪西北）县丞，遂家于永泰（今四川盐亭东）。李义府出身庶族，在朝廷中并无任何背景，他因才学出众，文章华美，贞观八年（634年），经剑南巡察大使李大亮的推荐，人长安对策擢第。有一则故事说，太宗第一次召见李义府时，命他试以鸟为题做诗一首，李义府诗的末句云：“‘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刘洎、马周也都上表称赞李义府之才并极力推荐，太宗遂授其监察御史之职，并让他陪伴晋王李治读书。李治为太子后，李义府遂任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当时，太子司议郎来济也以文章知名，与李义府齐名，“时称来、李”。李义府曾因撰写《承华箴》而受到太宗的奖赏，赐帛四十匹，并让他参预修撰《晋书》。李义府后来在高宗、武则天时期，依仗权势，卖官鬻爵，排斥朝臣，后世对他评价极为不佳。对此太宗不应负什么责任。李义府在贞观时期的词臣中的确是才华出众者，太宗看重他的才华而加以任用，是符合他人尽其才的用人方针的。至于李义府的德行，在贞观时期尚不见有任何不好的表现，而且他对人一贯温和恭顺，太宗又不可能未r＼先知，如何能预知他后来的变化！
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利落皆依朕为父母。”这也是太宗人才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历代帝王中，不歧视外族是太宗独有的风范，实在难能可贵在贞观时期的人才群体中不乏非汉族的其他民族将领，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智勇兼备，深为太宗器重。阿史那社尔，以清谨见称。铁勒族的契毖何力，勇敢善战，在征伐吐谷浑的战争中建有奇功。此外还有安国人安月肱汗、薛延陀人薛咀摩支、高丽人高惠真、契丹人窟哥、西突厥人阿史那贺鲁、同罗人时健啜等一犬批蕃将。太宗根据他们的功勋和才干，分别任以朝廷高级将领或地方都督、刺史之职，让他们与汉族将领一样统兵出征或宿卫京师、宫廷。汉夷并用，是太宗广开才路的又一宝贵经验。
为了广开才路，招揽俊杰，太宗还改革科举制度，提高了进士、明经二科的地位，贞观八年，进士科加试经史，使其地位更加突出。科举制的发展为唐朝政府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士人开拓了一条人仕和发挥才智的途径，吸取了大批士人参加科举考试。除了科举制外，在贞观时期还有自举和制举等招徕人才的办法。所谓自举，就是士人可以向州县求举，考试合格后，由州府贡到尚书省接受考试，甚至可以向皇帝自举。皇帝也下诏要求自举或地方官员向中央荐举，制举就是皇帝下诏开考一些科目，以选拔专门人才。如贞观十七年（643年）五月，太宗下诏举孝廉茂才异能，不论是否考中进士、明经，都可以参加制举。这种制科是广开才路的又一个途径，可以补定期科举之不足，给有特珠才能及被科举贻误的贤士逸才以进身的机会，有助于罗致人才。由于太宗通过种种途径广泛地选拔人才，所以贞观时期涌现出了大批方方面面的杰出人物。政治、军事方面人物已经介绍过不少，现把其他方面的人才介绍如下：阎立德、阎立本兄弟，都是贞观时期的著名人物。阎立德是有名的建筑师，贞观初年任主管土木建筑的将作大匠，设计过唐高祖的献陵、唐太宗的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等陵墓、宫殿，构思精巧，风格独特。
他的弟弟阎立本是著名的画家。他的画工精于写实，人物衣服十分逼真，凌烟阁功臣画像就是他画的，可惜已佚。保留至今的有《历代帝王图》（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步辇图》、《职贡图》、《萧翼赚兰亭图》等，后几种均为宋代摹本。
这个时期的著名书法家除了虞世南之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等人。欧阳询充任过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他擅长真行两种书体，以真书为最，风格是平实中求奇险，险绝中求平正，当时人评论他的书法说：“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著名真书作品有《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墨迹现存草书一种《千字文》，行书有两种即《千字文》与《史事贴》。褚遂良充任过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擅长真书，颇受太宗器重。他的书法风格是方圆兼备，波势自然，结体较方。唐人评其书风是“字黑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的碑刻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著名音乐家除祖孝孙外，还有太常博士吕才，《秦王破阵乐》便是他谱的曲。此外，吕才还兼通天文、历史、地理、医学等，曾为太宗撰修过《阴阳书》五十三卷。
在谱学方面有李守素这样的专家，对家谱如数家珍，人称“人物志”；经学有孔颖达这样的大师，曾向太宗讲授经书，并负责编纂了《五经正义》；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有李淳风，他曾注释过《周牌算经》等多部数学著作；在医学方面有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医学名著；在史学方面有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菜等人；文学方面有薛收、褚亮、薛元敬等人。
由于唐太宗手下人才济济，使得各项政治措施得到顺利实施，促成了国家的大治，同时也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史学、经学、天文、历法等各方面都得到相当的发展，为盛唐时期文化、科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把人才因素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驱驾英才，多多益善，并且做到了明于知人，善于用人，爱护人才是唐太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
明经44知人善任，用人不疑
“推心待士，洞然不疑。”
——李世民
唐太宗对待臣下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故君臣能够同心协力，拨乱反正，自古以来君臣相知莫如贞观时期，在贞观时期莫过于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太宗曾经说过：“贞观以前，从我平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无论国事、家事都倚重于魏征，奸人挑拨他不相信，亲近之人不满，他耐心解释，对魏征始终信任不疑。贞观六年（632年）太宗在九成宫设宴，君臣同乐，长孙无忌说：“王硅、魏征过去追随隐太子建成，我看到他们就像仇敌一样，不想今日竟共同参加这样的盛会”。对太宗重用二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太宗说：“魏征以往确实是我们的政敌，但是今日能尽心于国事，我加以重用，就是古代的圣贤也不过如此。魏征每每犯颜切谏，不许我做错事，这是我看重他的根本原因。”太宗提拔魏征担任宰相，魏征数次以患疾为由，请求辞去相职，太宗认为他虽有疾但不算衰老，坚决不同意。太子李承乾为人荒唐，不修德业，太宗又命魏征兼任太子太师，辅导太子，正言劝戒。魏征生活俭朴，宅第内没有正堂。太宗就把本来准备为宫中修建小殿的材料用于为魏征建造正堂，魏征病重之时，太宗知道他不喜锦诱，遂遣中使送去布被素褥，“遂其所尚”。
马周作为一个孤贫落泊的书生，能够进入太宗的宰相班子，古往今来，传为美谈。马周也有“布衣宰相”之称。这也是太宗慧眼识才，善加任用的结果。
马周，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东南）人。他自幼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他聪明好学，尤精《诗经》、《左传》。落泊不为州里所敬，先担任过州学助教，由于薪俸微薄，生活拮据，使他有些玩世不恭，对讲授教学不大尽心，整日饮酒作乐，遭到州刺史的谴责。马周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四处飘荡，先后到过密州（今山东诸城）、汴州（今河南开封），都很不如意，遂愤而西人长安。先是住在长安附近的新丰旅馆。主人看他贫寒，只顾照管那些富商大贾，不屑于搭理马周。马周只好到长安城中住在中郎将常何的家中，当了一名门客，聊以度日。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下诏要百官上书评论朝政得失，献治国之策。于是，群臣纷纷上书，各抒己见。常何自幼习武，不通治国之术，但是他所上的书中共议论时政二十余条，不仅文辞华美，议论也十分精辟，条条都切中时弊。太宗阅后非常吃惊，心想常何乃一介武夫，怎么会有如此独到的见解，便把常何召来询问，常何倒也老实，回答说：“这不是出自臣之手，而是门客马周代臣所写。”太宗认为，马周是一个有用之才，马上派人去召，未到之间，太宗见贤心急，竟一连四次派人催促。太宗与马周交谈之后，深爱其才，相见恨晚，先留他在门下省任职，不久就提升为监察御史，后又升任为中书舍人。常何也因荐贤有功，得到太宗奖赏。
马周感于太宗知遇之恩，勤于政事，竭尽忠诚，向太宗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都得到采纳。太宗曾对人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任马周为中书令，进入宰相班子，又兼任太子左庶子，负责太子东宫事务的管理。尽管马周身兼两职，事务繁忙，但由于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密，“处事平充，甚获当时之誉。”
太宗与虞世南的关系也颇使人感叹不已。虞世南与贞观时期的房、杜、魏、马等政治上的股肱之臣不同，属于文学之士一类的人物，但由于他德行高洁，忠直诚恳，同样得到太宗的重用与赏识。
虞世南是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早在太宗为秦王时就将他待为上客，开文学馆时，他为十八学士之一，由于才学出众，“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贞观七年（633年），被任命为秘书监，负责国家图籍收藏考订及天文历法等事。太宗在政事之暇，常与虞世南一起谈论经史。虞世南趁此机会借议论古代帝王为政得失，讽谏太宗，对贞观时期的时政，“多所补益”。太宗曾对侍臣说：“朕因暇日，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
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太宗还在给魏王李泰的手敕中说；“世南于我，犹一体也。”“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正因为虞世南对待太宗不像一般的文学陪臣那样供奉宫中，以诗文供皇帝消遣，而是处处关心国事，劝谏皇帝多行善政，纠其过失，实际上发挥了一位谏官的作用，故太宗对待虞世南也就敬重异常了。太宗曾经称赞虞世南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辞藻、书翰。虞世南是唐初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太宗却把德行、忠直放在五绝的第一、二位，可见太宗的确没有以世俗的眼光去评价虞世南。虞世南死后，太宗亲自做诗悼念，并把他的画像与其他功臣一同列入凌烟阁。
太宗对李勋的重用很能体现他识才用人的又一特点。
李勋，本姓徐，名世勋，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北）人。隋末为瓦岗军将领，降唐后高祖赐姓为李，于是又称李世劫，后避太宗讳，遂去掉世字，单名勋。武则天时，他的孙子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武则天遂又恢复他家的徐姓，不许姓李。太宗深知李勋的军事才干，即位不久，就任命他为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李勋在并州整顿军队，屡次挫败突厥，“突厥甚加畏惮”。确保了边境的安全。太宗对李勋的表现十分满意，把他视之为国家的长城。有一次，太宗对侍臣说：“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感，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勋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李劫在并州任职十六年，在唐朝征服东突厥、薛延陀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以贤才良将为长城，的确比隋炀帝耗费民脂、民膏修筑长城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后来李勋生病，“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就剪下了自己的胡须为李勋和药。太宗如此关心臣下，臣自然会竭尽心力以相报答，这也是唐太宗善于用人的一种表现。
至于太宗对其他一些人物的发现和重用，如房玄龄、杜如晦、王硅、戴胄、岑文本、褚遂良、长孙无忌、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或在治理国家方面，或在保卫边境安宁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贞观时期的臣僚堪称是一个宏大的人才群体，唐太宗知人善任，以诚待人，又用人不疑，他作为大唐的最高统治者，注意发挥这个人才群体的力量，使每一个人都施展才华，才得以把一个内忧外患严重，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的国家治理得强盛兴旺。
明经45保全功臣，未尝黜责
“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朕则不然，正直之士，未尝黜责一人。”
——李世民
在古代历史上，不少开国君主在如何对待功臣的问题上，大都处理得不甚完美，或残酷诛杀，或猜忌疏远，遭到人们的指责和非议。唐太宗在君主和功臣的关系上，处理得极为得当，君臣关系善始善终，不但使功臣们在政治上、生活上得到了应得的待遇，而且还使其中许多人在抵御外侵，治理国家中继续建立功勋。
唐太宗对待功臣不存私心，不分亲疏，公平坦荡。太宗即位不久，于武德九年九月大封功臣，命陈叔达当殿唱名官读封爵食邑，并说封赏不当者，可以当面提出。”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李神通首先提出异议，他说：“臣举兵于关中之西，首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人，未立军功，却功居臣之上，臣心中不服。”太宗对此大不以为然，批驳说：“义旗初起，叔父虽然首先举兵响应，但主要是出于防止隋朝官吏的加害。窦建德纵横河北时，叔父屡次战败，全军覆没。房玄龄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论功行赏，本来就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皇室宗亲，我难道不知关爱，只是不可以私情滥赏。”太宗一席话，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诸将听到后，互相议论说：“陛下处事公正，对淮安王都不徇私情，我辈如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房玄龄反映说，秦王府旧人中没有升官的怨气很大，认为他们多年奉事陛下左右，如今授官反在前东宫、齐王府人之下。太宗认为，皇帝处事应该无私，这样才能使天下人心服。他进一步开导说：“朕与众卿的衣食，全都取之于民，故设官分职，也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应当选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新旧人为任官高低的依据。如果新人是贤才，旧人为不肖，怎么可以舍新取旧呢？”太宗不以私恩滥授官爵的明智做法，不仅使当时人心悦诚服，也得到后人的赞扬与好评。
